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革命时代的中华文明[＊]——经权、和实力与世界新秩序
21世纪是人类历史的大转折、大发展、大转型时期。在当今信息智能时代，时空观、价值观、军事观、语言观的变化预示着一种新的思维方法的出现。我们应该有立足全球的眼光，以全人类的视野来建构新的世界文明，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观念是顺应世界多元化发展的新思路。要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其应有的地位，在增强经济、军事话语权的同时，必须增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实力”。
一、以“和”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永继弥新，是因为它是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体系。远古时代的炎黄文化是西戎、北狄、南越、东夷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和合体。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开放体系。比如中华文明，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存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阴阳家等各学派的论辩。到了汉代，虽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当时董仲舒的儒家思想把法家、名家、阴阳家（阴阳五行思想）等各家思想都吸收进来。魏晋时期儒学与道家学说相互融合而成玄学，南北朝、隋唐时期则融进了佛家文化，到了宋明理学的时候，把儒释道的思想融突和合起来。唐代曾提出儒释道三家兼容并蓄，合而为一，但没有成功，不过宋明理学做到了这一点。儒释道三家是有矛盾冲突的，比如佛教持一种出世的思想，是不拜皇帝的，不考虑传宗接代的，儒家则认为佛文化无君无父，不忠不孝（儒家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说，从伦理道德而言，佛家是和中国文化有冲突的，但是宋明理学则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佛老，因此宋明理学不仅是儒学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剥去了披在《五经》身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疏不破注的外衣，敢于疑经改经，六经注我。到了近代，各种西方思想潮水般涌进中国。现代新儒家则把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起来，如冯友兰把“新实在论”的思想融合进来，胡适把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融合进来，牟宗三则把康德的思想融合进来，使中西文化得到融合会通。冯友兰在《贞元六书》之一的《新理学》中，开宗明义地声称“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牟宗三和熊十力则是接着陆王心学讲的。[2]现代新儒学的出现和当时中国所处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中国当时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发扬中华文明的精神，以抗衡日本军国主义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的侵略。冯友兰在《新理学·自序》中说：“去年中日战起，随学校南来，居于南岳。所见胜迹，多与哲学史有关者。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已。……遂成此书。”[3]可以说，现代新儒家是基于抗日背景而对中华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在当今信息智能时代，人类面临的危机是没有国界的，在“地球村”“太空船”中，中国存在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在探讨中国问题时必须具有全球的视野、人类的意识。亨廷顿认为，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世界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将是由伊斯兰文明援手中华文明，威胁西方文明。[4]我们不认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因为他误读了中华文明，不懂中华文明以“和为贵”的思想原则，但是文明价值的危机还是存在的。除了文明的冲突和危机之外，与此同时，还存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人的心灵等冲突，由此引发了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信仰）危机。[5]在信息智能革命时代，中华文明的建构必须充分认识时代的冲突和危机，才能掌握时代精神，做出唯变所适的应对，提出新的理论思维。
二、信息革命时代给世界带来的大变化
21世纪是个大转折，也是大发展、大转型时代。在这个时代，既是各种矛盾冲突危机突发期，也是错综复杂期。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时代、工业革命时代，现在进入了信息智能革命时代。这个时代尽管不是采取暴力的形式，但是它所引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军事、生态、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变化的深刻度和影响力，超过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智能革命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并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们的生活方式、写作方法、交往（流）方法、购物方式、恋爱方式、思维方式，甚至偷盗诈骗的方式，等等。据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人数达到5﹒64亿，网络普及率升至42﹒1%，网络政治参与方式更加多样化、普及化、快速化，是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人权保障的标尺。信息智能革命引起人们在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的变化，是农业革命时代和工业革命时代所不可想象的。概括而言，信息智能革命时代主要带来了四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时空观的变化。工业革命时代，远隔千山万水，两个人见面需要坐火车、汽车、飞机，费时费力，现在却可以随时在手机上见面和交流，时间和空间的差距完全被打破、被颠覆了。世界的联系不仅仅越来越紧密，而且越来越快速直接，世界确实成了以前所讲的地球村，传统时空观念被颠覆。时空观的变化也构成了对伽达默尔所讲的时（间）空差的再审视。他认为要复原过去的事情及认识是不可能的，而信息革命时代对传统时空观的打破也是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挑战，预示着新时空观的诞生。
