4．足利义政：不大为人知的日本茶道的另类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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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义政没有等到银阁寺竣工，就在1490年以55岁的年龄去世。幸运的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银阁寺来感受他所引领的东山文化。如今，银阁寺也作为古都文物的一部分，入选世界遗产，并且和金阁（寺）、飞云阁并称“京三阁”。

银阁寺的外观和其名字有些不符，其并不是银光闪闪的，而是覆着一层黑漆。有一说是，当初设计时的确计划在外面贴上银箔，但由于幕府财政困难，未能实现；另有一说是，之所以叫银阁，是因为外墙上的黑漆在日光的照射下呈现银色的光辉；还有一说是，刚开始真的贴满了银箔，就像金阁寺贴满了金箔一样，但后来银箔脱落了。不过最后这种说法在2007年1月被推翻，科学调查结果显示，银阁寺一开始就没有贴过银箔。

如果没有弟弟的经济支持，凡·高不可能留下那么多震撼人心的巨作，所以，当我们沉醉于《向日葵》的热烈时也不能忘记提奥的付出；如果没有那些供养人出钱出粮，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在精美的石窟雕像面前膜拜慨叹。一方面，人们盛赞艺术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得不承认，正因为有了金钱的支持，艺术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普及。对于日本茶道来说，室町幕府的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就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艺术上的经济赞助人。

正如人们在日本旅行时所见，银阁寺远远不如金阁寺那般辉煌、那般灿烂，在中国人的印象里，足利义政似乎也不如他的祖父、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那般光芒耀目。从日本的权力史来看，足利义政也确实是一个不合格的统治者，在他统治的这段时间里，足利家的绝对权威遭到瓦解；但足利义政又是一位极富艺术感的赞助人，为后世留下了辉煌的、可以与祖父足利义满开拓的“北山文化”相呼应的“东山文化”——佛教文化与武家文化的融合，日本茶道史也因此发生历史性巨变。

1467年，日本历史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应仁之乱”，京都因此化为一片灰烬。今天，我听到许多日本人感谢“二战”期间美军空袭日本的时候没有空袭京都，因而保留了这座“千年古都”，可我很少听到日本人谴责当年“应仁之乱”的始作俑者彻底摧毁了京都！

“应仁之乱”，彻底动摇了足利家族的统治权威，奏响了室町时代落幕的尾曲，归咎起来，罪责当然要记在足利义政身上。如果不是他放任妒意勃发的老婆日野富子把40多房姬妾赶尽杀绝，就不会因为没有子嗣而立弟弟作为继承人，更不会使得后来他和日野富子的小儿子足利义尚出生之后又在叔侄之间产生残酷的继承权之争。

势利眼的大名们也分成两派，谁也不把将军足利义政的命令当回事，到了1473年冬，深感被边缘化的足利义政干脆舍下他耗费财力营建的花之御所，把政务一股脑儿地丢给“能巴豆”的老婆日野富子，自己躲到小川邸隐居去了。这个时候，他创造出一道日本百姓至今仍然喜爱的“国民餐”之一——“御茶渍”。之所以叫“御”，无非因为这是由将军创造出来的；所谓的“茶渍”，其实就是茶水泡饭。后世人评“御茶渍”——“既可以作为欢愉舌尖的奢侈晚餐，也可以作为抚慰人心的实用轻食”。

话说回来，想过清净日子？没那么容易。三年之后，一场大战把足利义政的花之御所焚为灰烬，日野富子带着儿子来小川邸投奔老公足利义政了。足利义政和“亲老婆”“亲儿子”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1483年，东山别墅落成，为了眼不见心不烦，足利义政又一次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他逃到东山别墅，沉醉于佛经茗茶，一个人寻开心了。

东山别墅，说起来也许读者会觉得耳生，但如果说起“银阁寺”来，一定会恍然大悟。得名“银阁寺”是因为东山别墅的主建筑中有一座二层阁楼——东求堂，一座可以与金阁寺相提并论的建筑。金阁寺有金，银阁寺却无银。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足利义政囊中羞涩，可是，这“无银”银阁寺的东求堂中还有一间“同仁斋”茶室，面积只有四帖半。据说，这是日本第一间面积为四帖半的茶室。这才符合足利义政禅茶清静寂净的审美体验，“东求堂”也因此成为日本的国宝。

在足利义满去世后一度中断了的与中国大明的“勘合贸易”，在足利义政的推动下得到恢复，大批中国瓷器因此运抵日本，许多在今天称为“重要文化财”的“唐物”茶器和画轴漂洋过海来到足利义政的宅邸。

足利义政任命能阿弥为“同朋”，负责筛选和整理足利家族收集的各种来自中国宋元两朝的艺术品，能阿弥把遴选出的艺术品分为上、中、下三大类，又把其中的上品和中品之中出类拔萃者归为一类，统称为“东山御物”。今天收藏于五岛美术馆的著名的“芦屋狮子牡丹地文釜”和充满传奇色彩的“九十九茄子”都是经能阿弥慧眼而入选“东山御物”的珍品。

也正是在足利义政的支持下，能阿弥制定了台子点茶的规范。尽管千利休并不擅长程式繁复的台子点茶，在丰臣秀吉举办的台子点茶茶会上有些取巧地胜出，但他还是无法否认台子点茶的重要地位。南坊宗启的《南方录》中明确记载着他的老师千利休在集云庵的讲话——“茶之汤以台子为根本”。

更为重要的是，足利义政在能阿弥的引荐下见到日本的“茶祖”村田珠光。以往诸位大名借以炫耀掠夺天下财富的茶会，从此为之一转，古朴的民间茶风与高雅的贵族文化结合，一股新的“草庵茶风”风靡起来，日本茶道借此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阴凉轩日录》有这样的记载：足利义政非常喜欢庭院里面的松树。他在银阁寺内铺上白砂满地的“银沙滩”以及由白砂堆积的“向月台”。他喜欢长时间待在向月台上，观白砂起伏的银沙滩、望郁郁葱葱的松林树。每每这个时候，他都会搬出一个圆圆的茶釜，添炭，点水，斟茶，然后闭上眼睛静静地倾听那咕嘟咕嘟带着蒸汽的煮茶声与薄暮中传来的阵阵松风声。此时此刻，让足利义政陷入自弃性的自我忘却；此情此景，让足利义政远离那一场又一场用血洗血的无情战争；此地此声，让足利义政把家庭的烦恼置之度外。足利义政说：“茶汤是我的救星！”

可以说，正是足利义政的“玩物丧志”，为战国时代茶道文化的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或许，这是武家衰亡，茶家兴。这位一手放弃统治权的“昏君”，也是留下了日本最古老茶室和璀璨“东山文化”的艺术赞助人，有人认为日本茶道的始祖应该是足利义政，而非田村珠光，这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