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林中树木巍然耸立，长期比邻而互不相识。

——荷尔德林

埃莱娜·西苏和朱迪斯·巴特勒这两位“独步当时”的理论家看似没有必然的“事实联系”，但仔细研究两位女性知识分子的论著可以发现，其理论建构呈现出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二者最主要、最明显的“同”就在于对性别问题的高度关注。性别差异是两位思想家的理论核心。从表面上看，西苏强调对性别差异的高扬，对“女性特质”［或称“女性性”（femininity）］的肯定与坚持，甚至在论著中多次使用“男性经济”和“女性经济”两个术语来强调性别差异，目的就是要在男/女二元对立中消除等级，在承认生理区别的同时追求平等，当然，这种强调与大多数女性主义者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而且也有很多学者担心，这种高扬和强调可能会产生与西苏等女性主义者“消除二元对立”的努力事与愿违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高扬，也许会制造新的对立。更有女性学者指责，西苏对性别差异的高扬，实质上是向“自然主义”或“本质主义”的倒退。但是在西苏看来，“自然”没有一些研究者所说的那么可怕，虽然她本人也曾因为这种指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量避免使用“自然”一词，但事实上，“自然”作为“文化”的他者，应该得到重视。而且西苏的“自然”处于“诗学空间”，当然也具有哲学意味，但它绝不是哲学概念。“自然”在诗学的空间中是“移动的，还有些微的偏离……它变成了一种具有各种通道意义的东西，它是对界限的消除，是漫溢的”^[1]。巴特勒却并不满足于用男/女二元对立来解释性别差异问题或在男/女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消除等级，而是要从性别本质就是不固定的命题入手，质疑二元对立结构本身的合理性。波伏娃认为性别是境遇中的身体，巴特勒虽然也关注身体，但她却不愿意承认波伏娃所说的“性别”（在这里既包括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也包括社会性别），她先是提出“性别展演”理论，后期的理论中又提出“消解性别”的观点。但是，这也不能说她无视性别差异，或者要彻底消除性别差异，相反，巴特勒分外重视性别差异，她所说的消解并不是要消除，而是要保持距离，保持警醒，强调过程，强调一切变化的可能性。

巴特勒的理论建构发轫于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她早期也曾从事过对法国学者理论的译介工作，后来又对法国哲学家的研究“情有独钟”，对雅克·拉康、福柯、德里达等哲人的理论进行过深入研究，本着黑格尔“扬弃”的原则从中汲取营养，对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露丝·伊利格瑞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理论也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并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在美国，乃至西方理论界获得了较高的学术声誉（当然，质疑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但是这位比西苏晚“成名”二十余年的学者在论著中曾深入分析过与西苏并称为“法国女性主义三驾马车”的伊利格瑞和克里斯蒂娃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而对于西苏，就笔者目前阅读过的材料看，除在其《消解性别》一书讨论女性主义关于性别差异问题的理解时提到过一次西苏的理论外，在其余的研究著述中并没有发现西苏的身影。我们知道，“性别”问题不仅在西苏理论框架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而且在整个女性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绝大多数女性主义理论家不能也绝不会规避的问题，当然也成为巴特勒关注的焦点之一。巴特勒这位自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姗姗来迟者”认为，“法国女性主义在考虑文化的可理解性时，不仅假定了男女间的根本性差异，而且还复制了这种差异”^[2]。随后，巴特勒提出，法国女性主义的性别差异理论源于列维·施特劳斯、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和雅克·拉康，但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又与上述大师一一决裂，比如，克里斯蒂娃把拉康没有关注的符号学看作对象征系统的补充和消解，西苏以施特劳斯无法想象的方式通过“女性书写”让符号“移动”，并进而得出了法国女性主义者宣称“语言是通过性别差异形成的”^[3]。这是巴特勒与西苏的一次“罕见”的隔空“对话”。这次“罕见”的“对话”表明，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也有学者认为“女性书写”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阐释的理论，而是已经变成了运动^[4]）进入了她的视野，但并没有引起她深入研究的兴趣，或者说没有进入到她的理论研究计划之内。究其原因，最为表象的也许是西苏在学界除提出“女性书写”理论并进行诗性阐释外，更偏重于先锋小说和戏剧创作，是对女性主义理论身体力行的实践，而且西苏的理论从很大程度上说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德里达部分重要的理论进行的不同阐释。而巴特勒由于其哲学出身，强调的是哲学的一面，因而她更加关注对黑格尔、德里达、福柯、拉康等法国男性哲学家理论内核的梳理与挖掘。巴特勒自己的研究也完全可以套用她对伊利格瑞的评价——女性主义者中对哲学史进行过最深刻的批评性阅读，模仿男性话语以达到“对控制话语使用所有权的排除法则提出质疑”^[5]之目的，在理论著述（尤其是前期的理论著述，例如《权力的精神生活》、《性别麻烦》与《身体之重》）中采用的是线性的理论话语。^[6]而西苏则走向了反面，用碎片式、诗性的甚至是呓语式的语言论述深刻的哲学问题，其著作的哲学特质掩藏于诗学外表之下，因此没有得到巴特勒的关注。两位女性哲人，一位展现了“思”的深邃，一位演绎了“诗”的奔放，但她们都以语言为载体，通过让语言向自我敞开言说，达到了马丁·海德格尔曾通过诗与思来表达的那种“澄明的形而上的境界”。

