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书的安排

本书包括了大部分本人近年来发表的与供给管理和中国的供给形势相关的学术论文。[2]这些论文有些是理论文章，有些是针对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做出的案例研究和实际问题分析。本书共分为四篇。

第一篇的题目是“新供给经济学与宏观调控理论的新进展”，主要讨论供给管理及其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应用。在这一篇，我首先介绍了新供给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第一章），然后针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学术界关于供给侧调整的讨论，主要从结构调整的角度讨论了供给侧改革的原因和内容，并指出我国目前不仅需要供给侧改革，同样需要需求侧改革（第二章）。第二章实际上也是把第一章的理论应用于中长期分析的一个案例。随后讨论了供给管理在短期调控中的运用，指出供给管理是可以用于短期宏观调控的，并讨论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特点以及二者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组合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综合应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新的短期宏观调控体系（第三章）。

本篇接下来的五章（第四章到第八章）实际上是五个案例分析，分别分析这个新的短期宏观调控体系在不同情况下的应用。第一个案例分析讨论了产能过剩背景下的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第四章）。第二个案例（第五章）分析了2010年前的一段时期中国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指出此次通货膨胀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造成的，因此，要治理它就得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下手，应该采取“供给扩张、需求紧缩”的政策组合。

第三个案例（第六章）分析是对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展望，指出2015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需求萎缩、供给扩张的局面，因此可能形成与滞胀相对应的长缩现象；并就稳增长、调结构的双目标提出了需求扩张、供给紧缩的政策建议。

第四个案例（第七章）分析主要讨论宏观调控中最为棘手的滞胀问题，指出了供给管理在治理滞胀方面的优越性。

第五个案例（第八章）分析了里根总统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指出他实际上也同时使用了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采取的是供给扩张、需求方面松紧搭配的组合。

本书的第二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探讨“新常态”问题。我首先讨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根源、表现，以及宏观调控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九章）。然后讨论了发达经济“新常态”的根源，指出发达经济的“新常态”是科技进步率下滑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共同作用的结果（第十章）。

本书的第三篇讨论供给侧调整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共包括两章。我首先分析了中国转轨模式的普适性问题，指出如果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待转轨过程，那么中国的转轨模式就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对其他国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第十一章）。随后讨论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指出只有深化改革并改善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中国才能实现最优的经济增长方式（第十二章）。

本书第四篇讨论人口和劳动力的供给形势。劳动力形势是决定中国总供给的最关键的因素，因此劳动力形势的变化会对中国的供给侧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篇包括五章内容。我首先分析了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政策的走向（第十三章），指出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再成立，我国应该立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然后（第十四章）我分析了我国前些年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并存的问题。接着（第十五章）讨论了2008年前后中国还有多少富余劳动力的问题，指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农村那时已经没有富余劳动力了。随后（第十六章）从解决就业问题的角度测算了中国经济的目标增长率。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每年只要保证6.5%的增长率就可以保证充分就业，这被此后几年的经济实际证实。最后（第十七章）对中国2015—2080年的长期人口和劳动力形势做了一个展望，指出中国鼓励生育已经刻不容缓。

注释

[1] 有些文章是与他人合写的。

[2] 参见本书第一章专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