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盐边又到昆明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离开昆明。同行的人有：赵光洁、康集先、黄玄辉；还有两个临行时才相识的，一个叫李应铭，盐边剌萨田北面的人，刚由昆华高二毕业的学生；一个叫傅葆初，盐边剌萨田街上的人，傅杰的堂叔，不清楚他是到昆明去玩的呢，还是去做生意。我们跟马帮同行，在从马鞍山到马头上的途中，遭遇“土匪”抢劫。

到达盐边时，是在农历的腊月中旬。第一天，赵光洁、李应铭、傅葆初各自回家，康集先和我住在黄玄辉家。第二天，黄玄辉带着康集先和我到傅杰家去住下。傅杰的家在剌萨田南面约十里的大路边上。他有一个姨表弟朱崇高，是省二师校中二班的同学，在这期间从西昌回家了，和我们常有来往。朱崇高家距傅杰家不到半里路。在傅杰家住了几天以后，傅杰曾经同我们到赵光洁家去玩过。一天，我召集赵光洁、康集先、傅杰在赵光洁家后面山坡上开过一次会，商讨在盐边开展活动的问题。

在傅杰家过了春节以后，傅杰担任了剌萨田小学的校长，康集先和我就在剌萨田小学教书，这是我们和赵光洁一起商量决定的。学校的同事有李应铭和黄玄辉；还有一个庶务，是剌萨田乡下的人，我记不得他的姓名了。

期中，国民党中央军过剌萨田。一天，伪师长董钊驻在学校里，占据了校长室院内的宿舍和教室。地方绅商代表约同学校的校长、教员去会见董钊，我也参加了。当绅商代表介绍傅杰是校长，我们是老师时，董钊这个家伙说：“我们干的工作不一样，都是社会分工。”

在敌军过境期间，傅杰要我回避一下。一个深夜，他叫他的弟弟把我送到距剌萨田约三十里的李伯瑶家。李伯瑶学名李发琨，宁中毕业生，当时是共产党员，赋闲在家。在李伯瑶家住了一天，傅杰又亲自赶去，把我送往云南华坪县城王基昌家。王基昌与赵光洁、傅杰同时在昆明念书，他们是好朋友。据赵光洁说，王基昌在昆明时曾经参加过C.Y。傅杰结婚时，王基昌曾经去吃喜酒，我和他因此相识。在王基昌家住了四五天，傅杰又同我回到学校。从剌萨田到华坪是两天路程。一九五八年，我听曾昌华说过，王基昌以后反动了，解放以后被我们镇压了。

大约只有一个月学期即将结束时，傅杰告诉我，街上有人传说西昌有人知道我在盐边，要我从速离开为好。这时，适逢赵光洁因“公”要去昆明，他来到剌萨田，我们商量，我和他一起走。黄玄辉和朱崇高也不愿意在家里待，于是，我们四个人一同离开盐边去昆明。

我在盐边时用的名字是陈汛舟。

第二次到昆明，我又用名陈野苹。我们在文林街荃麻巷租了一间房子，同住的人就是赵光洁、黄玄辉、朱崇高和我，还有王基昌的弟弟，南菁中学的学生王基光。学期结束后，康集先也到了昆明，同住在一起。赵光洁住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又回盐边去了。

初到昆明的一天，我去会了廖伯民。他一见我就说：“你这一段时间到哪里去了？你走的时候，我们以为你失踪了，还到处寻找你呢。”我说：“我临走时写得有一封信给你嘛。”他说：“你那封信几天以后才收到呀。”接着他说：“我听说你在红军里面干过，我以为你参加红军去了。当昆明形势紧张时，我想你在大众电影场住过，要是红军打进昆明，大众电影场首先要受害。”我说：“我在学校的时候，喜欢看社会科学的书，人们就说这样，说那样。不过，据我的看法，你是做文化工作的，红军是保护文化的，大众电影场怎么会受害呢？”我还对他说，我到盐边去走了一趟。廖伯民所以知道我过去的情况，我想，是由于他那个姓康的妹夫从会理返回昆明以后告诉他的。他说大众电影场会受害的话是故意讽刺我的。这一次会见廖伯民，我不好再托他找事，此后也就没有再到他那里去了。

在昆明，首要的问题还是找职业的问题。这时，严伯通已由航空处转到四川同乡会办的峨岷小学里当庶务。我托他在峨岷小学里能否找个教员的位置，他也无能为力。时间越久，眼看在盐边教书的一点积蓄快要用光，生活就越感到恐慌。后来，余若冰托他在开远开个（旧）公路工程处做会计的哥哥余治平帮我找事。过了一段时间，余治平写信通知，已经找到一个事，要我赶快到开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