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战火中的生命——思考

早在1991年，西苏就在其著作《读本：布朗肖、乔伊斯、卡夫卡、克雷斯特、李斯佩克特和茨维塔耶娃的诗学》中指出，当代文化是一种“众声喧哗”的文化，当代媒体在忙于制造丑闻，因为丑闻可以制造卖点，创造价值，“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都让位于价值”。当代文明好像已经变成一种“噪音机器”，即便是“绿色和平组织”在西苏看来也是一种噪音机器，而且人们无法想象，这种噪音机器真的能够制造出正义或真理。当代人好像也需要这种喧嚣，不再需要文学，不再需要反思，更不需要思想。^[1]对此，“向生的西苏”^[2]慨叹：这种低级趣味的、充满铜臭气的喧哗标志着人类的死亡。西苏的慨叹表达了其达观中潜藏着的悲观，希望中隐含着的失望，既体现了她对痛苦、罪恶和死亡的强烈意识，也昭示了她对超越死亡的强烈渴望。

当今的世界由于文明的冲突、经济利益的驱使、霸权主义的盛行，在某些特定的国家和地区战火不断，这样“具有身体性的我们……从一开始就不由自主地被抛到不是我们的生命中去的”^[3]。动荡不安的世界之中的我们，身体是脆弱的，生命也前所未有地“脆弱不安”^[4]，死亡的位置日见突出，怎样正确看待痛苦和死亡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要思考肉体的脆弱性与政治选择之间的关系”^[5]。但是，我们与战争关系的阐述是不够全面的，我们看到了战争的破坏性，看到了种族主义，在这特殊的时期，我们真的就不需要文学了吗？真的就不需要反思了吗？真的就不需要思想了吗？从西苏和巴特勒的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女人的情怀”，还看到了哲学家的深邃，看到了诗人在精神最贫瘠时期展现的力量，更看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托里·莫瓦等人指责西苏的作品是政治上带有缺憾的、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本质主义，以及玛莎·努斯鲍姆把巴特勒看作拥有终身教职的、拥趸“戏仿性操演”的无为主义者并不全面客观，只是基于其前期的理论，并没有关注到其后期的政治伦理转向^[6]。事实上，努斯鲍姆指责巴特勒的理论没有关注到真实妇女的真实境遇，只是致力于通过“诡辩”与“修辞”创造一种“语言象征的政治”，表明两位女性哲学家之间研究目标的分歧。努斯鲍姆的研究一定要导向结论，如果研究性别问题的话，一定要探求关于性别的“真理”或实质究竟是什么，而巴特勒则“拒绝寻找性别的根源，拒绝寻找女性欲望的内在真理，也拒绝寻找具有权威性的性别身份”^[7]，她希望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因为在她看来“保持问题的开放比预先知道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共性，要更有价值，毕竟，我们已有的资源并不足以使我们知道该如何定义人，以及人的未来将会怎样”^[8]。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巴特勒的著作经常以提出多个问题的形式来结束自己的论述。

西苏和巴特勒同为犹太裔女性知识分子，由于西苏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兼有奥地利与法国的血统，一直过着没有家园的漂泊生活（至少在心理感受上是如此），后来辗转英国后生活在法国，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着切身的体会。犹太裔身份加上欧洲的氛围，使得西苏对于战争、对于流亡有着深切的理解和高度的关注，因此她后期的文章，逐步从自传体小说的创作转向在公共舞台上发表政治见解，从私人写作迈向了公共领域，关于战争的思考常常会出现在其文本的字里行间。正是由于她的这种转向，法国以外的读者才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她的文本。而巴特勒虽然从小就受到“犹太人的集体伦理困境”的影响，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曾遭到杀戮，高中时代及以前一直坚持去犹太教堂上课，接触到“道德困境、人类责任问题、个人决定和集体责任的冲突、上帝、上帝是否存在以及‘他’有什么作用（尤其是考虑到集中营问题时）”等问题的研讨，而且其“学院式的哲学生涯是在犹太教育的环境下开始的，这种教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的集体灭绝（包括我自己的家庭成员）作为伦理思考的背景”^[9]，但是，她毕竟生长于美国，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虽有参与，但对于大多数美国本土的民众而言，战争离他们似乎有些遥远，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过多的直接影响（当然，军人的亲属除外），他们似乎从未想到战争也会在美国的本土发生，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对战争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所以巴特勒虽然拥有犹太族裔，也曾对社会上及思想界的反犹主义思潮进行抨击，但是她并未经历过颠沛流离、失去家园的离殇之痛，因此在前期的研究中也没有对战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论述。但是，“9·11”事件以后，美国本土也开始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也目睹了“生命的脆弱不安”，巴特勒等知识分子开始对战争及与战争相关的政治、伦理问题进行反思。巴特勒发现，她理论大厦的支柱性概念“身体”，那个“至关重要的身体”，那个“展演”的身体，“具有必死性、脆弱性，同时也具有功能性和稳定性，是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社会现象存在的”^[10]。对此，巴特勒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尽管我们在努力争取自己的身体权利，但身体并不完全属于我们自己。身体必然有其公共面向。身体是公共领域中的社会现象，我的身体属于我，但也不完全属于我自己。从一开始，身体就受制于他人，身体受他人的影响，造就于社会的熔炉。”面对战争和战后的满目疮痍、流离失所，西苏的身体，还是那个创作的身体，言说的身体，诗意的身体，虽然走出了象牙塔，但依然是不以公开反对被她称为“噪音机器”的、以传媒为目的而写作的身体；巴特勒的身体，依然透着哲学家式的冷静，虽然具有“必死性”和“脆弱性”，同时也具有西苏坚持的“流变性”和她自己提出的“展演性”，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一定的时空内是依然具有“功能性和稳定性”的身体，“造就于社会的熔炉”，这个身体对巴特勒提出的“我们的身体能否在政治领域内提出其他规范目标？”^[11]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