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赖其力者生”的劳动创造论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墨子作为小生产阶层的思想代表，第一次赋予了劳动，特别是生产劳动以高尚的意义，认为劳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从而也就是人确立其地位（与动物相比较）和价值的依据。这一问题，是墨家和儒家相对立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孔子特别鄙视生产劳动。他把从事为稼、为圃的生产劳动看作低微下贱的、只有小人才应去做的事。《论语·子路》载：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古希腊思想家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很少有重视劳动，特别是重视一般下层人的劳动的。墨子则不然，他十分重视劳动，提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够从事维持自身存在的生产劳动。

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裤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

禽兽以身上的羽毛为衣服，用脚上的蹄爪作鞋子，以水草当粮食。人类却不同，他们依靠自己的生产劳动而得以生存，也依靠劳动才和禽兽相区别。人要生存，必须要强力从事生产劳动。墨子说：“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墨子·非命下》）。因此，劳动是人类必需的，不是什么低贱的事。

当然，我们还必须指出，墨子所说的“赖其力者生”的力或劳动，其范围是很广泛的。“力”和“命”相对，“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墨子·非命中》），就是“力”、“命”对举的说法。墨子认为，不论是个人的富贵还是国家的兴衰，都是人们“强力”的结果，不是由什么“命”决定的。“力”的内涵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它包括“思虑之智”的脑力和“耕稼纺织”的体力两大方面。他把王公大人的“听狱治政”、士君子的“亶其思虑之智”、农夫的“耕稼树艺”、妇人的“纺绩织纴”，都看作“赖其力者生”的“力”。他认为，如果王公大人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那就会“国家乱而社稷危”；如果士君子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那就会“仓廪府库不实”；如果农夫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那就会“叔粟不足”；如果妇人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纟参”，那就会“布纟参不兴”（《墨子·非乐上》）。只有靠全社会的劳动，国家才会安全稳定，人民才会丰衣足食，幸福安宁。墨子强调“力”或劳动的重要作用是合理的，但是他不能够理解一切剥削阶级不是赖其力者，而是靠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为生的。他分不清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把一切社会活动，甚至包括王公大人的“听狱治政”和士君子的“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的剥削行为，都看作“赖其力”。然而，墨子的可贵之处是看到了人民大众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甚至敢于把农夫农妇的生产活动与王公大人的听狱治政相提并论，这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这一思想显然是与孔子鄙视生产劳动的观点根本对立的。

基于上述观点，墨子把强取别人的劳动成果的行为称为不义或不道德的行为。他说：“今有人于此，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何也？曰：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故。”（《墨子·天志下》）一个人不参加劳动，却把人家的劳动成果偷抢去，据为己有，这是一种不仁不义的行为。他认为，正是这类大大小小的亏人自利的行为造成了社会的动乱。

墨子力图通过道德舆论来保护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但由于他把统治阶级的听狱治政、聚敛民财也看作一种正当的“劳动”，从而不自觉地对剥削阶级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作了合理化的论证。当然，他的出发点和动机是很好的，他对统治阶级过度暴敛民财也是坚决反对的。

在这一问题上，墨子的理论贡献是把劳动看作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认为劳动和道德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