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外交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议[＊]
现在的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天下还不太平，各种冲突错综复杂，动乱、战争频发，其中受苦受难的是无辜的老百姓。灾难造成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的逃亡。在此情况下，建构一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坚持和平外交，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国家、民族之间的争端和冲突，以对话、交流、谈判来化解各种矛盾。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中国历史上多次采取和亲方式。尽管学术界对和亲有不同的评价，但无论如何，和亲化解了战争的爆发，促进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互动、交流，使边境人民获得了安定生活。和亲在历史上曾起着积极作用，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平外交的价值。与中华民族和平外交的历史一脉相承，和合外交理论是当今世界新型大国关系理论的重要基石。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合作、和平才能够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稳定，同时，也能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和合学主张以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原则，通过对话、交流、互动、谈判来化解冲突。实现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落实合作共赢，同舟共济。在政治上应该互相尊重，平等合作；经济上应该互利共赢，优势互补；文化上，应该互相借鉴，和而不同；安全上应该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环保上应该互相合作，共同发展，使我们的地球成为一个清洁、美丽的星球。
一、和亲合作的效应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坚持和平外交，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国家、民族之间的争端和冲突，以对话、交流、谈判来化解各种矛盾，也只有合作、和平才能够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稳定，为我们国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国家和国家的和实力关系来看，《三国志》的《蜀书·诸葛亮传》里讲到诸葛亮派人到吴国去，“因结和亲，遂为与国”。《三国演义》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当时刘备在荆州，本来说好刘琦去世以后，要把荆州还给吴国。当刘琦去世以后，吴国就派鲁肃到了荆州，他的目的是想讨回荆州。诸葛亮就跟刘备商议，诸葛亮对刘备说：“等鲁肃来的话，无论他讲什么，你都以模糊的态度来应付。”然后诸葛亮对鲁肃说：“刘备本来是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的玄孙，当今的皇叔，自高皇帝开基立业，传到今天。天道好还，应复归正统。今天下本是刘氏天下，他来继承刘氏天下这么一个地方本来是应该的，而且他也应该有一个地方，一个安身之地。你们吴国的主公本是钱塘小隶的儿子，对建立汉朝没有什么功劳，你们已经占据六郡八十一州那么大地方，尚自贪心不足，欲吞汉土，现在还要荆州，刘氏天下，我主刘皇叔倒无分，这就没有道理了。”说得鲁肃非常尴尬，无言以对。但是，鲁肃说：“我来的时候是奉孙权的命令来的，你如果不归还，我回去怎么交代啊，恐怕我主和周瑜不答应，若兴动干戈，皇叔岂能安坐荆州。”诸葛亮说：“乃由我们主公立一借荆州的文书，当我们有了安身之地，我们就归还荆州。”鲁肃问：“你们夺得什么地方算是安身之地呢？”诸葛亮回答道：“四川的刘璋昏庸暗弱，我们准备到那儿去，若图得四川，那时便还。”这样就打了个条子给他。鲁肃回去以后见到了周瑜。周瑜一看就说：“这是空纸一张啊！你上当了。他们名为借地，实是混赖。”鲁肃也觉得非常尴尬。周瑜说：“你如果这样向孙权汇报的话，孙权肯定不满意。”鲁肃很恐惧。周瑜说：“你不妨先等等去见孙权。”正好在这个时候，有探子报告，说刘备的甘夫人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周瑜非常高兴。周瑜对鲁肃说：“我有计划了，使刘备束手就缚，荆州反掌可得。我们主公（孙权）有一个妹妹，她还没有出嫁，正好可以招刘备上门。当刘备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他扣起来，作为人质，换取荆州。”