二是价值观的变化。我们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过去我们认同的道德、伦理、文化、政治、经济、生态、审美、制度等观念都受到了冲击。为道屡迁，农业革命时代和工业革命时代的价值理想随信息智能革命而发生变化。农业革命时代，中国古人的价值理想就是“大同世界”，而到现在，就不能说世界发展的价值理想是走向“大同”，而应该说是“和而不同”。世界的发展应该是多极化的，将来不是一个国家统治世界，也不是冷战时期那种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这样两元对立的格局，而应该是趋向多元化、多样化、有差别化。譬如宗教，经几千年来的发展，即使再过100年、500年，仍然是多元存在，而不会走向“统一”或“大同”。又如各国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选择不同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也是多元、多样存在，也不能“大同”，而只能是“和而不同”的和合。从这个角度讲，大智能时代的价值理想对农业革命时代的“大同观念”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对工业革命时代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理想提出了挑战。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手机、电脑在微博上对社会各方面问题代表个人自由发表意见和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的自由权利和民主权利，自由、民主、人权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价值理想。况且，美国的民主也未必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两党之间轮流坐庄能算真正的民主吗？尽管是全民投票，可是谁的资金多，谁就处强势地位，谁就掌握舆论权，谁就可以造成舆论爆炸，以吸引选民的眼球，这就是约瑟夫·奈所讲的“软实力”。普通民众能有这种力量吗？有的国家表面民主，实际一党独霸政坛。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农业革命时代还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价值观念，在信息智能革命时代都受到了挑战和颠覆。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理想？在世界多元、多极，承认差别和矛盾的情况下，我国提出建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这样的价值理想，是符合信息智能革命时代背景的价值理想，也是人们所期望的价值理想。
三是军事观的变化。在军事上，现在已经不是二战时期那种依靠枪炮等武器拼杀对抗的时代了，而是通过信息控制、制导无人机、导弹等方式，是信息攻击战、网络战时代了，将来的战争也势必是信息战和网络战，要么破坏对方的网络或者破解对方信息，要么是机器人（如无人机）的战争等。传统的战争观被颠覆，战争的形势完全发生变化。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战争形势和内涵不断提升，假如发生核战争，必将是人类的末日、地球的末日，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毁灭。
四是语言观的变化。信息智能革命带来文字、话语形式的变革。信息智能革命时代网络十分发达，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过去不可想象的网络语言，如给力、河蟹、山寨、粉丝等。对于这些网络语言，我想冯友兰时代的人们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语言文字的变化预示着思想的变化，预示着新思想的出现。
以上这四个方面的变化都预示着新的思想、新的思维、新的理论的出现。21世纪，中华文明究竟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中华文明中哪些思想对建构新时代的世界文明是有用的？我们应该有立足全球的眼光，以全人类的视野来建构新的世界文明。
三、和而不同：顺应世界多元化发展的新思路
“和”，《国语·郑语》上曾诠释为“以他平他谓之和”[6]，“和”的意思是“他”与“他”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平等。这是世界文明对话的游戏规则，各文明主体的“他”与“他”之间、文明主体与自然之间、各宗教主体“他”与“他”之间、各矛盾冲突主体“他”与“他”之间，尽管存在贫富、强弱、优劣、高下的差分，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生活习惯的不同，但都应该“和而不同”，而不应该“同而不和”。抛弃一切对“他者”的成见，或先入为主的偏见、恶见、破见，以不迷心之正见尊重他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自然，我们应该尊重自然万物；对于人类，我们尊重人的生命；对于国家，我们尊重国家的独立性。以“和”为“贵”，就“贵”在“他”与“他”之间是互相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互相信任的，不以势压人，而以理服人；不以力强人，而以情感人；不以假言哄人，而以行动人，这是多元世界必由之路。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从生命的意义而言，天地万物是从哪里来的？人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每个民族都探讨的重要命题。中国文化的回答与西方不同。中国讲“和实生物”，“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7]，不是上帝创造万物，而是互相矛盾的物质（如水、火是不容的）互相杂合而产生了万物。西方个别国家以自己为老大、为霸主，认为他们可以创造世界、保护世界，似乎是现世的“上帝”，别人都得遵循模仿他。自从古希腊文明以来，他们都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是“一”，巴门尼德说：“存在即是一。”