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危机——东亚金融风暴的发展经济学思考
一
在讨论当前东亚这场金融危机性质的时候，很多人将这场金融危机与1929—1931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进行类比，认为在危机发生的原因、具体的表现、导致的后果、产生的影响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被视为是那场危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而我们认为这种归纳却有失偏颇，这充其量只是在现象描述层次上的一种类比。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无论是从危机酝酿产生的内部条件，还是从危机爆发的外部根源来看，这场金融危机是1929—1931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所不曾有过的。在发展中世界之外有着一个发达世界，并且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有时甚至决定着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方向和水平，这是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当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区别，也是我们考察今天发展中世界在谋求发展的进程中所经历的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出发点。离开了对于这一基点的把握，就很难在当今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国际事务和经济关系中洞察底蕴、掌握要津。
如果要去探寻这次发生在东亚的金融危机与发生在70年前的大危机有什么联系的话，可以说，这都是人类在谋求经济成长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重大挫折，以1929—1931年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这种重大挫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特殊表现，是狭隘的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表现为阶级对立的经济关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运动的必然结果，我们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今天发生在东亚的金融危机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却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发展危机，只不过这种发展危机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我们在这里所定义的发展危机，是指当这一危机来临之时，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发展目标的迷失和已取得的发展成果在顷刻间遭受到毁灭性的损失，甚至荡然无存。如此深刻与广泛的发展危机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历程上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发展危机的另一重含义是强调在发展进程中，系统外因素作为一种主要的不可抗拒力量对发展进程的干扰和阻断。
面对东亚金融风暴席卷之后给这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经济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我们不由得联想起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根据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世界著名发展学者M.P.托达罗的意见，由苏联解体后所形成的12个独立的共和国与发生变化的东欧国家所形成的独立于过去被称为第二世界之外完整的新国家集团，被归入发展不充分一类，成为区别于亚非拉和中东那些传统的贫困国家的一类发展中国家。[1]而在世界银行的《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由苏联独立而成的12个共和国与那些发生变化的东欧国家根据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都排列在低收入组与中等收入组之中。[2]即是说，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方法，所有这些苏联、东欧国家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都被归入发展中国家之列。根据这一划分，我们有理由将当年曾席卷整个东欧的苏联、东欧剧变也视为是发展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反映着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即所谓“苏联、东欧模式”）在实践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重大挫折。无论是从变化的剧烈程度（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整个苏联、东欧相继发生变化，几十年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成果丧失殆尽，经济发展受到毁灭性打击），还是从西方大国、首先是美国在这场变化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例如在变化前长期在政治上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在发生变化以后又迫不及待地抛出“休克疗法”，急于将这些国家纳入西方“国际化、私有化、市场化”的轨道），都与今天发生在东亚的金融危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上述情形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与民族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富民强国，根据不同的外部国际环境和自身国情，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创立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苏联、东欧模式与东亚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曾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例如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和东亚奇迹的产生。然而，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两种发展模式先后遭遇到重大挫折，同样面临着深刻的发展危机。由此我们看到，发展危机具有双重的表现形式:以苏联、东欧剧变为代表的政治危机形式和以东亚金融危机为代表的经济危机形式。面对发展危机的严峻挑战，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还是民族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思考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外部存在着一个发达世界的国际环境下，经济落后国家究竟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才能促进自己民族经济持续发展，才能保证自己的国家长治久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坚定不移地选择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因此，遭遇到的挑战是双重的：我们既要保证在政治上避免出现苏联、东欧那样的变故，又要防止在经济上重蹈东亚的覆辙。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双重轨道上探索前进的当代中国，寄托着第三世界国家亿万人民的殷切希望。
二
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向世人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一个经历了数十年艰苦创业、奋斗发展并创造了持续高速增长奇迹的经济，竟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发生结构性崩溃，几代人辛勤积累的国民财富在顷刻间化为乌有。正是这一严酷的现实，从根本上冲击着发展中国家彻底摆脱贫困的信念，动摇了他们富民强国的决心。
