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只有强大的政党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蓬勃生机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在《大失败》一书中断言，“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产物，也必将终结于20世纪”[1]。然而，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地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仍然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胜利。
但是，创业维艰，守成犹难。我们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世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所做出的贡献感到自豪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同交错反复、曲折前行是历史发展的常态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有坦途和顺境，还有险境和荆棘。国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战略的干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冲击、中国“历史周期律”论调的影响等，都在考验着我们党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勇气和智慧。吸取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加强警惕才能不为外界所惑，理性反思才能居安思危。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常思挑战之严峻，恪尽应对之责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胜利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建立更大的信心、注入更强的活力。
（一）政党是否强大事关能否避免苏东剧变重演
20多年前，苏东剧变可以说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挫折。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如果说，东欧社会主义诸国的演变还可以视作社会主义的局部受挫，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堡垒——苏联的解体，则是关乎社会主义全局的大失利，它所提供的基本教训就必然成为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殷鉴。
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及政党都在思考苏联解体这一前所未见的巨大谜团。目前，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主要有“党政不分说”“经济发展停滞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民族矛盾决定说”“戈尔巴乔夫葬送说”“外部因素决定说”等等。应该说，上述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但就其根本来说，苏共内部官僚作风横行、腐败之风盛行才是真正导致苏共与群众离心离德的决定因素。邓小平同志曾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事实也证明，到勃列日涅夫后期，不能与时俱进的苏共已经完全堕落成为一个官僚主义的政党，官僚腐败、上下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几乎存在于苏共各个阶层。到最后，人民对这个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而逐步走向腐败深渊的政党彻底丧失了信任，也就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从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学得的知识可能是进步的最有效的工具。”[3]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让人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政党要想长期执政、执好政，就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永葆执政党的先进性，二是永葆执政党执政的科学性，即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党领导和执政的能力。前一种能力是“祛邪”的能力，后一种能力是“扶正”的能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既要有坚强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又要有高超的领导和执政能力，才能够确保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以及统领各方、治国理政的“帅”，才能成为重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典范。
（二）政党是否强大事关能否抵御“和平演变”入侵
“我们要在共产党国家里播撒下混乱的种子，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用错误的价值观去置换他们的价值观，并使他们相信这些错误的价值观。”“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第四代身上”[4]，美国“和平演变”总设计师、前中情局局长、前国务卿杜勒斯在他的著作《战后国际关系原则》中的这些观点至今让中国不寒而栗。
任何一种体系外政治力量的产生，几乎都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和斗争也是如此。90多年来，国际资本主义为了扼杀社会主义运动，采用了包括武装干涉、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颠覆破坏、渗透演变等一系列手段。其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演变因其隐蔽性而更具复杂性和破坏性。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美国更是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企图通过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在我国重演苏东剧变。对此，我们绝不能低估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给我国造成的严峻形势并应该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就目前来说，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主要是采取正反两方面的战略。一方面，利用各种方式正面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模式，企图把中国塑造成“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比如，通过学术交流以及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平台，向中国兜售其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所谓“全球民主论”“文明冲突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论”“消费至上论”“个人中心论”“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将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扩大化，然后以其矛攻其盾，最终摧毁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任。比如，利用中国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特殊时机、特殊人物等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不断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攻击现行政权的合法性，诋毁党的方针政策，否定社会主义实践成果。这种“和平演变”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共产党在糖衣炮弹的攻击下腐蚀和蜕变，在经济私有化、政治腐败化的进程中背叛社会主义的原则，滋生和积聚起“颜色革命”所需要的社会矛盾条件，然后使人民搞“街头运动”。
毋庸置疑，能否在反“和平演变”斗争中取得胜利，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重要问题。而努力建设一个强大的政党，正是中国取得这场斗争胜利的关键所在，正是中国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做出新的历史贡献的关键所在。
（三）政党是否强大事关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
所谓“历史周期律”，是指历史上诸多国家政权所经历的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这个周期律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无论是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还是历代封建王朝，无一不是开国时期励精图治，逐步创造太平盛世；而盛世后，奢靡腐化之风也随之泛滥，国运由此从鼎盛走向衰亡。换言之，政权都要经历先是“真老虎”，后是“纸老虎”，最后是“死老虎”的过程。因此，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里，无数仁人志士一直希望找到跳出这一“始兴终亡”执政周期律的答案。
1945年7月，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心怀忧虑的黄炎培向毛泽东同志问道，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当时，深谙中国历史和国情的毛泽东同志坚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应该说，在取得执政地位后，在40年的改革开放和69年的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对如何跳出执政的“历史周期律”这个历史难题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党居安思危、警钟长鸣，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在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上卓有成效，党内民主不断扩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党的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不断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的变化，党的自身建设也面临着各种新的严峻考验和挑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满情绪以及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都更加尖锐地、长期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党的兴衰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在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如果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强化，管党不力治党不严，我们党就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失去执政资格，就有可能重蹈历史悲剧，也就不可能破解当年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历史周期律”难题。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企图以及中国朝代更替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周期性都告诫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深刻汲取古今中外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自觉把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化解我们党面临严峻挑战的强大利器，认真医治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使我们党永葆生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永葆生机，使科学社会主义永葆生机。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认知历程体现了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
注释
[1]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0.
[3]艾德勒，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1166.
[4]匡长福.新形势下抵御西方敌对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