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几位新兵

近年来，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历史学界呈现了生机盎然的繁荣景象，大批青年史学工作者正在迅速成长，令人可喜可慰。

我认识一些有理想、有干劲、有才能的年轻人，这里只介绍四位同志：吴廷嘉、孔祥吉、郭成康、卿斯美。几年来，他们各自发表了十几篇或几篇论文，可说是新露头角，初试才华。他们从事专业、专攻历史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算来只有四五年。但他们焚膏继晷，在短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较大的进步。通过他们，可以看出这一代有为的年轻人向着科学高峰奋勇攀登的矫健步伐。

吴廷嘉是一位勤奋、聪明、热情、开朗的女青年。她攻读硕士学位时，一家五口分处在北京、上海、重庆三地。家务繁重、经济拮据，再加上健康欠佳，可是她以顽强的精神，迎击困难，锐意进取。我初次认识她是在录取研究生进行口试时，她知识广泛，析理透彻，雄辩滔滔，几个考试委员无不感到惊讶和喜悦。她本是科学社会主义系的学生，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入手，后来转入历史专业，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她治学的路子宽广，具有理论概括的能力，思路开阔，卓有识见。她已发表十几篇文章，涉及各种课题，既有历史理论的，也有太平天国和戊戌变法专史的，也有关于形象思维的，她还搞了一段近代经济史。锻炼理论思维的能力，广泛地吸取知识，开阔视野，打好基础，由博而约，深入专业领域，这是她治学的特点。

孔祥吉同样也勤学、敏捷、聪慧、思路清晰，有较好的理论准备。他专攻戊戌变法的历史，长期蹲在档案馆、博物馆里，从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入手，爬梳抉剔，把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奏折原件和流行的刊本详细对勘，找出两者的差异，指明康有为后来对自己的奏折做了重大的修改。过去的研究者只根据经过修改了的奏折，未曾见到原件，因此，对戊戌时期康有为和维新派的评述不完全符合实际。现在，孔祥吉正在整理这些原件，争取尽快公布，他和其他人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将会推动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使我们对康有为和维新派的思想、行动有进一步的新认识。他发表的文章，大多围绕这个问题。辛勤地查阅和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突破一点，穷追根究，锲而不舍，这是他做出较好成绩的重要原因。

郭成康的特点是沉稳、凝重、刻苦、踏实。他专攻清朝入关以前的历史。这段历史有很多未曾利用过的满文资料，他根据自己所攻专业的需要，决心在课程很繁忙的情况下，加学满文，以极大的努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基本上掌握了满文并逐步提高。现已和别的同志合译了十多万字的满文档案资料，即将出版。他写了近十篇文章，能利用满文资料，充分地发挥这一优势，去研究清朝开国时期的八旗组织和政治法律制度。由于掌握了不少新资料，他的研究工作就能够深入到别人所未接触到的新领域。

以上三位青年都是经过大学、研究生，循序而进，获得了硕士学位的。卿斯美则是自学成才的。她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是个初中学生，和许多青年一样，下乡插队，在动荡的岁月中坚持自学，努力不辍，在历史和英语两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她的学术论文，在1981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全国学术讨论会上，得到好评。她是参加这次水平较高的学术会议的少数年轻人之一。她的另一篇论文又在长沙召开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上获奖。

他们各有不同的经历、特性、爱好，比较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发挥各自的长处，说明成才之路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在实践中摸索和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

但人才的成长也有一些共同的规律。他们相同的一点就是勤奋刻苦，不畏艰难，不图侥幸，不贪捷径，顽强地朝着既定的目标不懈地前进。他们在十年动乱中都被夺去了不少宝贵的时间。当历史为他们重新提供了学习机会的时候，他们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繁重。许多基础课程要补习，专业知识几乎要从头搞起，还要付出大量时间去学习外国语、少数民族语。他们毫无例外地具有求知的强烈紧迫感，为了寻找专业书刊、稀见资料，他们经常跑图书馆、档案馆，钻进尘封灰积的纸堆里，阅读着、抄录着。两个冷馒头，一杯热开水，就算一顿午餐。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他们正以加倍的勤奋来夺回“荒废”了的时间。勤奋的动力来自理想和事业心。正是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对“四化”建设的责任感，使他们以苦为乐，感到苦中有乐，苦即是乐。

他们成长较快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都经历了上山下乡或基层工作的锻炼，具有相当丰富的社会阅历。历史就是过去的社会生活，要研究它、理解它，就必须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如果只从书本、文字上来研究，显然是不能体会得那样深切的。理解今天的社会对于理解昨天和前天的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上山下乡使他们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但只要善于利用、理解那一段可贵的社会阅历，对于历史的研究是十分有用的。

他们在治学上有了良好的开始，但毕竟还是新兵，要想真正有所成就，还有赖于今后长期的努力。“长江后浪推前浪，满园春色尽新卉。”预祝他们在开创祖国历史科学的新局面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原载《人物》，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