对于诗和思的关系问题，西苏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过阐述：虽然“诗思比邻”，但对诗人而言，生活就是一种冒险，就是不加防范的存在，“发现就意味着迷失”；对哲学家而言，生活要拒绝迷失，生活的真谛在于把握所有迷失，把握失去的东西并为之命名。^[7]所以，西苏既然选择了诗人的身份，她的理论变成了“通过诗来表达的一种哲学反思”^[8]，而“哲学推理以及那些溢出哲学话语边界的东西使得诗的河水流进了哲学的河床”^[9]，这是西苏一直努力规避的。巴特勒也对文学作品进行过分析，她的目的当然是让文学文本为她的理论“代言”，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她和西苏一样，都洞察到了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联，用德里达的话说，“文学不是哲学的他者”，打破二者之间僵化的界限正是西苏一直努力的方向，也应该是巴特勒在哲学论述中经常“跨界”的部分。对她们来说，文学是一种与语言游戏的形式，是“词汇和文化的双向融合”，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接近想象的自我，而且有助人们了解思考的自我，因为“哲学是虚构的修辞学构造，文学则呈现为哲学姿态”^[10]。文学批评的边界已经不再局限于文本分析或审美体验，当下已经向文化研究、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等领域蔓延。

虽然西苏和巴特勒似乎并未有过深入的交集，而且巴特勒秉承的是德国哲学的思辨精神，西苏展现的是法国哲学的感性智慧，但是这两位犹太裔女性知识分子除都被看成是“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都曾被诟病为脱离实际的（具有乌托邦性质的）、玩弄文字游戏的“语言、象征的政治”外^[11]，还在其他许多方面具有可比性，大体上可以归纳为理论建构内核和理论渊源及阐释特色两个大的范畴。

一、理论建构内核——流动观

总体来说，巴特勒和西苏的理论建构都以身体、语言和性征为核心，都处于现代哲学向后现代哲学演进的过程中，她们的理论核心从某种程度上说印证了被哲学界公认的演变标志：“身体的渐次显现”“语言的不断扩张”“他者的逐步浮现”^[12]。

（一）地位日益凸显的身体

两位知识分子首先都认识到了女性身体的文化价值，都把身体（这里的身体主要是指女性身体）作为自己理论框架的核心和理论阐释的出发点，都在试图挖掘被压抑的女性身体所蕴含的主体性（虽然西苏一直在回避“主体”这个术语）。对于西苏而言，女性身体具有“文本性”“能动性”“流变性”“开放性”，是一种过程中的主体，同时，身体也是被动的，“体现着文化与社会的制约”^[13]。巴特勒也关注女性的身体，认为珍视女性身体有利于女性冲破传统哲学的束缚，女性身体是承载一切身份的重要场所，是“可变的疆界”。“身体不再被看作一个稳定的、已经完成了的事实，而是一个成熟的过程，一种变化的模式，并在变化的过程中超越规范、重塑规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本以为束缚着我们的现实并不像石头一样一成不变。”^[14]可以看出，巴特勒这段论述强调的是过程、变化、超越和重塑。在这里，身体可变，规范可变，重塑后的规范还可变，现实更是在不断变化。巴特勒这个“可变疆界”的观点刚好契合西苏所强调的身体的“流变性”（即流动而变化的），她们都在阐明，在不同的社会，基于不同的目标和考虑，人们对身体的理解必然会发生变化。例如，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认识和思考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目的就会不尽相同，没有一个稳定的身体观念，女性的身体早已沾染了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印记，比如中国古代的“三寸金莲”。套用巴特勒的术语，身体一直在“展演”。进一步说，身体一直在按着特定时期的特定规则展演给特定的人看（当然也展演给自己看，因为通过这种展演，可以进一步强化个人对文化规范的体认）^[15]。

