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义利并重的原则和伦理学上的功利主义
墨子针对孔子所提出的重义轻利和先义后利的原则，明确地提出了义利并重的思想，这是对孔子义利观点的扬弃和发展。
义利问题，在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发展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孔子虽然没有否定“利”在一定情况下的重要性，但从逻辑概念的运用上来看，孔子的思想是不清晰的。他对“义”、“利”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
墨子和孔子不同，他对“义”和“利”都作过许多解释。
什么是“义”？墨子说：“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墨子·天志下》）又说：“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墨子·贵义》）贵，有高、尊和重要等含义，所谓“万事莫贵于义”，就是在一切事物中，只有“义”是最高贵、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在墨子看来，世间一切事物中，没有什么事物比“义”的价值更大了。所谓“义贵于身”，即“义”比生命的价值更高，人们为了获得“义”，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什么是“义”呢？“义”就是公正、正直、正义，据孙诒让解释，所谓“义者正也”，意思是“以正治人也”，即管理老百姓，必须公正和正直。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公平，即人的行为必须遵循“义”的准则。在墨子看来，当时最大的公正，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什么是“利”？墨子明确指出，他说的“利”，作为一种原则，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是整体的利益，即社会、国家和万民的利益。他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他认为，不论什么事情，是否应该去做，都要看这件事是否“中万民之利”，如果能“中万民之利”，就应该去做，如果“万民弗利”，就不应该去做。因此，“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是墨子所强调的一切行为的善恶标准。正是因为墨子把“利”理解为天下之利、国家之利和万民之利，所以后期墨家在给仁和义利下定义时就说：“仁，体爱也”（《墨子·经上》），即仁是体验自己去爱别人；“义，利也”（同上），即义就是利别人、国家和天下。
由于墨子把“仁人”的奋斗目标看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因而他强调发展生产、为民兴利并且使民富裕起来的重要意义。一个有道德的圣人统治和管理一个国家，不但要使人民都有兼爱的思想，彼此相爱，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使他们在生活上富裕起来，使生产能够成倍地增加。他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墨子·节用上》）这里所说的“倍”，就是我们所说的翻一番，即要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国民的收入增加一倍。他不但要使一个国家的物质财富翻一番，而且要使天下的物质财富都翻一番。墨子甚至认为，只要能照他说的去做，就是翻几番都是可以的。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墨子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反对“当今之主”“暴夺民衣食之财”的腐败行为，主张“节用”，反对奴隶主贵族依照周礼所进行的各种威仪和享乐、奢侈的行为。
墨子把这种是否对别人有利的判断标准贯彻到各个方面。《墨子·鲁问》中说：“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在这里，墨子明确提出“功，利于人谓之巧”，就是以是否对他人产生功利为标准来判断行为的是非、巧拙、智愚和善恶。
墨子把义利统一起来，并强调以对人们（“万民”）是否产生“功利”为判断是非、巧拙、智愚和善恶的标准，可以说最早提出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种功利原则。他所谓的“万民之利”、“天下国家之大利”，从一定意义上看，也可以说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的提法是一致的。这一思想的提出，在中国和世界伦理思想史上都是最早的，具有重要的意义。
墨子讲的“交相利”中的“利”是相互的，即我诚心诚意地帮助别人，使别人得“利”，同时别人也都诚心诚意地帮助我，我也就得到了“利”。这也反映了墨子伦理思想的功利论的特点。但墨子并不是那种狭隘的功利论者，他讲“交相利”，不是作为一个条件或一种目的，而是“兼相爱”的必然结果或自然结果。也就是说，不是别人必须利我，我才去利别人，也不是说我利别人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利，而是大家都相互帮助，相互爱护，那么，彼此之间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利益。
墨子是一个强调功利原则的伦理思想家，因此，他同时又重视动机和效果的关系。墨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甚至在世界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动机和效果联系起来作为一对伦理学的范畴，并创造了“志”、“功”这两个概念来表示动机和效果，这是他对伦理学的又一重要贡献。
“志”和“功”这两个概念，在墨子以前就存在了。《尚书》中有“诗言志、歌咏言”（《尚书·舜典》），《论语》中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但是，这里的“志”主要是立志和意志的意思，并没有动机的含义。“志”在古汉语中，多表示知识、记识事物、志向等。“功”在先秦典籍中，具有功绩、成效的意思，加以引申，可有功效的意思。但在墨子之前，这两个概念，没有联系起来，没有成为伦理学上的一对范畴。
在对人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时，究竟应当根据什么，是看动机还是看效果？
首先，墨子认为，要把动机和效果二者结合起来，不能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墨子·鲁问》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里，墨子提出了一个“合其志功而观焉”的动机和效果结合论。可惜，墨子的这一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如果行为没有产生效果，墨子认为，对人的评价，则主要应当看他的动机。《墨子·耕柱》中说：
这里主要是对“意”的理解。很显然，这里的“意”，有动机的意思，虽然没有产生效果，也可以说这种动机是可以由人的实践或行为所证明或检验的。
西方伦理思想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边沁、穆勒的倡导下，形成了著名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派。这一学派，在当前西方实际的政治、道德生活中，甚至在有关政治、道德的理论研究中，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功利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人们对一个人的行为的善恶评价所依据的主要标准，应该是行为者的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或结果。在近现代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学者往往把功利主义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种被称为行为功利主义，一种被称为规则功利主义。
所谓行为功利主义，就是人们应该使自己的行为能为自己、他人或社会带来有益的结果，但认为不必要也不可能为行为者制定出具体的道德准则。行为功利主义者认为，人们的道德行为要面临各种复杂的情况，只要能根据功利主义的总指导原则去行动，随机应变，使自己的行为达到一定的功利就是道德的。一般来说，说实话是道德的，但是在行为功利主义者看来，这不可能成为普遍规则，必须依据具体情况由行为者自己作判断，有时候，只有说假话才能为他人、为社会带来利益。
所谓规则功利主义，就是在强调行为的结果必须有利于自己、他人和社会以外，还必须遵循一套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规则。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有些规则会出现例外情况，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普遍的道德准则的重要性。虽然在有些情况下，说谎话（如对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如在敌人的法庭上）是必要的，对他人或社会是有益的，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仍应该承认，诚实无欺是一条很重要的道德准则。我们不可能只靠行为者的当机立断，不可能没有道德规范体系。
墨子既强调行为的功利和效果，又积极主张建立起一整套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总的指导原则的规范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以说他的功利主义是一种规则功利主义。
注释
[1]英国伦理学家哈奇森，在《论道德的善与恶》（1725）一书中，最早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词，以后，边沁正式把它作为一个伦理学的原则，这已经是19世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