孙权听了这个计划以后，他也觉得可行。孙权对吕范说：“近闻刘备丧妇，吾有一妹，我欲招赘刘备为婿，永结姻亲，同心破曹操，以扶汉室。”他就派了吕范到荆州，说明孙权准备把他的妹妹嫁给刘备。但是因为孙权的母亲吴国太非常爱这个女儿，所以希望刘备到吴国来完婚，听到这个话，刘备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蹊跷，他对吕范说：“中年丧妻，大不幸，骨肉未寒，安忍议亲。”吕范说：“人若无妻，如屋无梁，岂可中道而废人伦。”刘备与诸葛亮商议，诸葛亮叫刘备答应这门亲事。同时诸葛亮还要赵云陪刘备一起去，并带五百兵士，并且给了他们三个锦囊妙计。刘备、赵云一行到了南徐州，打开第一个锦囊，第一个锦囊是说，到了吴国以后，五百兵士一到城里，要大造吴国要刘备作为女婿的舆论，使人人知道此事，并大量地买东西，把这个消息传播全城，刘备要牵羊担酒拜访乔国老，说明吕范为媒，娶孙夫人之事。刘备等依计而行，先去拜访乔国老，乔国老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便来找孙权的母亲。乔国老说：“我来贺喜了。”吴国太说：“有什么喜事啊！”乔国老说：“令爱已许刘备为夫人，今刘备已到，何必相瞒。”吴国太听了非常吃惊，她说：“我根本不知道啊！”她一面派人去问孙权，一面派人去城中探听。他们回来汇报，说有此事，女婿刘备已在驿馆安歇。吴国太见了孙权，就说：“你招刘备为女婿，为何瞒我？”孙权说：“这是周瑜要取荆州之计，以招婿为名，以便拘囚刘备于此，以荆州来换。”吴国太大怒，骂周瑜无计取荆州，却使美人计，若杀了刘备，我女儿便成望门寡，以后如何嫁人。乔国老也说：“若用此计，也被天下人耻笑。”吴国太说：“我不认得刘备，明日在甘露寺相见，若中我意，就将女儿嫁给他。”吴国太见了刘备，觉得刘备一表人才，有英雄气概，就是说刘备是一个仪表非凡、有气度的人物，所以吴国太看了以后也感到非常高兴，对乔国老说：“真吾婿也。”乔国老说：“刘备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国太得此佳婿，真可庆也。”这个时候就搞得孙权没有办法了，吴蜀的这门和亲，使得刘备与孙权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曹操。
这个故事说明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和亲办法来消除彼此间的冲突，达到团结共赢的目的。
从民族之间的关系来看，西汉时张骞通西域，他在出使西域的过程中，了解到匈奴和乌孙国合谋侵犯中原的情况。当时匈奴经常到边境来骚扰，抢夺牛羊人口，对中原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给人民带来了非常大的痛苦。怎样来对待匈奴，在汉代是国防的大问题。张骞建议，令乌孙“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2]。汉武帝采纳其建议。
汉武帝一方面做好军事准备来抗衡匈奴，另一方面也采取和亲的办法，以断匈奴与乌孙国的结盟。准备远嫁公主与乌孙国和亲。汉武帝要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远嫁乌孙。刘细君到了乌孙以后，嫁给了乌孙国的国王。这个国王年纪已经很大，死了以后，她是要继续嫁给继承王位的原乌孙国国王的孙子军须靡。这从中原的道德观来看，是乱伦的大问题。但是汉武帝带话告诉她，应该服从当地的风俗。刘细君在那里生活了四年，她曾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3]表达了她自己一腔悲愁，生活不习惯的痛苦，以及思乡的惨凉，终于郁郁而亡。
和亲联盟既为抗匈奴，也为了能够得到乌孙国好的马种。为了继续跟乌孙国修好，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就把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国的国王，其实是为了政治结盟的需要。解忧公主积极配合汉朝，遏制匈奴，为加强汉与乌孙的结盟做出了贡献。在乌孙国生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嫁了三任国王，她到七十岁的时候，给朝廷写了一封信，这个时候已历汉武帝、汉昭帝，到汉宣帝了。信上她陈述思乡之念，希望能够回到故土，回到长安来，将遗骨埋葬故国。宣帝非常同情解忧公主，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她与其儿女三人，回到了长安。汉宣帝以正式公主的身份敕封房屋、田地、丫鬟仆人等等，但过了两年，她就去世了。
汉代依靠和亲来维持民族之间团结的事例，还有大家都知道的昭君出塞。当时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匈奴的单于就等于国王，“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4]。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5]。呼韩邪单于向汉朝求婚，汉朝就把王昭君嫁给单于。这个故事还颇有一番曲折，元帝尽召后宫妃嫔，命画师画美女像，想在他后宫中挑选。王昭君认为自己很美，所以她就没有给画像人以贿赂，而其他人纷纷都给画像人一些贿赂。因为王昭君没有给贿赂，所以被画得不美，就是说被丑化了，元帝一看不美，就把她嫁给匈奴。
但是，当她出嫁的时候，元帝亲自看到王昭君非常漂亮，气质非常高贵，就有点后悔，想把她留下来。但因为已经允诺了，不好反悔，就赏赐给她绵帛2万8千匹，絮1万6千斤，及黄金、美玉等，亲自送出长安十余里。昭君在车毡、细马的簇拥下，肩负汉匈和亲重任，历时一年，到达漠北，被匈奴封为“宁胡阏氏”，意为匈奴有了汉女作王妻，边境安宁始得保障。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去世，留下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后为匈奴右日逐王。按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风俗，她又嫁给呼韩邪单于继承人复株累单于。王昭君去世后，被厚葬。昭君出塞使得匈奴对于边界的侵犯有所收敛，维持了汉匈边境的和平局面。使边塞烽烟熄灭50年。从这点来看，和亲对于民族的团结和民族的和解是有一定作用的。
再如唐朝的文成公主。当时西藏的松赞干布向唐朝求婚，唐朝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了他。文成公主的父亲是江夏郡王李道宗，他是李渊的堂侄，因战功被封为任城王。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一道圣旨，将她召到长安，封为文成公主，以待远嫁吐蕃。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与松赞干布联姻。文成公主出嫁时，唐朝不仅有非常丰厚的赏赐，同时她还把当时的技工，就是一些技术人才、农业人才、工业人才，以及纺织、刺绣等等这些人才，都带到了西藏。这些人到了西藏以后，不仅促进了西藏经济的发展和手工艺的进步，而且也保持了中原和西藏的和平。
