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灵性:环境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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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环境艺术的缘起和变迁

一 手工业时代的环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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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云南傣家民居,是人们适应自然条件的设计

这是一个没有专职设计师的时代,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大都是有意识地适应或无意识的安排(图1—6)。对环境对象的把握也只是基于浅显的认识,人们畏惧自然、崇尚自然、向往自然。在这样一个农业、手工业生产为主导的时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生活节奏缓慢,人类与大自然抗争的力量薄弱,建筑类型无疑受到自然因素及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主要是顺应自然环境,把自己融入到自然环境中,去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我国古代文化具有儒、释、道相补充的文化特征。三家均主张人与自然建立密切的关系。儒家重仕途经济,积极进取,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士人得志,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仕途失意,多归隐田园、浪迹江湖或遁迹山林,深入大化之中,以大自然为其归宿。释教则主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将自然实体与个人玄想世界相统一。道家则提倡“清静无为”,回归自然、顺应自然、师法自然。庄周梦蝶,分不清自然之蝶和自身所化之蝶,使本体与自然融合。

古代人崇尚自然,十分注重情与景的关系。创作之时以情入景,以景寓情,观赏之时则触景生情、情景交融。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体现了情景交融、天人合一,融入大自然的意境。中国人一直把自己视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与环境息息相通,这种自然观构成了中国传统环境艺术设计及室内设计的基本思想,如中国园林就是一种把自然的美与人工的美高度结合起来的环境空间,人工环境与自然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北京颐和园的自然环境中有一个人工仿效的自然,山是堆成的山,湖是围成的湖。然而,作为北京园林中“三山五园”之一的万寿山,同其他两山——玉泉山、西山的山脉融为一体,宛若天成,几乎看不出人为的痕迹。万寿山的存在,增加了西山景观的层次,丰富了自然景观,而玉泉山和西山则成为颐和园借景的对象(图1—7)。在颐和园内部,人工自然环境与建筑环境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在万寿山南坡中部的排云殿——佛香阁这组中央建筑群,可以说是中国园林中气势最大,建筑处理最突出的一组;但把这一组建筑群放在颐和园的前山前湖的整体环境中考虑,万寿山和昆明湖这一山、一水仍是园林艺术主体的构图中心,它不但没有压倒主体和破坏主体,相反却有助于丰富万寿山本身,改变其比较平淡、呆板的形象,帮助烘托、渲染皇家园林所需要的艺术气氛。整个建筑群顺应山势的起伏层层叠落,除中间建筑群体较大外,两侧的建筑如色彩退晕般地向东西两侧分散开去,尺度也逐渐缩小,与整个山势完全融合在一起,与其他自然景观一起构造了园林的整体效果(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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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北京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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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颐和园中排云殿、佛香阁与整体环境中其他建筑之间主次分明

二 工业社会的环境意识的发展

在西方,尊重自然亦是环境设计所遵循的准则之一。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936年的设计作品——流水别墅(Fallingwater)是一首建筑与自然结合的赞歌(图1—9)。流水别墅的基地在匹茨堡,南邻熊跑溪的上游,远离公路,密林环绕,气氛十分清幽。流水别墅室内面积380m2,宽大的阳台面积也达到300m2,可见赖特对内外的同等重视。建筑共三层高,底层直接临水,设起居室、餐厅、厨房等空间,一串悬挂小梯可使人从起居室拾级而下,直达水面,楼梯洞口不但能使人俯视到流水,而且引来了水上的清风。故而T.哈木林(T.Hamlin)称之为“整个别墅的高潮”。这里还形成了一个微妙的空间过渡,使起居室的东部有垂直方向的沟通,从而与另一端厚实的壁炉和砌筑的烟囱形成构图的平衡。这悬挂的梯子与下部的瀑布水池也同样有一种平衡的态势,赖特描述这个别墅:“在山溪旁的一个峭壁上的延伸,生存空间靠着几层平台而凌空在溪水之上——一位珍爱着这个地方的人就在这平台上,他沉浸于瀑布的响声,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他对业主考夫曼先生说:“我希望您伴着瀑布生活,而不只是观赏它,应使瀑布变成您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别墅的内部自然材质的使用,更使建筑的内外融为一体,自然成趣(图1—10)。人在其中,静卧听风雨,俯看流水潺潺,仰视白云飘浮,物我两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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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流水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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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流水别墅起居室

但是,由于机械文明的崛起和迅速发展,大生产的高效率和高利润使人们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利益观的驱使下,随着机器的高速运转不仅告别了恬静悠闲的生活、加快了生活节奏,而且破坏了环境并对不断恶化的环境无暇以顾、熟视无睹、不管不顾。一方面,人们因驾驭机械的力量而滋生起改造自然、创造环境的空前信心,醉心于机械文明所强化的“人定胜天”的信条,似乎人类重新获得的力量可以对大自然为所欲为,形成了错误的自然观,几乎置自然于死地;另一方面,人类过快地自我繁衍使人口激增,导致了极大的物质需求,促成了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愈演愈烈,过于频繁的破坏与开发,自然界来不及调整适应和恢复平衡,使环境质量不断恶化并难以恢复。有的科学家甚至愤怒地谴责人口激增及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行为,把人类比喻为使地球窒息、致地球于死命的“癌细胞”。

三 后工业社会的环境意识

随着全球自然生态资源的日益枯竭和人类生存环境品质的急剧恶化,人们开始清醒过来,认识到自己被扭曲的心灵,开始关注自己周围的环境。由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生活与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的环境空间质量有了更高更宽泛的要求。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人们的认识第一次趋于一致,“可持续发展理论”被共同接受,成为世界各国制定21世纪行动纲领中的一项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和价值取向。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寻求满足我们当代人需求的发展途径。与这种背景相呼应,人们进一步反思自己的行为,在城市规划、环境艺术和建筑界对“绿色建筑”、“生态建筑”、“生态城市”及“山水城市”、“生态环境”等概念和思想进行前所未有的研究和探讨。

历史发展到今天,环境已因人类的经济行为所恶化,也只能通过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诸多努力才能解决。如何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今天和未来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至今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我国的环境艺术设计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虽然同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环境艺术设计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们正在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向世界靠拢。马克思说过:“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的未来现象。无论种族、地理或文化有多大区别,只要社会发展的层次达到我们那个开放的阶段,那么,一切变化大致向着历史预示的方向前进。”[3]环境艺术在我国方兴未艾,而目前中国的环境问题却不容乐观,同样存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初期所经历过的资源掠夺性开发、环境破坏日益严重、人们的生存空间受到越来越严重威胁的状况。我们能否避免像西方国家那样因发展工业而给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这已成为所有人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创造良性互动的理想环境,是我们设计师和设计理论家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使命。


注释

[3] 转引自李瑞君:《共生的环境艺术》,11页,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