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依附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激进学派
经济发展理论当中的激进学派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是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们在对于诸如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摆脱贫困的道路选择以及战略、政策制定实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发表了与新古典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截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意见。由于这一学派的许多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来研究当前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所以这一学派通常也被人们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
随着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旧的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在建立国际新秩序呼声日高、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更多的国际事务参与权、发言权、决策权的今天，回顾一下第三世界发展学者为此所做的不懈努力，了解一下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全面掌握经济发展学说是不无益处的。为此，本文对激进学派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做一简单评介。
一
激进学派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西方传统发展理论的批判者和否定者来提出自己的基木理论和政策主张的。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的进步学者相继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法来从总体上考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自己国家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途；尤其注重研究并揭示南北关系的本质，寻求摆脱依附、振兴经济的途径。在此过程中相继涌现出一批卓有学识的学者，并以各自提出的理论丰富了激进学派的发展学说。其中像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理论”；鲁伊·马里尼的“超级剥削理论”，秘鲁学者阿尼瓦尔·基哈诺的“边缘化理论”，巴西学者费尔南多·卡多索和智利学者恩索·法莱托的“依附性发展理论”；以及巴西学者瓦尼娅·班比拉的“依附性资本主义理论”，都是颇具影响的。
拉丁美洲能够成为激进学派发展理论的主要发源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原因。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一直被美国视为自己后院的拉丁美洲长期受到美国政治上的控制、经济上的盘剥，直至赤裸裸的颠覆、侵略和掠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各项政策与所作所为，极大地伤害了拉美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并促使他们在政治上觉醒，加上他们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准，这些就使拉美的进步学者能够比较早地引入马克思主义并进行传播。
同亚、非国家相比，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起步早，也更为成熟。许多拉美大国都是在上个世纪初就已获得独立，在谋求发展的漫长岁月中，曾经受到过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深刻影响。然而，虽经近两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身贫穷落后的状况。尤其是西方跨国公司在拉美各国的扩张，将拉美经济完全纳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体系，以至时至今天，这个古老的大陆依然是经济结构畸形、生产技术陈旧、贫富差距悬殊、债务负担沉重、通货膨胀严重、资金大量外流。所有这些，使许多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不但早已对新古典学派所鼓吹的线性发展模式丧失信心，清楚地认识到走发达国家的老路不可能导致拉丁美洲经济的繁荣。而且对结构主义学派提出的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替代产业、通过加速工业化来摆脱贫困的发展模式提出质疑。于是这部分学者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试图从新的立场和角度，来重新审视拉丁美洲以至整个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问题。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欧、东亚、拉丁美洲（古巴）一系列国家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拉美大陆进步知识分子中的迅速传播。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的事实和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更是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而大大鼓舞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变革现实，改造社会，建设繁荣、富裕新国家的热情和信心。
综上所述，强烈的民族情感、坎坷的发展历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成功的样板效应，促进了激进学派发展学说在拉美大陆的生成发展，并于本世纪60年代形成了深入研究探索、日益广泛传播的势头。从此，发展经济学的讲坛不再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垄断，第三世界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也能在此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呼声。
二
激进学派的经济学说观点敏锐、内容丰富，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而且就其学派内部而言，思想观点也不尽相同。限于篇幅，在此只作一简单介绍。
（一）中心—外围的国际经济格局
中心—外围理论最早是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结构主义学者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激进学派借用了这一概念，作为他们考察南北经济关系、研究发展问题的起点。
激进学派认为，建立在旧的国际分工体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落后国家的经济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而存在的。由于技术进步传播不平衡和由此产生的生产结构差异，造成了这一体系的中心—外围格局。
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进步过程中，发达国家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在科技革命的作用下，生产技术日新月异，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新兴产业迅速发展，经济结构日益优化。但是，技术进步的传播却是缓慢和不规则的。利益冲突、制度差异、资金约束、价值偏见，造成了技术传播的种种障碍。先进的技术成果或者根本不能传播到发展中国家、或者只能进入到这些国家的某些部门，从而一方面形成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绝对技术差距；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结构异类化，广大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则被排斥在技术进步的影响之外。即使有技术转移发生，发达国家也只是将某些低级阶段的生产过程或已陈旧过时的技术转移到落后国家，却将先进阶段或技术诀窍控制在自己手中。落后国家在取得技术进步的同时，反倒加剧了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附，更不用说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了。