唐朝后来又有金城公主李奴奴出嫁到西藏，李奴奴是唐中宗的养女。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吐蕃赞普遣使向唐朝请婚，中宗许嫁。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春，迎金城公主入藏，中宗赠以绵缯、杂使百工和龟兹乐，命左卫大将军杨矩持节送至吐蕃，赞普为她另筑城居。入藏30年，力促唐与吐蕃和盟。此间虽有小战争，由于金城公主的努力，双方使臣往来频繁，化解了冲突。所以和亲政策，使得当时的民族关系得到了和解。
这就是说，我们在处理民族和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不是对抗，而是对话；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以和而不同的办法，来取得共同的发展。尽管学术界对和亲有不同的评价，或认为是屈辱妥协，或认为是历代统治者为统治服务，或认为是维持民族友好关系的最好办法。但无论如何，和亲化解了战争的爆发；促进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互动、交流；使边境人民获得安定生活。和亲在历史上曾起着积极作用，显示了中华民族和平外交的价值。
二、和合外交的原则
当前国际关系和政治格局中，存在各种干扰和平、发展、合作、和合、互利、共赢的种种冲突。发达经济体经济低速发展，欧债危机阴影继续笼罩，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各种保护主义盛行，国际外汇、证券、大宗商品市场持续波动，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全球能源资源和市场竞争加大，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国际安全风险呈多元趋势，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上升，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和极端宗教势力猖獗，防扩散形势严峻；亚太地区战略投入和博弈加强，西亚、北非动荡；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气候变暖、重大传染病、走私贩毒、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影响地区和各国社会稳定。这是众多学者文章中所概括的现存的冲突。世界还不安宁，不安全，这是各界的共识。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整体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影响着地缘政治格局和改变着世界经济版图，带来国际关系的调整，成为维护和平的力量。资源、资本、产品、信息、人才以空前规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国际合作多层次、全方位拓展。以信息革命为先导所带来的人工智能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时空观、审美观、世界观。这也是当前众多学者、政治家的共识。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普及化的深入发展和持续推进的形势下，和合学能协调、平衡、化解、和谐各种国际关系。和合是古今贤哲对自然、社会等各种现象的形而上体认，是对当今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冲突危机进行化解的智慧。和合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中被普遍接受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但“和为贵”“保合太和”理念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影响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思维和方式。实现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和合，人与人的和睦，人与社会的和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社会才会实现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才会实现。
“和”是中华民族外交政策的核心价值，是处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基本方针。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贯彻始终的理念，从古代和亲到20世纪50年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是穷兵黩武的国家，而是一个爱好和平、坚持和平的国家。中国的和合外交主要有以下六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在西周的时候，传说有诸侯八百，这就是说有八百个诸侯国，怎样使各国能够和平相处，不要你打我、我打你呢？于是周公提出九族亲和，百姓都能守道德，协和万邦。周公认为，家不和要使家和，国不和要使国和，国与国不和要协和，这是天的意志，否则要受天罚。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相互和谐，和平地相处，把这作为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想要的，也不要加给别人。我不想要战争，也不将战争加给别人。也就是说，要坚持和平的指导思想，不要把战争的、罪恶的行为强加给别人、别的国家，这样才能使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能够和平友好相处。这是达到协和万邦的条件，要求自己国家、民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三个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你自己立起来了，你自己独立了，或者你自己成功立业了，你要让别人、别的国家、别的民族能够独立，能够成功立业，这也是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原则，以达到互相帮助、互相信任、合作互补、互利共赢的状态，使国家、民族之间和谐共存。