统计数字表明，这次东亚金融风暴所造成的货币绝对损失量，超过了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香港恒生指数在1997年10月20日至23日，4天共跌去3 175点，跌幅23%;10月28日一天就跌去了1 200多点，跌幅13.7%。截至10月28日，香港股市的总市值共减少了21 000亿港元，倘以香港600万人计，平均每人损失35万港元市值。在1997年10月底，韩国外汇市场的基准汇率还是990.6韩元兑1美元，可是到12月中旬，已跌破2 000韩元兑1美元。这意味着作为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的韩国，以美元计算的总资产减少了一半以上。泰国自1997年7月2日宣布泰铢汇率自由浮动以来，从自由浮动前的26铢兑1美元一路下跌，一直跌到1998年1月中旬的57铢兑1美元的历史最低点。同时，在金融风暴的打击下，泰国的资金不断外流，股市低迷，股票交易所指数连创新低。在马来西亚，金融风暴使它的外债增加了10%，资本市场被蚕食了1 613亿美元，企业资产减少了10%，人均收入下跌了10%。其货币在重创下贬值近30%。印度尼西亚的印尼盾跌至历史低位的3.445左右，到1997年10月3日，也就是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3个月，印尼盾跌了53%，是世界货币历史上贬值第二严重的货币，仅次于当年贬值63%的土耳其里拉。在这些背后，还有席卷整个东亚的生产衰退、经济萧条、企业倒闭、银行破产、通胀严重、失业骤增、巨额国民财富流失，人民苦不堪言。从经济角度讲，尽管过去发展中国家也曾经历过拉美债务陷阱、墨西哥金融风潮的洗礼，然而像这样空前深刻的发展危机却还是第一次发生。
这场席卷东亚的金融风暴，给发展中世界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进程中，存在不存在一个进入逆向发展的可能。无论是根据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还是考察既往的经济发展实践，人们都认为:不可逆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特征。根据罗斯托的线性阶段模式，人类的经济成长被描述为一个由低向高飞跃发展的单向递进过程，当经历了关键性的起飞阶段以后，一个经济便会自然而然地依次进入更高级的成长阶段。由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概括总结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模型对此更为肯定地指出:一旦经济发展超越了陷阱水平的制约，即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非稳定均衡点B点之后，便会义无反顾地进入高收入增长水平的良性循环之中。因此，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全力以赴地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一旦步入了经济成长的正常轨道，便不会发生重大的反复和倒退。由于这些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对发达国家当年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概括，又大体上符合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因此在发展理论中极富权威，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然而，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特别是当其席卷韩国、香港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并使它们的发展进程遭受到重大挫折后，这一经济发展进程不可逆的基本命题也随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就拿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为例:韩国是亚洲和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曾经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汉江奇迹”，199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9 7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方法，终于完成了从低收入组与中等收入组（1962年82美元与1984年2 110美元）向高收入组迈进的历史性转变。作为曾经是殖民地的亚洲经济落后的小国，韩国能够创造出这些经济发展的奇迹，确实极大地鼓舞了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根据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毕业说”，还是根据韩国经济连年高速稳定增长的事实，都没有怀疑韩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并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典型为发展中世界广为称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韩国刚刚在世界银行的《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第一次被列入高收入组国家的行列，仅仅数月之后，金融风暴的狂飙便把这个编织了数十年经济发展奇迹的神话扫荡得七零八落。金融风暴过后，韩国官方发布的最新经济统计结果显示，韩国经济正处在痛苦的衰退之中: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失业率屡创新高，企业破产加剧。1998年2月份韩国工业生产继续下降。韩国国家统计部门发表的结果显示，1998年1月份工业生产与1997年同期相比下降11%，而2月份同比下降了1.9%。经济衰退导致了大批企业、银行、证券公司的倒闭和破产。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字，进入1998年以来，韩国已有15 000余家公司破产。大量的公司企业倒闭破产，使得失业人数直线上升。根据韩国劳动研究院发表的最新数字，在金融危机大潮冲击下的韩国，失业人数已突破了100万。通货膨胀率的高位运行更是雪上加霜，1998年3月份，韩国的通胀率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90%，由于韩元贬值，导致石油产品、工业产品和部分食品价格都大幅度上升。为了渡过金融风暴过后的艰难时期，韩国政府甚至呼吁广大国民捐献金银首饰以支持政府共渡难关。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被誉为“发展小虎”的东亚其他国家:泰国正面对10多年来的最大经济滑坡、经济危机以及该国半数金融机构停业的资金紧张情况。印尼货币波动引发的经济危机导致很多建设项目及众多行业不景气，造成大批员工被裁减和解雇，据估计失业人口将从原来的700万增至800万。
上述事实清楚地表明，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和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层矛盾的不断积累以及发展战略、发展政策的失误，即使对于那些处在较高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像韩国这样被称为次发达的国家，发展危机的孕育和爆发也会阻断发展进程，引起大的挫折和倒退。正是这种已为现实证明的逆向发展可能性的存在，对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撼，如果几十年辛勤奋斗的发展成果最终将被毁于一旦，那么，为谋求发展所付出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
三
作为发展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次东亚金融风暴的发生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深远的意义。第一，它证实了发展进程逆向运动的存在，从而给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取得了怎样的发展绩效，都不能一味陶醉于自己的发展成果之中，要及时化解在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善于处理与发达世界的各种关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导致发展进程的逆转。第二，它促使发展中国家深刻地反思导致这场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的措施和途径。第三，在此基础上对过去确立的发展目标和选择的发展道路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再确认。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由这一事物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东亚金融危机也不例外。