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犯罪嫌疑人供述动机实证调查
笔者分别于2014年12月赴GD省SZ市、2015年3月赴SC省MY市对看守所500名在押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做了部分访谈。
1.样本情况
（1）年龄情况。在调查的500名在押人员中，未成年人为50人，占10%，19～25岁197人，占39.4%，25～60岁198人，占39.6%，40～60岁的为45人，占9%，60岁以下的为少数。
（2）性别情况。男性为84.7%，女性为15.3%。
（3）文化程度。中小学（包括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为360人，占72%，高中文化程度为102人，占20.4%，大学以上的为38人，占7.6%，以低层次文化为主。
（4）捕前职业。职业情况较为分散，有确切身份的情况首先是无业人员181人，占36.2%，然后是公司企业职工70人，占14%，城市农民工人126人，占25.2%。这三类人员占主要成分。
（5）涉嫌罪名情况。侵财类犯罪占的比例较大，盗窃为155人，占31%。抢劫77人，占15.4%。总体以侵财和暴力、侵犯人的生命健康这几类犯罪为主。
（6）所处诉讼阶段。处于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人员比例几乎一样，各占42%；审判阶段略少占16%。
（7）前科情况。有前科的总体较少，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约占33%。
2.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在设计问卷时根据对供述形成机制的理论假定设置的，通过研究嫌疑人进行供述的动机形成，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8]：（1）研究嫌疑人如何形成其供述动机，及其交代相关行为的驱动力，并在调查问卷中采用“为何交代自身犯罪行为”的表示方式便于其理解；（2）嫌疑人进行供述的诱因，包括主体内因素和主体外因素，主要研究通过缓解犯罪嫌疑人的内心压力是否可以促使其进行供述；（3）嫌疑人个性的自我评价，研究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动机与其个性之间的关联关系；（4）研究嫌疑人被审讯的过程中，分析其外在表现的差异性获得其优势需要的差别；（5）研究其他影响嫌疑人形成供述动机的因素，获得从侦查员主体影响的途径对于嫌疑人形成供述动机的影响。要求被试对每一个问题作出“是”或“否”的回答，未设置中间项，对数据运用spss15.0做统计处理。
3.问卷分析
（1）交代犯罪行为的内驱力（见表15）
表15：交代犯罪行为的内驱力
调查显示有456人，占91.2%的人“期望获得从宽处理”；441人，占88.7%的人“希望得到家人、亲友的谅解和支持”，可见这两个方面为嫌疑人供述主要原因。超过50%的人供述的原因依次是：“想获得内心的平静”“受良心谴责、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人做事一人当”等，所占比例依次呈递减趋势。在前述调查研究中，对于从宽处理的正面答复的百分比远远高于其他因素。由此得出，在被羁押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大多具有强烈的安全需要。没有人可以从情感层面接受法律的严惩，这是因为犯罪嫌疑人由此会受到社会的排斥，从而与原本生活的群体产生割裂，会出现对于未来发展与生存的焦虑，从而有极强的不安全感[9]。在这一心理支配下，犯罪嫌疑人的内心安全需求为优势需要，从而会促使其产生供述动机。[10]第二是尊重需要，表中“想获得内心的平静”“受良心谴责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三个问题肯定回答的百分比都超过了70%，分值较高表明了这一问题。“希望得到家人、亲友的谅解和支持”在肯定回答中排在第二，有88.7%的人有这一需要，即爱的需要。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置身于封闭的、陌生的环境中，人际交往受到很大限制，必然会导致孤独感，更渴望交流、温暖、慰藉等情感。
（2）供述动机形成的诱因（表16）
表16：促使犯罪嫌疑人供述动机形成的诱因