第四个原则是“己欲达而达人”。在国际事务中，自己发达了，也要帮助别的国家、民族发达起来，做到共同发达。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占有、财富分配、发展机会等方面是不均等的，这制约着世界经济的持久发展。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谈不上世界真正的发展，没有不发达国家的脱贫致富，谈不上世界真正的繁荣。如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将是一个国家动乱的原因之一；就国际来说也一样，将是世界不安定的根源之一。国际社会要共同发达，才能真正做到和平共处。
第五个原则是“以他平他谓之和”。国际间各民族、各国家都是平等的，应该互相尊重，只有互相尊重他国、他人的利益，而不去侵犯，做到互利共赢，这样才能够互相和合。只有各民族、各国家互相平等相待，才能真正做到和平共处。
第六个原则是“与邻为伴，与邻为善”。坚持睦邻惠邻，我们把周边国家作为我们的同伴来看，作为朋友来看，以善心善行来对待。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中华民族以往与周边民族以和亲来化解争议，今天我国虽与周边个别国家有争议，但中国是一个讲原则、负责任、求和平、谋合作的国家。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行为表明是睦邻惠邻的好邻居。今后中国仍会坚持互惠互利、合作开拓，共同营造繁荣发展的地区经济。
中国的民族外交原则遵循《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思想，“和”是世界普遍通达的原则，是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唯有坚持“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万物才能够得到发展。所以，和平外交实际上是各个国家为自己创造一种发展的良好环境、利己利他、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
三、和合外交的理念
中国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私利。这是中国人民的心声，也是世界人民的意愿。中国和合外交的理念，渊源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和睿智的生命智慧。
第一，和平合作。面对共同的冲突和挑战，如何让人类共享和平、安全、幸福、快乐、富裕的生活？和平合作是换来安全、幸福、快乐、富裕生活的根本和基础。陷于战争和动乱，人民的衣食住行用难以保障，生命也无法保障，人民坠入痛苦的深渊，安全、幸福、快乐、富裕一起被埋葬。和平才能发展繁荣，发展繁荣才有安全、幸福、快乐、富裕；合作才能互相交通、对话，互相理解、信任，从而获得和平。若互相对抗、猜疑，互相怨恨、不诚，就不能合作，和平发展就会遭遇种种灾难。
尽管当今世界存在不同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但全球所面临的冲突危机是共同的，如气候问题、生态危机等，需要协调各方面利益，互相合作，共同应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力量来应对人类生存、发展、安全等方面全球性的冲突和危机。加强合作，同享机遇，共克时艰，才能获得全人类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美好前景。
第二，博爱人道。当前人道主义灾难不断，儿童、妇女等弱势群体权利受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讲究不忍人之心，儒家主张“泛爱众”，墨家主张“兼相爱”，佛教倡导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全人类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道主义的灾难就不会发生，弱势群体的生命、安全、幸福就不会受侵犯。全球通过人人努力，将消除由民族、种族、宗教、制度、意识形态等差异所造成的歧视、制裁、封堵、封锁等方面的人道主义灾难。中国外交历来以博爱人道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并坚持实施。
第三，包容互谅。中华民族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君子和而不同”。全球有200多个国家，2-500多个民族，4-000多种语言，诸多宗教及新兴宗教，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精神气质等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不应该成为冲突斗争的借口或原因。人类应互相包容、同情、谅解，尊重多样化、多元化，不要强求一律，道不同可以互相包容地并行发展；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生活方式。超越各种差异，特别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所造成的歧视、偏见、误解和围堵。使全球成为多元共存、共生、共处、共享、共立、共达的和合世界。