尽管这些国家发展进程中积累下的各种矛盾和政策失误构成了危机形成的内在基础，而外部因素对引发危机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看到，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世界两极格局消失后，国际经济、政治关系重新整合的必然结果，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强化霸主地位，在国际经济新格局下对南北关系的强制性调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其视为一场发展的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两极格局的消失，经济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日益取代军事对峙、政治结盟和意识形态冲突，成为世界发展的新潮流。苏联、东欧剧变后，“东线无战事”，西方国家解除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必须要面对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威胁，同时，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也完成了在漫长的冷战岁月里为维持东西方的均衡势态而发挥的战略作用。相反，当年作为美国在大国势力角逐全球战略中一步棋术的东亚民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现在反倒成为了美国巩固其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潜在威胁。尤其是在这一地区中国（中国大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使东亚成为世界上最富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这不能不引起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极大恐慌。因此，在继苏联、东欧之后，东亚这些虽然追求现代化却拒绝西方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必然成为美国整肃和打击的对象。而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内在矛盾，给美国提供了实施打击的契机。
很多人在探讨这次东亚金融风暴发生原因的时候，仅仅将其归结为内生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却忽视了引致危机爆发的国际背景和外部原因。前面已经说过，发展中国家之外存在着的发达世界，是考察当今发展中国家事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起码对于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当年所创造的发展奇迹，还是今天所遭遇的发展危机，如果离开了对于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关系的探讨，就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当年，如果没有美国的一手策划，全力扶持，很难设想会有台湾地区、韩国的经济腾飞;而今天，如果没有美国的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也很难演化出一场如此深刻的发展危机。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对弈中，从一开始，东亚这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就没有真正摆脱过被大国摆弄的从属地位。
当我们对发达国家当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和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会发现当代落后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这样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比起当年的发达国家，由于攀比效应的存在和模仿的可能，今天的经济落后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享受富裕生活方面，表现得更加急功近利些，总是想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就走完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走过的发展历程。第二，由于外部发达世界的存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从外部的发达世界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而进入了经济起飞过程。而这种由外部切入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完全脱离发展中社会的内生因素，尤其是脱离社会内部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积累而创造出一种表面的经济繁荣——“飞地经济”。这就为已经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经济爆发发展危机埋伏下潜在的危险。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发展氛围里，才为泡沫经济的生成和膨胀提供了绝好的环境。不论是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泰国，还是在之后的重灾区韩国，都是跌落在同一个陷阱中:产业政策失衡，金融政策不当，盲目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对外国资本毫无限制，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监管不力，低素质的政府和国民都一边奋力吹着泡沫，一边又为自己所吹起的泡沫所陶醉，直到将这个泡沫吹爆，虚拟中的成果荡然无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中经济的这些内在矛盾由来已久，只不过现在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美国人腾出手来，只轻轻的一掌，这个外强中干的经济“巨人”便轰然倒下了。
这场波及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发展危机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它所结出的苦果还要留待人们去慢慢地品尝。值得骄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既坚定不移地保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又卓有成效地赢得了经济发展的辉煌成果。在整个东亚经济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时候，中国经济不但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并且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泱泱大国的崇高风范为周边国家缓解危机、摆脱困境，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有人说这次危机是与中国擦身而过，甚至将其归结为我们得益于资本账户的没有开放，这话尽管没错，但绝对不全面。在整个发展世界中，中国选择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但决不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立场。我们注重从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但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绝不崇洋媚外，陷入依附的境地。我们积极发展金融产业，承诺逐步开放金融市场，谨慎地实现金融自由化，但是坚持中央银行对这一过程实施严格的监管，避免国际资本对我们的过度冲击，采取灵活、稳健、确保安全的金融政策，并坚决杜绝泡沫经济的产生。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同东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这些，有效地保证了我国经济在险恶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安然无恙、健康成长。当然，背负着改革与发展双重使命的当代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许多难以化解的深层矛盾，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必须记取东亚诸国的惨痛教训，这也正是我们提出发展危机这一命题的现实意义。
原载《河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1]参见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第5版.伦敦：朗曼出版集团公司，1997:59.
[2]参见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214-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