无论是水、火、原子，或是理念、共相、实体、本体、上帝、绝对精神，等等，都在追求一个唯一的、绝对的、至极的形而上本体、实体的统一性。换言之，都是“上帝”或其变种。中国对天地万物本原的认识则不同，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多元的，多样不同的事物可以在相互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蕴涵冲突，甚至互相矛盾的事物都可以相反相成，因此中国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尽管中国宗教那么多，却相互之间不“打架”，无论是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都可以相互兼容。一个寺庙里面，甚至可以祭拜儒释道三教的教主或其他神灵，这在其他宗教庙堂里是不可想象的，也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宽容性，故能海纳百川，不会把与自己不同的东西排斥出去。西方一元论，非此即彼的文化，就具有排他性、独裁性，异教徒会被处死，而中华文化则是讲人与自然、社会、人际、文明间冲突融合，和合相处，这就是“和生”思想。这犹如一种后现代的思想，不尊奉权威，注重他者。
当今世界文明，文有不文，明有不明，干戈不息，爆炸不断，战争、动乱、恐怖此起彼伏，无日不见于媒体。治疗如此严重文明病症，应该是多管齐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制度的、价值的、心灵的、军事的方法，所有这些方法，都应以“和而不同”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发展、共赢为目标。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倡导和为贵，主张“和平共处”，周恩来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尽管人与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国家之间有不同、有差别，但是可以求同存异、和平相处。现在我们依然坚持“和平共处”原则，这与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宗教多元化的现实世界，就应该承认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结合成了基督教文化，希伯来人和上帝定的契约叫“旧约”，后来的叫“新约”。无论是基督教文化还是伊斯兰文化，或是儒教文化、佛教文化，都不主张杀人，而主张和平。这是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所获得的共识。中国决不搞“同而不和”、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围堵、制裁他者。和而不同、和平共处是中国和平发展、永不称霸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为此，当今世界文明应确立这样一些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世界文明一切行为活动的指导原则；“以他平他谓之和”为世界文明一切行为活动（对话、交流、谈判、互动、贸易等）的“游戏规则”；和平、合作、发展、共赢为世界文明的价值目标。孔子在回答子贡“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的问题时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也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讲了己与人、人与人、他与他的恕道原则。尽管当今世界存在不同的阶级、民族、集团、宗教、制度、政治意识的差异，这些差异、分别造成各种冲突，但冲突不应导致对抗和战争，现代的战争很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唯有通过对话、谈判，互相谅解、妥协，而走向融突的和合，这是最佳的决策和选择。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国内也存在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如果将来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是国家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之一，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诱发世界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改朝换代的农民暴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贫富不均，《汉纪·孝武皇帝纪四》记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穷人生活不下去了，只好起来反抗。为了避免地区、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稳定与安全隐患，发达的国家应该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尽管中国还不发达，但仍然帮助不发达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譬如“一带一路”、中非合作。中国自己穷得不能扩建铁路，却帮非洲建坦赞铁路，许多工人甚至付出了生命。我们自己“勒紧裤腰带”，饿着肚子，却支援越南抗法抗美。中国一直在不带政治条件地帮助不发达国家。[8]中国的这种做法可以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找到思想源头，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自己独立了、立业了，要帮助别人独立、成功立业；自己发达了，要帮助其他民族、国家发达。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在资源占有、财富分配、发展机会等方面是不均等的，这就制约了世界经济持久稳定的发展。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谈不上世界真正的发展，没有不发达国家的脱贫致富，也说不上世界真正的繁荣。回顾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在采取殖民主义的方式中发展起来的，如美、英、法、德、意、日等国。在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它们通过贩卖黑奴、剥削殖民地人民血汗、发动战争、获得赔款等方式搜刮了别国，富裕了自己。