早期的西苏研究者们曾指责西苏的理论具有本质主义的错误倾向，这也许是强调女性身体的理论家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据此，巴特勒在《身体之重》中对身体的讨论就是围绕着身体的“物质性”这个问题展开，并发现，身体的物质性其实是权力的产物，究其本质，所谓生理性别是“最终被物质化了的理想建构”，因而，“身体的物质性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通过形态学的发展而被获取的、构筑的”^[16]。可以说，巴特勒的研究虽然从伊利格瑞的理论入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过哲学家思辨式的论述方法帮助西苏驳斥了本质主义的攻讦和非议。

（二）疆域不断扩张的语言

两位思想家都发现，身体和语言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限于载体与表达之间的关系。巴特勒认为，身体和语言之间交叉重叠，语言不是对身体的简单模仿，而是具有主动性、生产性和构成性：

被视为先在于符号的身体总是被假定或意指为具有先在性。这种意指既为身体制造了其自身将产生的结果，反过来又宣称是以发现身体自身的先在性为目的。如果被指涉为先于意指的身体是意指的产物，那么宣称符号是作为身体之镜的语言所呈现出的模仿或再现的状态绝不仅仅具有模仿的属性。相反，它具有生产性、建构性，甚至可以说具有述行性，因为这种意指行为为身体勾勒行动路线，而后这个身体宣称要在一切意指之前显现。^[17]

巴特勒运用这一段具有哲学诡辩色彩的论述表达的其实就是语言与身体的关系：语言与身体，究竟谁先谁后？究竟是语言在表述身体，还是身体在发现及承载语言？无论二者的关系如何，身体作为语言的生物性载体这一点都无可非议。但显然，女性主义者们所说的身体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相反，它应该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对于这种载体的解放，理论家们都选择了语言这个突破口，因为他们认为，一切革命，一切对“权力关系网络”（福柯语）进行颠覆的行动都始于语言，都发轫于对宏大话语的解构。无论是巴特勒还是西苏，以及她们背后的美国女性主义和法国女性主义两个阵营，都是试图在父权制的体制下寻找一个不同的阐释空间，并且，她们都知道，找到绝对的自由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所以她们不寻求对二元对立的摧毁，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一种妥协的自由，用西苏的话说就是“在象征界中寻找一个专属于女人的另类空间”^[18]，通过对男性语言进行“偷窃”(Voler)，创造一种不受任何规则监控的、没有局限和边界的、可以展现无限可能性的女性的语言。

在语言的运用方面，巴特勒前期的论著，如《权力的精神生活》《身体之重》《性别麻烦》《激情澎湃的言论》等，理论阐释绝大多数时间呈现晦涩难懂的状态。因为她希望通过运用男性理论话语在自己的理论阐释中达到质疑该话语对女性实施“排除法则”的目的。事实上，西苏的理论阐释看似语言简单，甚至呈碎片化，而且从不使用晦涩的理论话语。但是两位理论家的阐释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给读者造成理解困难。两位哲人的假想读者都是深谙弗洛伊德、拉康、德里达等哲学家的性别理论并具有深厚语言学理论功底的学者，同时，她们的表述方式也给读者造成阅读困难。巴特勒的难，在于语言的佶屈聱牙，也在于对不同理论家的观点的大量不加解释的援引，甚至有研究者发现其中一些观点还存在着相互矛盾的问题^[19]；西苏的难，除在于大量使用典故、双关、故意玩弄文字游戏、行文具有意识流特色的流动性^[20] 外，还在于她的写作同时兼顾了隐喻和字面两个层面的含义，因为她认为，“诗性语言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同于当下强调所谓明晰和实用的程式化写作”^[21]。当然，巴特勒理论论述中偶尔也会在文字上采用一些策略，比如，她追随福柯，对matter 和subject两个术语的双关式使用。matter一词含义丰富，用它作为《身体之重》一书的标题内涵非常丰富，而汉语的译本事实上没有能够表现出身体的物质性这一层含义，当然这就是德里达等人所说的“不可翻译”性。^[22]再比如，把surveiller一词在英译本中改为discipline也是一种双关，因为该词同时具有“学科”、“纪律”和“规范”三个含义。可以看出，巴特勒的这种双关的使用与西苏完全不同，巴特勒是严肃的、哲学的、不带任何文字游戏色彩的双关。无论二者语言使用呈现的状态如何，都可以套用巴特勒对伊利格瑞的评价：语言运用是对一切“规行矩步”的抗争，这种抗争为女性性在文本中的呈现提供了可能性。