落后的科技水平、陈旧的经济结构、传统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只能主要以生产初级产品来支撑自己的经济发展。生产的专业化、产品的单一化构成这一发展模式的典型特征。而发达国家则主要从事高技术产品、资本品的生产。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结果，不但不能改变、反而在日益强化这一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了国际经济当中中心—外围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中心地位，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形成广泛的外围，外围国家处于从属地位、对中心具有依附性。
（二）联结中心—外围的经济机制:不平等交换与跨国化经营
不平等交换和跨国化经营是联结中心—外围的主要经济机制，同时也构成中心对外围进行盘剥、榨取的主要经济手段。对此，激进学派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揭示。
20世纪60年代末，希腊学者A.伊曼纽尔（A.Emmanuel）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著作《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探讨了在国际贸易中价值由穷国向富国转移的原因和过程。伊曼纽尔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批判现代资产阶级自由贸易理论和比较成本学说，将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推广到国际上，论证了中心、外围之间不平等交换和国际剥削的存在。
伊曼纽尔假定有发达国家A与发展中国家B，A国工资是B国工资的10倍，劳动强度为B国的2倍，劳动力成本为B国的5倍（见表1）。
表1 发达国家A与发展中国家B的生产情况
上述情形表明，在这一场合，包含170小时劳动的每一种产品都是根据210B=130A的比率交换的。由于除了工资水平的差异，A、B两国的生产条件完全相同，所以伊曼纽尔指出:“在所有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工资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原因。”[1]在此基础上，伊曼纽尔将不平等交换定义为:“不平等交换是由于各地区剩余价值率‘制度性的’差别，通过利润平均化而建立的各均衡价格的差额比率”。[2]在伊曼纽尔看来，由于发展中国家B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A，所以，在新生产的价值中，剩余价值占了绝大比重，剩余价值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但是，这部分财富通过利润在国际间的平均化转移到发达国家去了，从而导致在当今世界上，富国和穷国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尽管伊曼纽尔认为工资差异是引起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原因的观点未必站得住脚，但他所揭示的巨额财富通过不平等交换流向发达国家，却是一个客观现实。
另外一些激进派学者接受了普雷维什的观点，认为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是广大外围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境险恶、受制于人、财富不断流失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之所以不断恶化，主要是因为:第一，外围初级产品生产部门过剩劳动力对该部门工资和价格形成下降的压力。第二，中心国家的生产者具有维护和提高其利润与工资的能力。第三，中心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对本国初级产品行业实行国内市场与补贴出口，对外围初级产品出口造成极大障碍，致使价格不断下跌。第四，初级产品的供给、需求弹性都很低，不能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节生产规模。中心与外围之间进口需求差异推动了工业品贸易比价的改善与初级产品比价的日益恶化。第五，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材料技术革命和原材料价值的下降使初级产品出口受到严重威胁。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对落后国家的盘剥越来越多。
中心国家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下，不仅通过不平等交换从外围赚取巨额利润，而且还通过跨国化经营进一步参与外围国家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跨国公司的介入，一方面将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传导到外围地区，为资本主义外围的工业化开辟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介入又将外围的经济发展深深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轨道，使这些国家从经济发展起步之时，就完全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利益需求来设计和运转，既深化了固有的二元经济结构，又造成巨额资金倒流。跨国公司将所赚利润的绝大部分调回本国，不但不能改变落后国家的贫困状况，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中心、外围的经济差距。
（三）中心—外围格局的运行结果:外围对中心的依附
外围对中心的依附，既是中心—外围格局运行的必然结果，也是激进学派对中心—外围关系的本质揭示。
什么是依附呢?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所谓依附就是:“一国经济受另一国经济发展所左右的情况。当两国以上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旦成为:某些国家能扩大经济达到自足而处于支配地位、其他国家只能反映前者的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发展而处于依附地位时，相互依赖就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3]在历史上，外围对中心的依附曾表现为殖民地依附和工业—金融依附两种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分工的变化和跨国公司的扩张，出现了工业—技术依附的新形式。
在中心—外围的格局下，外围国家生产结构、技术结构的构造和成长，不是要适应外围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必须符合跨国公司的利益，保留传统的出口部分，在国际分工中承担中心国家为其规定的角色。技术要从中心国家引进、产品要向中心国家销售，全部经济活动都是在中心国家操纵和制约下进行的。
新技术的引进一方面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又导致了失业人数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外围意味着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与工人劳动强度的增加，从而为国际垄断资本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使剥削的加剧成为可能。国际资本的积累机制将外围的巨额财富引向中心，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完全为中心国家所独占。资金的严重匮乏成为困扰外围经济成长的巨大障碍，迫使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向中心国家伸出乞求之手。