表16中有348人，占72.8%的人供述的原因是“亲友的规劝”，这一影响位居第一。接下来的三个因素分值相近，即“侦查员态度诚恳，帮助分析交代与不交代的利弊”“不说实话内心承受的压力太大”“被害人遭受的痛苦让自己很内疚”；还有61%左右的人供述的因素是来自“侦查员真诚的关心”和“侦查员出示证据自己无法辩解”。总体看，审讯策略方法的使用排在各项因素的后几位，即“侦查员出示证据自己无法辩解”“侦查员指出供述中的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其中有166人，占35.3%是因为“刑讯逼供”而供述，虽然排在最后，但值得关注。
上述结果表明，有归属需要的犯罪嫌疑人对供述以获得亲友谅解有更大的内在动力，在这一因素的支配下“亲友规劝”的影响是巨大的，适时用亲情打动、感化犯罪嫌疑人往往能使其拒供心理发生改变。“不说实话内心承受的压力太大”“被害人遭受的痛苦让自己很内疚”这两方面的供述诱因分值都是60%多一点，说明有尊严需要的被试，对自身的犯罪行为有罪责感和谴责，在其信念体系中尚有良心和道德意识，具有反思能力，因而希望通过说出事实真相来减轻自己的压力，惩罚自己的犯罪行为；有64.9%的人对“侦查员态度诚恳，帮助分析交代与不交代的利弊”做了肯定回答，其影响排在第二，“一般情况下，当侦查人员找到犯罪嫌疑人的突破口时，嫌疑人才会坦白自己的罪行……实际上是希望侦查人员以恰当的方法给他‘指明前途方向’。[11]”可见，侦查人员帮助其趋利避害、指明方向对于犯罪嫌疑人供述与否起着重要的作用。表16中排在较后面的是“侦查员出示证据自己无法辩解”“侦查员指出供述中的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说明审讯策略方法在促使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影响力还有待提高。需要注意的是，“刑讯逼供”对促使犯罪嫌疑人供述也有一定的影响，占35.3%，说明审讯中的非法审讯方法还存在。
（3）审讯中的表现和对自己的评价（见表17）
表17：审讯中的表现和对自己的评价
被试中“紧张恐惧”的占多数，有356人，占83.1%的较高分值，这是一种情绪维度；“冷静”是第二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占48.9%，反映出其理性水平；“心里有数，满不在乎”与“和侦查员争吵”的占少数。可见，嫌疑人作案后，尤其是被羁押审查中的紧张、恐惧心理比较普遍。
（4）被试对自己个性的评价（见表18）
表18：对自己个性的评价
嫌疑人对自己的评价中可以看出“自尊心强”占绝大多数，有404人，占84%，显示嫌疑人在羁押的环境中希望自己的人格受到尊重；一半的人认为自己是“内向的，喜欢把想法憋在心里”，一方面表明部分被试的性格特点，同时也有一些人以此来说明自己拒供的原因；一半的人表示“容易接受别人意见”的人，一般来说，有尊重需要的人也更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同时也会考虑他人的感受。“胆小怕事”和“只在乎自己的感受，而不考虑家人或朋友的感受”占一小部分。
（5）影响犯罪嫌疑人供述动机形成的其他因素（表19）
表19：嫌疑人心目中更能接受哪一类侦查员
侦查员主体因素对犯罪嫌疑人供述动机的形成是有影响的，那么这种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影响力有多大呢？表19显示，对侦查员的性别因素被试的态度倾向性不明显，男性侦查员（52.5%）和女性侦查员（47.5%）差异幅度不大，可见，一般来说被试对侦查人员性别没有特别的要求。而在语言和职务的问题上态度差异较大。从语言看，虽然家乡话易懂，能够起到拉近距离的作用，但绝大部分被试（81.9%）还是认为普通话更好，这是因为审讯是执法活动，在犯罪嫌疑人心目中侦查员代表的是“政府”，执行的是法律，其形象是正面的、严肃的，审讯中使用普通话也更能代表这一总体形象；对于侦查员的职务情况，67.6%的被试选择做了肯定回答，因为有职务的侦查员有一定权限，能说话算数，犯罪嫌疑人更愿意向他们供述，体现出“权威效应”；侦查员的年龄情况从年龄较大的、中年、年轻的肯定回答的百分比从42.5%、32.3%到25.2%，分值呈递减趋势，年轻的侦查员分值较低，这是因为在审讯中年轻的侦查员往往表现出经验不足、急躁、方法简单等，不能赢得犯罪嫌疑人的信任；相对而言，年长的侦查员经验丰富、沉稳，显示出让人既畏惧又尊重和信任的一面，这一点在对嫌疑人的个别访谈中也得到印证。而对于“你认为侦查人员在与你打交道中有多大程度能了解你的想法”这一问题，被试对“完全了解”“了解大部分”及“不了解”的肯定回答分值较低，总体倾向是“了解一小部分”（40.9%），这一分值并不高，未能超过50%，说明实践中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沟通不够，对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了解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