第四，平等互信。中华民族自古就主张“以他平他谓之和”。我们国家以及我们国家的民族与人民和其他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民族与人民之间都是平等的。各国、各民族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都有平等对话的权利。平等才能互相尊重，不平等既不能互相尊重，也不能互相信任。不平等就不能公平、正义地看待、评价一个国家、民族的事务。不互信就不能公正、诚实地评价、处理不同国家、民族的不同制度、道路、观念的问题。要真正做到“以他平他”的外交理念，处理国家争端。国与国之间，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不因为国家小，贫穷、衰弱，强的国家就可以欺负弱的国家，富的国家就可以剥削、制约、制裁贫的国家。只有超越这些差异，互相尊重、平等相处，才能使整个国际社会达到和合。我们国家一直凭着这样的外交思想、原则来指导外交活动，处理国家和国家、地区和地区之间冲突。主张和平对话，不要战争，不要动乱。动乱两派在争夺自己权利与利益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发生动乱的地方，两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权利，而危害人民，只有通过平等互信，照顾各方利益，才能化干戈为玉帛。
第五，互利共赢。中华民族自古就体认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地球只有一个，它是全人类共有的家园。对待各种全球性冲突危机，应互利共赢、平等协商、合作互补，这就显得特别突出。在当前地球村、互联网大潮下，各国、各民族的依存程度大大提升。各国、各民族的人民都是我们的同胞，天地万物都是人类的伙伴。因此，全球应该同舟共济，共享权利，同负责任。倡导各国、各民族相互借鉴、相互信任，协商合作，求同存异，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均衡、普惠目标发展；积极开展公共外交，人文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利共赢。增进各民族、各国人民之间的情感，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假如不互利共赢，对中国采取不同形式的制裁、限制、打击，把中国作为假想敌，使中国发展受到种种干扰、阻碍，使中国经济陷于困境，以致人民生活艰难，中国13亿人口，如果1亿人口流向国外，世界怎么承担？会造成什么状况？一些有头脑的、智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未来学者，应该预想到这一点，中国人自己本身的稳定，自己本身能够吃饱，经济得到发展，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是对世界的稳定、不发生动乱的贡献，也是对世界能够继续得到发展的贡献。所以，一些明智的、有智慧的思想家，应该以互利共赢的心态对待中国，应该尊重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选择自己发展的道路和指导思想。
中华民族和合外交理念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也是符合人情、符合人性的。人性本来是讲爱的，世界各宗教都讲爱，不是讲恨的。在爱的思想指导下，人类应该爱自然、爱生命、爱人民、爱公平、爱正义、爱和合，使世界充满爱。
四、和合外交的对策
当今世界处在大变革、大调整、大转型的信息革命阶段，一切都要在信息革命的天秤上重新定位、衡量，外交工作也不例外。在信息每时每刻都千变万化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相信万变不离其宗，坚持以和为贵，主张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通过对话、谈判、交流、互动来化解冲突和矛盾。尽管中国外交面对冲突多发期，但只要能“处变不惊，稳中求进，迎难而上，开拓创新”，就能开出新局面。
当前，随着美国战略向亚太转移，各种争议、冲突、问题也多起来。一些人利用这些情况，不是去消除、化解争议、冲突，而是采取各种手段挑起争议、冲突，唯恐天下不乱，在乱中有人渔翁得利，有人火中取栗，有人不劳而获，扮演各种不光彩的角色。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为了永保和平，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自身的安全，这对于全球的和平也是一种保障。事实证明，中国在面对世界各地区的争端、冲突中都是采取并倡导和谈、对话、包容、互利、合作的方法，绝不去制造麻烦，这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尽管中国绝不去搞对抗、冲突，但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总把“中国威胁论”扣在中国头上，以使自身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中国决不去冲击既定的共识，如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坚持“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友好的共识，但一些人故意破坏共识，挑起冲突。对此，中国一直主张和平合作，顾全大局。
第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外交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建构和谐世界的理想，这是我国外交的重心。在外交上，应高屋建瓴，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认真制定全面、系统、整体的战略构想。既具有长期的谋划性，也具有阶段的应变性。这就是说，没有战略构想，我们就没有一个长远的思考，所以，我们国家应该出台一个全方位的战略构想。同时也应该有一套战术方案，来应对当前的一些问题。只有把战略构想和战术方案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使我们国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处理各种突发冲突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指导思想，而不是临时抱佛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乱了自己的方寸。有了全面、全方位的战略战术布局，我们就能稳坐泰山，居高临下，把握世界大局，使我们在行动上、处理问题上能够主动，而不会陷入被动。
