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新供给经济学诞生的背景和意义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供给管理一直是调控经济的重要方式。在古代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情况下，解决人民的温饱和生存问题就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因此，在宏观调控中，既要设法促进供给，又要设法抑制需求，因此采取的是“勤”、“俭”结合的政策组合，其中“勤”就是供给扩张，“俭”就是需求紧缩。这一政策组合长期盛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发展史，以至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文化传统，“勤俭”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世代传承下来。
只是到了近代，尤其是大萧条之后的80多年时间里，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能过剩成为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约束，需求管理才从紧缩走向宽松，需求管理也才成为发达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因此，从历史来看，需求管理的出现仅有几十年，但就是这短短几十年的历史，却让人们几乎忘记了供给管理以及供给管理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有人认为，供给管理只能用于长期管理，不能用于短期管理。在他们看来，一个经济的总供给取决于该经济的技术水平和可用资源，而这些在短期内都是不可改变的。但他们忘了，这些东西在短期内虽然不可变，但使用它们进行生产的是人，而人的生产积极性却是随时可变的，这就会影响这些要素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从而会对总供给产生影响。试想一下，假定你晚上睡觉做了个好梦，从而一整天心情愉快，这一天的生产率就会比平常高；相反，如果你偶尔心情不好，那么这一天的生产效率可能都上不去。因此，如果能够影响你的心情，就能够影响供给；调节你心情的各种手段就是供给管理工具，相关实践就是供给管理。实际上，供给管理的适用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从超短期到超长期宏观管理均可使用供给管理。
在这一方面，我国古代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管仲是绝顶高手，他通过超短期供给管理调节别人的心情，成功地救了自己一命。话说管仲帮助公子纠争位失败，逃到鲁国。齐桓公继位后，想把管仲引渡回国大用，但如果告诉鲁国齐国要大用管仲，鲁国必杀管仲，因此就以管仲曾经射了齐桓公一箭为名，要求把管仲活着抓回来，让齐桓公亲手杀死管仲报仇。于是鲁国就同意把管仲放回去。《东周列国志》这样描述管仲归齐的过程：
管仲归齐，在囚车里，命掌握在车夫手里，车夫驾车快则活命，慢则被杀；此时他自己是个囚犯，要想通过别的办法比如许诺车夫什么东西，车夫肯定不信——他得罪了齐桓公，回去了怎么可能活命，自己命都不保，许诺的任何东西都是假的；管仲又不敢告诉车夫自己回去是要做大官的，所以管仲就想了一招——教车夫唱歌！车夫在欢歌笑语中，心情愉快，乐而忘倦，驾车速度翻倍，于是管仲顺利归齐。这是超短期供给管理的例子。
管仲当上齐国宰相之后，用供给管理成功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为了齐国的富强和齐桓公的霸业，管仲采取了大规模的供给管理措施。据《管子·大匡》所述：“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意思是说，在齐桓公在位的19年中，降低关税税率和商业税率至2%，农业税按土地面积征收，且改为两年征收一次；收成好时农业税税率为30%，收成中等时税率为20%，收成差时税率为10%，收成再差就免去农业税。这些税收相对于当时其他国家来说已经很轻了，这种扩张性的供给管理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齐国经济的发展，为齐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齐桓公也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短期供给管理的例子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实际上，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一般都是供给管理的好手。想当年楚汉相争，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一战”，都是把战士们逼到绝境，“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在断绝退路的情况下，战士们死战方可活命，结果把将士们的潜能超常发挥出来，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激发战士潜能就是供给管理。而“四面楚歌”则通过瓦解敌人的斗志来削弱其战斗力，最后取得胜利。这是对敌人进行供给管理。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供给管理的一种，而且常常被用于短期管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并强调这是“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启发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提高改造世界的能力”。这是典型的通过调节激励进行的供给管理，而这种供给管理的政策工具，即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包括：说理教育、情感教育、形象教育、典型示范、表扬批评、身教率先、寓教于乐、自我教育。[1]
新中国就是供给管理思想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劳动者翻身做了主人，不再受资本家的剥削。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为自己工作，生产积极性就远远高于为资本家干活的情形，这就会大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而社会主义制度就有着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是典型的供给管理思想。
供给管理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运用最多、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政策工具。当年的计划经济就是供给管理的极端形式。后来的改革开放一直是针对生产者的积极性做文章，所以也是典型的供给管理。改革开放是最近30多年里最重要的事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所以，最近30多年来，中国采用的宏观调控一直是综合运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其中供给管理的主基调是扩张，即通过改革开放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释放生产力，这一时期中国供给管理的主要工具是改革开放；需求管理是后来通过学习西方宏观调控的经验引进的，需求管理的方向也取决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有时紧缩，有时扩张，有时中性。因此，供给管理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经济。可以预见，随着供给侧改革和调整受到宏观调控当局的日益重视，在今后中国的宏观调控中供给管理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人们对供给管理的理解也将进一步加深。
本书的贡献在于把供给管理引入了宏观调控，尤其是短期宏观调控，并综合运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来设计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各种宏观经济问题。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实现了宏观调控从只有需求管理的一维宏观调控向同时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宏观调控的转变和升级。有了这样一个二维宏观调控体系，就可以应对各种经济问题，同时进行多目标管理。本书不仅提出了这样一个宏观调控体系，也提供了一些应用这个宏观调控体系进行经济形势分析和政策设计的案例。
实际上，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其实已经可以看出这个二维宏观调控体系的影子了。目前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总供求模型，也已经讨论了总供给的短期变化，但宏观调控体系中却只有需求管理，没有供给管理。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理论已经发展到了总供求模型，但宏观调控体系却停留在60年前，依然以60年前提出的IS-LM模型为基础，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现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目前还没有供给管理，我相信西方宏观经济学界迟早会认识到供给管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应用，迟早会赶上来的。
当然，我用“新供给经济学”这个词不全是为了这个宏观调控体系，而是着重于宏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是以发达市场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由于这些国家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因此对需求的理解较好；但因为这些国家没有面临过商品短缺问题，因而对供给的理解就不够。所以在这些国家供给管理即使被用过，也是昙花一现。而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则长期面临商品短缺的问题，因此在理解和促进供给方面就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实践素材，尤其是在转轨过程中，通过制度变迁调节生产者的激励从而调节总供给的案例非常之多，就中国而言，就包括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税制改革等等。如果能从转轨国家的实践中发展出一个好的总供给理论，在抽象掉国家特征之后，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现有的总需求理论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总供求模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各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因此，如何从转轨经济学中发展出一个新的供给理论，弥补目前的宏观经济学的缺陷，就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这就是我对新供给经济学的解释，也是我对它的一个期待。显然本书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什么贡献，当今的宏观经济学中好像也还没有人这样努力过，新供给经济学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因此，在我看来，新供给经济学潜力很大，我们且行且努力、且珍惜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