中心—外围格局运行的结果，非但不能使外围对中心的依附减轻，反而在日益深化这一进程。由于经济结构和技术装备的严重制约、由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从属地位，使得外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只发展某些经济部门；不得不在极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交换；不得不在自己国家内部同国际资本在不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不得不强制推行对劳动力的超级剥削关系，以便将更多的经济剩余在国内外统治者之间进行分配。在这种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中，所谓经济发展，只意味着更深的依附。一旦再造了这种生产体系和经济关系，依附性资本主义便再生产出阻碍其在国内和国际上向良性循环转化的各种要素，并在国内再生产出贫穷、落后和社会边缘化。
（四）摆脱依附的唯一途径:外围与中心脱钩
大多数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的不发达，是一种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现象，这种落后现象是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的，所以这种不发达只是一种“初始的不发达”，随着经济的“起飞”和发展，自然便会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美国学者罗斯托所极力鼓吹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便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代表。
与此相反，激进学派则认为，不发达绝不只是一种落后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在当代发展的一种模式，是资本主义世界规模资本积累在外围的表现。“中心”与“外围”“发达”与“不发达”绝不是同一线性发展模式中的不同阶段，而是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两极，就像一块铜板的两面。没有广大不发达的外围，就不会有发达的中心。激进学派强调:不是欧洲发现了不发达，而是欧洲制造了不发达，中心国家的“发达”是依赖对外围国家的剥削，使后者处于“不发达”才得以实现的。
正因为中心对外围的剥削是导致外围贫困、落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所以，不彻底变革中心—外围的经济格局，广大落后国家就没有真正的发展可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激进学派坚决主张，必须断绝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联系，外围与中心彻底脱钩。
伊曼纽尔针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提高工资水平、发展多样化生产、提高出口商品价格和征收出口税等政策建议。然而，伊曼纽尔也意识到，如果发展中国家真的采纳了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便会引起一些发达国家“疯狂的抵制”，因此，他把推行这些政策的希望寄托在“各国国内将发生的政治与社会的变革情况。”即是说，伊曼纽尔将政治制度的变革视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更是明确地指出，在原有的中心—外围格局内，外围的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不可能出现成熟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前景。所以，外围国家如果不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走向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其依附地位而争取到真正的独立。阿明认为:“对外围国家来说，它们的抉择事实上是这样的:或者是依附性发展，或者是自主中心发展，这在形式上必定是创新的，有别于当前的发达国家。在这里，文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再次出现:外围国家不能仅仅赶上资本主义模式；它必须超过它。”[4]受到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的鼓舞和启迪，阿明进一步强调说:“外围国家使自己摆脱中心国家政治统治的每一个严肃的行动都导向种种冲突而令人考虑社会主义前景的必要性。”[5]
三
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激进学派的经济发展学说呢?我们认为这一学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批判性与战斗性。它是站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上，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阐述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现状和本质，为落后国家寻找一条摆脱贫困的途径，这就从本质上划分了同西方发展理论的界限。尽管它的理论体系构造和许多结论由于严重脱离现实而往往引起人们的诘难，但也有许多理论内容的确能够给予我们帮助和启迪。
第一，激进学派的发展学说对于当前南北关系的本质，对于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打着各种旗号对落后国家所进行的剥削、掠夺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比较客观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从属依附地位；比较深刻地认识到，在外围发展资本主义，既不能对外彻底摆脱对中心的依附关系，也不能对内从根本上解决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
第二，激进学派的发展学说比较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很多学者都是以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为指导，考察当代资本积累过程中落后国家的历史命运和广大劳动者阶层的社会处境，对于普遍存在、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收入不均现象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发展的真正含义。
第三，激进学派的发展理论格外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及由此决定的经济结构对当代国际经济格局的决定作用。认为技术落后、结构陈旧是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的重要因素。阿明强调指出:“完全的社会主义必定将建立在具有高度生产率的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之上……在经济增长和建设世界性社会主义文明之间是不会存在矛盾的。”[6]
第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拉美国家最早成为跨国公司扩张的对象，在研究跨国公司扩张的新特点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表现形式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性的理论问题上，拉美的激进学者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先走了一步。对于跨国公司的经营方式、运行机制、谋利手法、政府政策的失误及跨国化经营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依附后果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引进颇有借鉴作用。
原载《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5期
[1]A.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8：91.
[2]A.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8：91.
[3]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和依附［M］.墨西哥：时代出版社，1978.
[4]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329.
[5]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329.
[6]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