拉康认为，语言与主体密不可分，它无处不在但又令人费解。语言只是将主体建构成空缺，然后用幻觉来填补虚空，从此种意义上说语言充满着未知的力量和效用。而“诗性语言将关于主体的真理隐藏在物质表层之下。因此我们必须积极肯定创造性地使用无意识铭写的诗性语言。”^[23]坚定地要超越“稳定语义符指”的西苏，试图通过在理论文本中超越语法、词汇、句法或语义符码秩序再现父权制文化中被压抑的女性表达。西苏本着对“语言向无意识开放”（拉康语）的坚持，用独特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审美和文化实践，也改变了我们对理论阐释的理解。她的独特，就在于她在理论文本中采取的那种“循环的、同时的、耦合的”的非线性阐述形式，套用哈桑对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语言的总结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剪辑组合的，或按莫比乌斯带构成的各种母题”^[24]。这也就是坚定地认为摆脱西方形而上学的最好方法是在语言形式上放弃它的说话方式的德里达极力推崇西苏，称其为“诗人思想家”、是“法语世界中语言驾驭能力最强的人”之原因，并表示希望自己也能“像女人一样写作”。

“语言维系我们的生命”，巴特勒曾在其稍后的著作《激情澎湃的言论：一种操演性政治》^[25]的开篇就引用了托尼·莫里森的这句话，表明巴特勒对语言的关注，而且在其著作《身体之重》《性别麻烦》《权力的精神生活》中都反复论证语言问题并发表重要观点，因为她关注的“主体就存在于语言之中”，或者换句话说，她关注的“主体是被言说的”。语言具有行动性，不仅可以塑造人、改造人，还是行为者与行为之间相互连接的不可缺少的纽带。例如，巴特勒在《安提戈涅的声明》中指出，安提戈涅葬兄行为仅仅依靠其行为本身并不能圆满完成，而是需要在语言的帮助下分两个步骤来实现：警卫报告说发现了安提戈涅的行为；安提戈涅没有直接承认，“我做了这件事”，而是否认自己没有做，然后宣告自己做了这件事。安提戈涅并没有采用警卫的那种事实陈述式语言，而是通过“宣告”或是“申明”，让语言拥有了超越字面意义的力量：

“是的，我承认，”或者“我说我做过此事”——如果她这样回答，那么她是在回答来自另外一个权威向她提出的问题，就意味着她退而承认这个他者具有凌驾于她之上的权威。“我不否认我做过的事”——“我不否认，”我不是被迫否认，我拒绝在他者语言的威力之下被迫否认，我只是不否认我做过的事情——我拥有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只有在她主动拒绝的语境中这种语法上的占有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宣称“我不否认我做过的事”意味着拒绝实施否认这一行为，但是也不完全等于宣称自己的行为。如果说“是的，我做过，”就等于承认做过某事，但是在发表这种声明的同时又实施了另一个行为，把前一个行为公布于众的行为，这个新的错误的冒险可能会取代前一个事件的位置并起到增强效果的作用。^[26]

