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我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6]

人家问我，你这二十多年怎么过来的？我可以说一点，就是二十多年来，我很少感到空虚。看到别人感到空虚的时候，我很替他们难受。所谓空虚，就是没有信仰，没有追求，好像什么都看穿了，看破了。你们之中有很多人也吃了苦头，但这样看破红尘的人大概很少。可是在生活里，我确实接触了一些感到空虚的人，老年、中年、青年都有。甚至有一些老同志也有这种情形。他们认为自己革命多少年，吃了多少苦，到头挨斗挨整，侥幸活了下来，只求保全性命于乱世，现在平反改正，一个月有二百来元，就这么过吧。可是又孝子有方。前些日子《人民日报》有首短诗，题目是《孝子有方》。在这里“孝”字不是名词，“孝”是动词，是把孝心献给儿女，形容我们中间有些人没有理想，消失了革命意志，一味为儿女尽孝去了。儿女想当干部，便帮助找事情；儿女要房子，帮助走后门；儿女要婚配，帮助找爱人；甚至儿女犯了法，还千方百计找门路说情，心都操到这些地方去了。至于他个人还有什么？没有了，一片空虚。虽然也仍在职，也在做事，却是真正的空虚。他们脑子里没有东西，只求自己日子过好，有个幸福的晚年就算了。我还问过几个熟朋友的子女，他们比较年轻，现在差不多五十岁左右，有的是党员，读过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有一些生活经历。我问他们：“你看我们国家的前途怎么样呀？”他们笑笑，不作肯定的回答。这应算好的，他们还在干着，而且是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最痛心的是我们青年人，他们生不逢时，在“四人帮”统治的时代，身心遭受严重的摧残。“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光明在望，很多青年医治创伤，振奋向前，立志改革，献身四化。但有些青年只看见国家民族的遍体创伤，而肃清流毒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于是，他们产生了新的怨懑愤慨，有的丧失生活的信心，失去战斗的勇气，走向悲观厌世。在悲观厌世者的眼里，什么都不顺眼，什么都不好，全都没有希望。是的，如果我们的社会只有黑暗，没有光明；只有丑恶，没有善良；只有虚伪，没有诚实；只有痛苦，没有希望；那我可能也会悲观厌世的。但是，现实毕竟不是这样的。怎么能帮助我们所有青年人都看得清我们这个国家、社会的可爱从而树立和巩固生活的信心和战斗的勇气呢？我们文学工作者、作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在鞭鞑黑暗的同时，有责任帮助读者，帮助青年去发掘本来就存在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为着确保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很多同志和朋友问我，这二十多年你身处逆境，为什么能活过来，而且活得好呢？我回答说，为什么不呢？这不止是因为我坚信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坚信经历了半个世纪复杂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力量始终是健康可靠的，而且还因为我走到哪里，到处都看到纯朴善良的人民和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我走到哪里都是热烘烘的。即使在监狱的单人牢房里，我精神上也没有过那种凄凄凉凉的情绪。难道我麻木不仁，不懂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当然懂呀，怎么不懂呢？从前我走到哪里，有人跟着跑，鼓掌欢迎；后来我到哪里，人都不敢理我，怕沾我，用不屑的眼光看我。第一次文代会大家欢迎我，第三次文代会就没有人敢理我了，旁人说说笑笑，我天天坐冷板凳。有人对我说“你是不是该发个言检讨检讨呀”；在小组会上讨论“到工农兵里面去”，就有人说不一定要去，丁玲不是鼓吹要到群众中去落户吗？她自己不是也到工农兵里去过吗？可是她还是反党反革命嘛！直到一九七八年，在一位同志的遗作里不是还讥讽丁玲反党吗？这些，我能不懂吗？但是，我不在乎，我相信历史的公正。“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爷投八路。”文坛不能待了，我到基层去，到群众里面去。一九五八年我到北大荒的一个农场，我那个生产队队长是共产党员，参加过上甘岭战斗，复员转业的营长，他和别人谈到我时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呵！”一九七五年我从监狱出来，到了山西，我的右臂抬不起来。好几位医生看了，都说没有办法。我问扎针如何？他们说什么都不会有效。可是，就有这么一位同志，他是搞农业技术的大学毕业生，他业余钻研扎针，在农村经常给老乡治病。他从朋友那里知道我的病情后，每次从农村回家，就来给我扎针。他家离我住的村子二十里，来回四十里，夏天呵，满身大汗呵，我满心感激，中午只能留他吃碗面条。他在家比在我这里吃的好，他不是为着吃才来的。他是党员，那个时候来给我治病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但他为什么甘冒风险呢？他说：“你们说她是右派，我不相信。我自己有眼睛、有思想，我读过她的作品，我认为她不是右派。现在她右手有病，不能写作，别人不管，我来试试。”前些日子他爱人出差来北京，我再忙也要留她住几天。我在困难的时候，人家对我那样；现在党为我平反了，我住在大楼里，不能不理人家了。一九五五年批判我，有人说我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农民进城也在她家住。我心里暗笑，这不是表扬我吗，证明我有农村朋友。现在来找我的也还有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我满以为骄傲，我不会感到空虚。难道一个人不当官理事，不拿钱了，就应该感到空虚么？我二十年没有拿一文钱工资，有一段时间，连生活费也没有。但是在群众里面，我得到了远比金钱更珍贵的情谊。“文化大革命”中，我不能出门买菜、买鸡蛋、买肉。我一去买，造反派就要说我：“你还买鸡蛋呵，鸡蛋卖给你呵！”可是就有人半夜敲我的窗户，说你要什么我替你买，然后半夜从窗户里递给我。我们社会里，正直人多呵。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好呢？首先，得我们爱别人。你虽然不给他什么东西，他也认为你好。如果要给他什么东西他才对你好，不给他东西就对你不好，这样的朋友千万别交。二十多年来，我生活在底层，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我遇见很多很多实事求是、正直、诚实、勤劳、高尚的人，我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同情，很多关心，很多鼓励，很多爱，因此我更爱他们。我在他们中间，什么时候也没有感到过孤独。有人说我没志气，我说不当作家没什么了不起，我当农工，把本职工作干好，也满有兴趣。一九四七年在桑干河畔搞土改，我曾想留在村上当个支部书记，把农村工作搞好。一九五八年到北大荒，我饲养的种鸡又肥又壮，谁走来看了都说好，我心里很高兴。并不是说我需要人家夸奖，我只是觉得我的劳动得到了报偿。“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农场搞家属工作，有一个区的成绩比较突出。县妇联发现后要评为模范，树为标兵。农场党委问我的意见，我认为还不够，成绩还不够巩固。另外有人反对，因为是大右派丁玲在那里搞的。后来在省里开大会，到底树了标兵，上了红榜，登了报纸。农场上下，皆大欢喜，我也觉得很好。

我的体会是，要使自己不空虚，生活过得扎实、有意义，一定要树立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这种坚定的信心不应只是来自书本、旁人的言辞或理论，更应该是自己在实践中一点一滴的长期的积累。要到生活里去，到群众中去，不是旁观，不是做客，而是参加战斗。没有比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更豪迈的事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一定要出现在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