第二，分析矛盾，洞悉主次。只有很好地、很准确地把握主要矛盾，我们在处理各种问题时，才能比较主动。国际间矛盾错综复杂，表现的形式纷繁杂多，有主要的、次要的，有显露的、隐蔽的，有前台的、后台的，有唱红脸的、唱白脸的，等等，我们不能被其所迷惑。我们怎样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是我们外交当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一是美国要保持其在亚太的领导权，这同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崛起是有矛盾的。二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美国贸易的摩擦也在不断增加。三是我国军队的现代化，引起了一些周边国家和美国的猜疑和误解。四是我国太空技术以及电子互联网的普及，也被一些国家误读。由此来看，我国同美国的摩擦，不仅会存在，甚至还会增加。我们要怎么应对？
要积极通过多渠道谈判、对话，来消除猜疑、误解。积极开展经济合作，来扩大共同利益。开拓多方位的合作机遇，以消解这些矛盾，或者减弱这些矛盾，使其边缘化。完善各方面沟通机制，升级战略、安全和经济、军事对话渠道。在对话中，既坚持原则立场，也要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做一些适当的妥协。谈判、对话是一个互相妥协的过程，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一定限度上共事的过程。在某一些非原则、与国家利益无关的问题上，可以韬光养晦，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但如果有关国家原则、核心利益，必须明确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半步不让。在某些非原则问题上，不要做“出头鸟”，因为做“出头鸟”对于国家的发展，对于和谐世界建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应对，积极建构与美国新型大国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应超越意识形态和陈旧观念，“切实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合作为途径，以共赢为目标，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符合中美两国发展的要求，也更能为我们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同时，这对世界和平也做出了贡献。
第三，分别对待，分化瓦解。主要矛盾化解好了，次要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中国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的不断增强，导致一些周边国家去寻找平衡的力量。一些本来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重新被挑起造成冲突和矛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分别对待。比如：东盟有很多国家，情况是不同的，不少国家与我国不仅没有争议，而且很友善；即使一些国家有争议，也很理智，不能一律看待。个别国家挑起争议，东盟内部曾加以制止。我国可以通过经济合作，而增强与东盟的友好团结。在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曾帮助了它们，如果当时我国人民币不稳定的话，东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可能要走向破产。
从此而观，我们应该分别对待。一些强硬的、顽固的“个别人”，他们不断兴风作浪，推波助澜，对他们要采取孤立、打击的办法；对于摇摆不定的，要摆道理，分析利害关系，加强经济合作，争取团结；对友好的国家，要互利共赢、合作发展、互惠共荣，巩固持久友好关系。这样分别对待，便能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一个比较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另外，不要放松“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和实力的宣传和弘扬。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安全、繁荣的地区环境，这对于各国的发展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第四，经权互补，体用相兼。中华民族文化以“经”为常规性、原则性；以“权”为变动性、灵活性。董仲舒认为“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也”[6]。以阴阳与经权相配，重经而轻权。意蕴经为体，权为用。王弼说：“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7]朱熹对经权作了全面的论述，“经，是常行道理。权，则是那常理行不得处，不得已而有所通变底道理。”[8]常行道理为原则性，变通道理为灵活性。经权既不杂，又相依不离。“只是虽是权，依旧不离那经，权只是经之变。”[9]经权互补，体用相兼。在当今和合外交事务中要坚持“经”，即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构和谐世界也是我们的原则，但是我们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要有灵活性，不要把原则固定为死的东西，原则是活的，是有生命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具体采取一些灵活的政策和办法。