巴特勒的这段话似乎有些拗口，但是却展示了语言表述差异所产生的不同后果。说话者安提戈涅通过对词语主动权的占有，超越了巴特勒前期著作《性别麻烦》中所提出的“语法无法逃脱权力的掌握”的观点，主动创造了一种权力，迫使克瑞翁不得不承认，“现在我不是男人，她是”。随后，巴特勒论述道：“安提戈涅看似获得了一种男性的统治权，一种无法相互分享的男子气概，因为这种气概要求他者既是女性的，也是卑下的。”不过巴特勒对此并不乐观，她并没有导出结论，而是提出了两个问题：“她真的获得了男子气概吗？她穿过了统治权的社会性别障碍吗？”^[27]其实，巴特勒提出这两个问题的深意在于安提戈涅在自杀前的那段悲诉：没有上过婚床，没有听过婚歌，没有享受过养儿育女的快乐，孤孤单单，虔敬神明的行为得到了不虔敬之命等，在面对真正的死亡时，“安提戈涅完全退回到了人或是女人的自然本性，她并没有获得超越”^[28]。可以看出，巴特勒的这段论述，讨论的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还是性别问题。而且这段论述似乎与她之前坚持的“性别不是自然的，从根本上说是自然化”的观点又有一些矛盾：如果性别不是自然的，那么，安提戈涅最后的悲诉难道只是女人特有的吗？安提戈涅为什么就不能获得男子气概呢？如果自然性别不存在，那么社会性别又能造成什么障碍呢？

（三）他者的渐次浮现

“差异之整体存在于同理性、政治、经济和当下的历史性的某种隐蔽的关系之中。”^[29]差异既可以意味着威胁，也可以孕育变革和希望。对待差异也因此存在两种态度：排斥、消解或整合；承认、拥抱。性别差异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差异。对于巴特勒来说，性/别是一种被语言遮蔽的复杂的事物，而且，“‘性’和‘性别’是两种关系模式，两种都不是占有；实际上……是‘因为他人而存在的方式’”。这里的他人就是不同于本人性别的或具有男性气概（男性性），或具有女性特质（女性性）的他人。由于在巴特勒这里，性别是不断生成的，是由话语持续制造的，其动词性胜于名词性，所以巴特勒就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都理解为部分地由被否定的忧伤所组成的认同形成和巩固”^[30]。巴特勒的性别概念以“否定”为前提，然后通过“展演”(有时需要“换装”表演)来达到“身份表达”的目的，她曾表示对她来说，“在未来象征系统中，女性特质有多重可能性”^[31]，但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是打破性别差异思考框架的二元性，越过并进入多元性。其实，对女性特质的强调即是对女性主体身份的定位，当然巴特勒质疑女性主体身份的确定性，甚或，人（包括男人和女人）的主体性难道就是确定的吗？西苏在这一点上与巴特勒截然不同，她首先把“女性特质”（或“女性性”）框入相对于男性经济而存在的一种不同的文本、政治和伦理经济中，强调其自然发展，然后采取肯定和拥抱的态度对女性特质加以强调，旨在从男性话语体系中脱颖而出，既不想制造男/女二元对立，也不想通过“换装”或“展演”来模糊甚至消除二者之间的差异。

对于两位女性哲人而言，在现代哲学向后现代哲学演变的语境中，“人”已经面临着“身份”危机，不再具有内在的确定性，与身体、语言、他者的关系处于某种“未定”的状态中^[32]。换句话说，人的身份已不再确定，因为它与身体、语言、他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动态的特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此时、不同的彼地，甚至相同的人也可以拥有不同的此时此地、彼时彼地、彼时此地，抑或此时彼地。“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33]既然人的身份从整体上说都是变动不居的，用克里斯蒂娃的话说是“过程中的主体”，那么对女性身份的追求其实也是徒劳无功的。因此巴特勒就质疑女性主义的稳固主体，认为主体已然破碎，不存在稳固的性别身份。性别其实就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建构的知识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与西苏对女性特质或者说女性性的坚持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这样说，虽然二者都是女性犹太裔知识分子，对于“我是谁？”的问题都有着高度而深刻的关注，但是在性别问题上，巴特勒致力于对性别范畴的消解与反叛，而西苏则致力于对性别范畴的高扬与肯定，但二者之间理论的内核还是相类似的，都采取“保持质疑，多元共存”的态度。可以说，“女性性”这一术语几乎充斥于西苏所有的理论文本中，而巴特勒首先指出了“性别麻烦”，进而又提出“消解性别”，在巴特勒看来，性别就是不稳定的，不存在那种西苏认为不可改变的生理性别——因为这种生理性别的变化可以通过变性手术得以实现，它是一种“制造”，是“文化地塑造身体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具有“群体性”的、“不间断地开展的活动”，是一种“处于限制性场景中”的即兴实践。^[34]生理的身体和性别既然可以改变，那么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对身体的认识更加可以改变，这种重选先是需要重新形成人的观念，是一种从更大的角度完成的更加深刻的哲学命题。其实巴特勒的消解性别还没有这般彻底，她只是从质疑黑格尔“欲望总是一种对承认的欲求”的论断入手，强调“疏远”和“逃离”，与社会规范“保持一定距离”，以葆有“减弱对它的需要”之能力，“争取生活的更大适宜性”^[35]。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说，相比于西苏，巴特勒在女性性（或性别）的问题上，走得更远，也更坚定。