中国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几十年，有新闻报道，在肯尼亚发现了中国的铜钱，说明中国在明代已经到达了非洲一带。尽管郑和船队装备精良，却毫无侵犯别国之意图，反而将丝绸、金银、瓷器等珍贵的手工艺品奉送给各国。而西方国家在哥伦布等人开辟了新航线之后，带给沿途国家的是战争、殖民、掠夺。只有走共同发展的道路，世界才会太平，这是中华文明所坚持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和合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首要条件，主张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危机，通过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则来化解，即通过对话、交流、合作、互动、谈判，实现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获共赢。和合是中国古代先贤先哲对于自然、社会、人生各种现象背后本质的概括，是生命智慧的体验，智能创造的结晶，成为中华传统文明中被普遍接受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是天下互相交通、沟通、交流、对话的最大的、最普遍的道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中华和合文化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主张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政治上互相尊重其主权和国格，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倚富压贫。必须抛弃冷战思维，清除你死我活、你衰我强、我胜你败的非此即彼的博弈思想，建立公平、公正、安全的国家关系机制，倡导各国、各民族平等协商、合作互补、互利共赢、相互借鉴，推动全球经济朝着均衡、普惠目标发展；主张各国、各民族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关系中，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及国际关系准则，建构和谐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宗教在相互交往中，即使有着差异、冲突，亦要坚持博爱精神和人道主义原则，消除一切由于民族、种族、教派和意识形态差异而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坚持贯彻“仁民爱物”的原则，以“和而不同”原则处理国际争端；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宗教要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尊重人权，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尊严和核心利益；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原则，巩固睦邻友好关系，协调与周边各国、各民族关系，营造和谐稳定、合作互惠的周边和国际环境。
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变幻无常，即使表面风平浪静，却暗流汹涌澎湃。如此，必须审时度势，唯变所适。借鉴中华先贤先哲的经权思维，所谓“经”是指原则性、常规性；所谓“权”是灵活性、变动性。“经”即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持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权”即依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变化，适时采取灵活对策，调整战略战术方针。董仲舒以阴阳理论解释经与权关系：“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9]经阳权阴、经南权北、经盛权末、经显权隐等性质与特征。经阳是向太阳的，故南面；权阴是背太阳的，故北向。经与权，一显一隐。换言之，居和平而思动乱，居友好而思祸患，居安全而思凶险。《周易·乾文言》说：“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掌握理事发展的趋势，适时进退存亡，就可立于不败之地。经与权又是互相依赖、渗透、联系、转化的。经也是活的，如果把原则性僵化，就成为死的教条。《孟子·离娄上》记载：孟子的嫂子溺水，依据礼制，“男女授受不亲”，是不能用手去拉她的，但从人情来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在此两难中，选择援手去救嫂子，“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这虽然违背了经的原则性，但却是权的灵活性的体现，赵岐注曰：“权者，反经而善也。”这是符合道德善良之心的，这善良之心，就是民意，要根据形势和所在国的大多数民意，即民心的向背，灵活运用经与权的思维方法。
在世界多极化的形势下，应运用多集团、多盟、多合作组织、多结盟等之间的复杂而错综的情况，以高超的智慧、全球的眼光、君子的气度、自强的精神、理智的力量，运用各大国、集团、结盟、合作组织之间融突而和合的空间，并扩充其余地，以达世界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目标。
四、如何让中华文明发扬光大
当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在历史的潮流中断裂之时，中华文明却以强大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发展繁荣。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故乡、哲学的家园、善思的疆土，取得了无可比拟的辉煌成就。
然而自古文明都遭难，由于清末的腐败，中国成了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侵略、掠夺的“羔羊”。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肆无忌惮地杀人放火，瓜分中国领土，污蔑中国为“东亚病夫”。中国在受尽屈侮中体验到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要受侮。要使中国摆脱贫困，必须发展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的力量；要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其应有的地位，必须发展科技、经济、军事、文化、制度、艺术与话语。为此，在增强经济、军事话语权的时候，必须增强具有中国气魄、特色的“和实力”。
