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数字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

数字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对人类社会乃至人本身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同任何一次社会变革一样，首先受到数字化浪潮影响的是经济领域，经济变革再一次引领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进程。

一、经济网络化

经济网络化是新时代的一件大事，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亚当·斯密时代，还是马歇尔和凯恩斯，抑或是哈耶克，从来都没有面对过这样的一个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和陌生人做生意，跨国界的分工从贸易延伸到服务领域、科研领域。就在伟大的科斯以交易成本理论揭示了公司的起源后不久，互联网的发展又将交易成本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维度进行研究，当网络能够以更低的交易成本帮助企业完成一些辅助性工作的时候，企业外部协作成本更低的情况下，传统的大公司是否也将走向拆分和小型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并因此获得了200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面对一个信息传输高度发达、数据极度丰富的时代，信息不对称理论及由此衍生的各种管理理念、管理措施、经营思路也将被互联网的思维颠覆。

自从互联网出现后，经济生活中的诸多领域已经基本完成了网络化转型。电子商务领域的几大巨头，已经将传统商业的业务空间挤压，2016年淘宝的销售额突破了3万亿元，超过世界第一大零售商沃尔玛，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是电商与传统商业实力此消彼长的分水岭。家电零售领域的京东商城更是超越了国美和苏宁，甚至苏宁也早已经将自身的发展定位于“云商”。国美电器曾经是国内第一的家电商场，由于错失了互联网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场家电巨头的市场争夺战中开始滞后。在电商模式起源地的美国，虽然电商发展速度没有中国这么迅速，但亚马逊网上商城在诸多领域依然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生产批发、零售的链条被大大缩短，行业扁平化趋势明显，中间环节的利润变成了消费者的福利，大量零售业利润无法支撑昂贵的店面租金而退出百货大楼。百货大楼的空间被需要亲身体验的餐饮和美容等行业占据，百货大楼变成了综合消费体验空间。

然而，即使是餐饮本身，自身的销售渠道也早已经被网络化。各大电商企业通过多年的努力，早已经渗透到了餐饮的订餐、团购、支付、外卖送餐环节，餐厅从餐饮的销售与体验部门更多地转为现场体验店。

此外，我们的交通出行从售票窗口买票变成了网络购票，通过互联网的即时调剂和车辆调拨系统，网约车、共享汽车、共享单车使得交通工具从私人用品变成了公共用品，大大节约了社会资源，缓解了交通拥堵。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生活场景和工作场景被互联网优化，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远程办公和远程会议也将逐渐成为现实。

经济的互联网化是我们看到的表象，表象后面的实质是数据化，每个场景、每个应用都成为新的数据运用空间和数据来源，而数据的整合、数据的提取和挖掘、数据的研究，都将为改善服务和提升产品助力。

二、万物互联

经济的网络化只是数字化时代的前奏和序曲，数字化时代的最鲜明特征是万物互联。电子商务将生产企业、商家、消费者、物流公司纳入网络体系，从而给互联网注入交易信息、消费信息、支付信息、理财信息、网络搜索信息、地理位置信息、物流信息等各种信息和数据。相对于我们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商业及金融交易中的信息只是众多信息源中的一小部分。

随着传感器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做出足够微型化的各种传感器，从智能手环到人体微循环探测设备，从胰岛素监测到心脏监测，可以预期的是，不久的将来，人体或许也将成为计算机网络上的一个终端，人体的各种生物特征都会以数据的方式连接到网络上。智能汽车、智能家电、智能道路设施、智能航空器，所有的一切都将被接上互联网，为互联网创造数据，同时也用这些数据服务于经济和社会。

三、有规划的新经济时代

从亚当·斯密的时代开始，自由主义者认为，“看不见的手”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市场之手”会自主调节，直至经济达到均衡状态，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下的凯恩斯主义，“市场之手”是会失灵的，需要“政府之手”的介入。苏联、转轨前的东欧等计划经济国家，则更是信奉管制经济。1929年大危机后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各自有过优势。然而在近30年的发展中，自由主义似乎更占优势，“看不见的手”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任何政府的信息都是滞后的，社会主体复杂多样的需求和意志并不能被政府掌握，全部社会主体的自主博弈最终可以让经济达到均衡，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前提。这一论证，在信息不对称的传统经济体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在互联网和数字化的社会中，却未必是最有效率的。在互联网的经济模式下，某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可能不需要经过“过剩—紧缩—适度”的过程，而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加以解决。

我们以大规模定制为例，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MC）的概念出现于1970年，这是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Future Shock》（《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的设想：以类似于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和时间，提供客户特定需求的产品和服务。1987年，斯坦·戴维斯（Start Davis）在《Future Perfect》（《完美的未来》）一书中首次将这种生产方式称为“Mass Customization”，即大规模定制（MC）。大规模定制的本意是平衡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和个性。在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下，大规模定制只是一种生产和营销的组织方式。但是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大规模定制成了需求引导生产的典型范例。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乃至全世界的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设计产品、提出需求，由于用户基数的庞大，以至于任何细微的个性化需求都可能聚合成规模化的生产任务。符合条件的厂商，在产品构思和设计阶段，就开始与消费者和用户进行互动，这保证了产品的适销对路。而“以销定产”和“适销对路”恰恰是管制经济的拥护者提出经济管制的重要理由，因为“看不见的手”虽然有效，但却常常会让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以销定产”和“适销对路”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信息传递和统计手段的有限，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但在互联网和数字化的背景下，却并非天方夜谭。

大规模定制如果与智能制造进行结合，将使得局部有规划的经济成为可能。无论是德国人提出的“工业4.0”，还是中国政府提出的智能制造计划，无疑都会受益于数字化社会。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旨在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通过 “智能生产”和“智能物流”整合社会资源，加上营销端的大规模定制，工业生产将更加有序和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