二、理论渊源与阐释特色——“拿来主义”与变项观

两位理论家对于前人及他人的理论资源都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只是巴特勒采用的是“不断与前人、他人激辩”的态度^[36]，因为巴特勒不想为某个理论系统左右，她要调动一切可利用的理论资源来思考政治和文化实践。^[37]而西苏也在不断地引用他人，她是用一种温和的、诗意的方式在包容中体现差异，例如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常常把德里达、拉康、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理论信手拈来（且不加注释），在女性主义的视域下用自己独特的风格进行重新阐释。在对自己理论的态度上，巴特勒同样采取的是“与自身激辩”的态度，她提出“我的重点不是把后结构主义‘应用’到女性主义上，而是以明确的女性主义立场重新表述那些理论”^[38]。而西苏对于自己的观点采取了不断重复、引用并且不加任何注释的方式，比如她的《美杜莎的笑》《突围/出发》《齐来书写》等理论著述中经常会出现完全一样的段落。西苏不进行与自我的激辩，而是试图在重复中生成变化或加以修正。其实，从本质上看，两位女性哲人从很大程度上说都是把他人理论置入女性主义的视域并加以“重新表述”、深化，在巴特勒那里，重复本身就有可能造成颠覆的效果，而对于西苏来说，重复是在不断地引用，意义就可以在不断地引用中“延异”。无论两位理论家的态度如何，她们都给读者提出了阅读难题，即是说，在阅读时，如不能进行很好的辨别、归纳，就无法析出哪些是巴特勒和西苏本人的观点，哪些是前人（或其他人）的观点。由于巴特勒采取了激辩的态度，因此，甄别的困难远不如西苏大。

两位思想家理论阐述特色的第二个特点可以归纳为“变项性”。简单来说，二者都坚持写作不导向结论，其文本都是开放性的文本，为读者提供更多的阐释空间，也为自身的文本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可阐释性。事实上，“人和万物都是不固定的、分离的、逃逸的”（爱默生语），而且，即便是同一个人，其“心灵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同时存在的种种可能性的剧场”（威廉·詹姆斯语），那么两位哲人对于概念的不加界定即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后现代话语用巴特勒的话说，已经变成了述行性的话语，这种述行性表明，“追求真知、追求共识、追求完整性和有机性已经成为不可能”^[39]，多元性、不确定性、断裂性、矛盾和悖论无处不在，据此，哈桑对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不确定性—内在性”的说法可以用来解释巴特勒和西苏的变项观。西苏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的“女性书写”理论，但是，“女性书写”究竟指的是什么，她不但自己从未做出明确的界定，而且明确指出，界定“女性书写”实践“永远不可能，因为这种实践永远不可能被理论化、被封闭、被符码化”^[40]。西苏让她的“女性书写”永远处于意义的模糊地带，使其保持开放的语义张力，在不同的语境中进行语义的“展演”，而且西苏不使用线性的理论阐述方式，她采用的是一种弥散的写作方法，因此她的理论永远都不像是理论，而像是某种心灵的独白，像是意识的自然流动。其实，西苏是要通过这种写作策略展现她所要阐释的理论内容，她也一直在“展演”。巴特勒也坚持，她的理论核心“性别展演理论”就是不导向结论的、强调多元并存的身份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因为思考身份的目的就是摆脱现有身份分类所带来的歧视与不公，因此，有学者把巴特勒的写作比喻为“莫比乌斯带”(Mobius Strip)^[41]，因为她的理论总是“围绕着问题环绕盘旋而并不准备去解决它们”^[42]。事实上，这种比喻也同样适用于西苏的写作。可以说，无论是西苏还是巴特勒，以及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采取的都是“拒绝一切预先安排好的思想”（罗勃–格里耶语），以“西方世界那种巨大的修正一切的意志”在自己的理论阐释中用“一种拼凑物或嬉戏的、僭越的、解构的、滑稽模仿的知识与权威获取方式”来表现“种种不确定的/重新确定的符码、规范、程序、信仰”^[43]。从这一意义上说，西苏和巴特勒的理论也部分地具有后结构主义的特质，只是“西苏成为了一个诗人，能做哲学家不能做的事情，即是说，在可理解的经验王国内，书写生命，书写他者”^[44]，巴特勒不是诗人，是一直在思考生命、思考他者的哲人。