什么是“和实力”？它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贯坚持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核心价值之一，在现代意义上，它是军事权、经济权和话语权的融突而和合。军事权的威胁力是后盾，有此后盾，腰杆子就硬；经济是基础，基础丰厚，底气就足。有强大的后盾与扎实的基础，话语权的吸引力才有分量。光有军事权的威胁施于人，这是侵略者、占领者；光有经济权施于人，这是经济掠夺和殖民；光有话语权，是不可能吸引人的。唯有三力和合，才能发挥最大的正能量。“和实力”亦是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到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最合理、最有力的体现。中国高举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的大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核武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应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参与化解朝韩半岛走向核武边缘的困局，制止越来越紧张的形势。积极、主动访问当事国和有关国家，协调各方分歧，求同存异，并分析国际、东亚和当事国形势，说明核武器使用后果，使他们恢复理智，迈上和平发展道路，营造东亚、世界和平环境，这是发挥中华和实力的最佳机遇。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增强建设和谐世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美国战略沟通专家埃米·扎尔曼主张“超越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他在文章中认为，进入21世纪，由于信息技术、全球商务和媒介等因素，世界形势已与以往大不同，单纯用硬实力、软实力的概念来处理国际事务已不合时宜。因此，“‘软实力’这个如今无处不在的概念已经丧失了在国际事务中的效用。现在该对反映21世纪现实的政治实力做出新理解了”[10]。“和实力”超越了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反映了新世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新变化，亦唯变所适地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各个方面开出了新生面、新理解、新思维、新观念、新气象。“和实力”必然会被各民族、各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
为此，必须不遗余力地发展、增强自己的军事力、经济力、文化力、政治力，唯有把自己的事办好了，中华民族真正强大了，就不怕“五鬼”来闹腾、来干扰、来限制、来制裁、来围堵。即使“五鬼”来闹，也可以稳坐泰山，冷静应付，不乱方寸，以不变应万变。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推进科技、文化、制度、理论、观念创新；促进各国、各民族、各团体的交流、对话、谈判，相互借鉴、相互信任、合作共赢；推进各国、各民族、各团体互相吸收，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必须加强“和实力”的宣传和传播，消除对中华民族和平发展的误解、误读，消除对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的有意歪曲、污蔑。为此，中国要了解各国，要认识世界；世界要了解中国，各国要了解中国，才能打消误解、误读，才不会被心怀叵测者的歪曲和污蔑所蒙蔽。尽管一些人既包围、围堵中国，又使用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这就需要国家和媒体作出迅速反应，揭露其阴谋，驳斥其造谣意图，消除其不良影响，使国际社会明白事实真相，真正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所做的不懈努力和良苦用心，以便团结国际各种力量，共同奋斗。
必须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是使世界认识中国过去、现在、未来的必然选择，是使世界了解中华民族传统的、现代的文化的有效方法，也是世界认识中华民族未来走向，及其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战略方针、实践方法、价值趋势的最佳选择。当今是外国文化“走进来”的多，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少，“进出”很不平衡。我们把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制度、管理、小说、艺术、戏剧、电影、电视，等等，各方面的，甚至第三流的东西都“搬进来”、翻译过来了，而我们自己的第一流著作，特别是人文社科类理论著作却很少被翻译。这种不对称的现象，既限制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理解，也增加了造成误解的可能性。国家新闻传播出版等单位必须努力积极合作，迅速改变这种状况。这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也是实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事。
注释
[＊]本文原载于《学术前沿》2013年第8期。这是樊保玲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作者本人审阅的。
[2]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
[3]冯友兰．新理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4]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5]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郑语／／国语集解：卷16．北京：中华书局，2002：470．“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7]同[6]．
[8]中国对非政策与西方有本质不同．参考消息，2013-04-10．转载自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2013年4月8日文章。
[9]阳尊阴卑／／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327．
[10]21世纪“实力”如何发挥作用？．参考消息，2012-07-26．转载自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7月17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