我们往往在坚持“经”的原则性的时候不太注意“权”的灵活性；在坚持“体”的根本性的时候，不太注意“用”的适应性、适用性。特别是我们在坚持原则性时，是否要注意民心向背的问题？中国古代一直讲民为邦本，今天讲以人为本。一个国家存亡之根本在于民心的向背。中国古人认为这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一定要注重所在国的民意，一定要注意研究这个国家民族的现实状况、历史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只有对这个国家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以及民心所向有一个非常好的了解和深入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要经权互补，两手并用，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以取得和合外交的极大成功，这是考验我们的外交智慧。我们应该有大智慧来应对错综复杂、迅速变化的国际问题，为营造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界作出贡献。
第五，谦虚谨慎，大国风范。《尚书·大禹谟》里说“满招损，谦受益”。就是说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害，甚至灾祸；谦虚谨慎会受到益处，以至吉利。换言之，“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记住这个箴言，这也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的原因所在。我们在国际的谈判、对话、交流过程当中，在参加国际会议当中，在态度上应该谦虚谨慎，应该有大国的风度和君子的风范，来应对一些争论和冲突。在国际会议上，尽管在心理上“刚”，但在表现上“柔”，决不可采取一种傲慢的、盛气凌人的、咄咄逼人的口气和态度，若如此，在互相交流、谈判、对话中，就会起相反的作用。本来是好事，本来是可以取得成果，可以互相合作的问题，很可能因为你的态度引起别人的反感，结果吹了，谈不成。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在经济上以及各方面的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同发达国家比起来，很多地方还是很落后的。比如，在军事上我们快速发展航母，发展军事的信息化、现代化，而美国已经有十几艘航母了。同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从军事力量，还是从科技力量上来看，我们都还是落后的。虽然我国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但是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还是很低的，我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西部地区还有很多的穷困的地方。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千万不要被现有的成绩冲昏了头脑，骄傲是使人退步的，我国作为一个大国，每个人都要像一个大国的人，不要由于个人的行为，有损大国的形象，维护国家形象，也是每个人的责任。
第六，运用多极，游刃有余。在世界多极化的格局底下，我国应该认真分析各方情况，深刻体会各极核心利益，掌握各极重大关切所在，预计未来发展趋向，灵活运用多极所形成的有利的态势与利益空间，使我们在世界政治游戏与国际事务中，游刃有余，整合各种力量，向有利于我国发展方向前进。同时，运用多极化中各方利益倾向的差异，使其互相制约、互相牵制。在这些方面，中国古代有非常智慧的、成功的事例，儒、道、墨、兵各家都曾有创造性的运用，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借鉴、弘扬，定能度越困局，攻克时艰，开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新局面、新风气、新格局，实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注释
[＊]本文原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11期，本文按原稿有所增加。
[2]西域传／／汉书：卷96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3902．
[3]西域传／／汉书：卷96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3903．
[4]西域传／／汉书：卷96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3896．
[5]匈奴传／／汉书：卷94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3803．
[6]阳尊阴卑／／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327．
[7]论语释疑／／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627．
[8]朱子语类：卷37．北京：中华书局，1986：990．
[9]同[8]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