对于巴特勒和西苏的核心理论，前人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或对西苏和巴特勒的理论体系进行全面分析，或以二者理论的某一方面为切入点进行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45]，本书将不再试图对二者的理论框架进行梳理与搭建，不再试图“举大以贯小，探本以穷末”，既避免挂一漏万，也试图对目前学者们尚未关注到的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索，在“诗”与“思”对话的大前提下，通过对两位哲人的几部重要著作进行对读、分析和比较，厘清两位学人的文本解读及阐释方式，期望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达到“积小以明大，推末以至本”的目的。

本书将主要关注点放在对巴特勒后期实现了所谓“政治伦理转向”的几部著作的细读上，并与西苏理论文本中与之“不期而遇”的部分进行对读。第一章将聚焦于西苏的《读本：布朗肖、乔伊斯、卡夫卡、克雷斯特、李斯佩克特和茨维塔耶娃的诗学》中苏联女诗人、诗坛的“月亮”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书信（《三诗人书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身陷纳粹集中营的荷兰犹太女囚艾提·海勒申的《日记》的部分，比照巴特勒政治伦理转向三部重要著作《脆弱不安的生命》、《自我解释》和《战争的框架》，呈现两位哲人对战争问题的思考；第二章将对读两位哲人对犹太裔作家卡夫卡著作的深刻解读；第三章将安提戈涅和美杜莎两位深受关注的女性（神话）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对巴特勒《安提戈涅的声明》和西苏《美杜莎的笑》从“颠覆性”入手进行细读，分析两位哲人的“思”与“诗”；第四章将再一次回到两位哲人的核心理论——“女性书写”和“性别展演”，将其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生成女人”等重要概念进行剖析和阐释。

本书的创新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为西苏研究探索了一个对国内学术界而言完全不同的视角，本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多为国内学术界鲜有人引用过的材料，而对于《美杜莎的笑》一类所谓的“旧材料”没有继续在“女性书写”问题上继续“纠缠”——当然“女性书写”理论依然存在继续挖掘的空间，而是寻找了“另类”的阐释空间（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本书对巴特勒理论的研究也集中在对巴特勒后期政治伦理转向之后的著作的深度解读上，其前期的性别理论、语言理论、身体理论等从某种程度上说成为了“背景声音”。近年来，巴特勒研究在国内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热度，主要研究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巴特勒的性别展演理论及性别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范譞（2010）、都岚岚（2011）、孙婷婷（2010）、柯倩婷（2010）、宋素凤（2010）、文洁华（2009）、王建香（2008）等；（2）巴特勒理论综述类研究，如都岚岚（2010），王楠（2015）等；（3）政治及家庭伦理研究，如王楠（2016）、蒋肃（2016）、孙婷婷（2015；2014）等；（4）战争伦理，如何磊（2016）、何怀宏（2016）、王慧（2017）、都岚岚（2015）等。可以看出，战争伦理研究是学者们近两年高度关注的话题，主要是由于《脆弱不安的生命》及《战争的框架》中译本的面世。但是，研究者们虽然对巴特勒的政治及战争伦理进行了探讨，但是却没有对其中最为核心的概念进行概括和提炼，比如，巴特勒最新出版了专著《战争的框架》，那么何为框架？巴特勒的框架到底是什么含义？学者们似乎都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这是本书的创新点和贡献之一。第三，巴特勒和西苏理论著作的对读或者说比较研究目前国内尚无人涉足，也曾有学者认为巴特勒和西苏“没有交集”，比较研究的难度系数较高。本研究发现了两位学者核心理论“女性书写”和“性别展演”的内在交合之处，并试图从学者们已经关注到的她们共同的理论渊源黑格尔、弗洛伊德、拉康、德里达之外找到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德勒兹及其“块茎”与“生成”，这也是本书的创新点之一。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