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一、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和向科学进军

从1955年夏季起，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

1955年我国农业获得了大丰收，粮食和棉花的产量是三年来增长最多的一年。粮食产量达到3678亿斤，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两年粮食增产的总和(1953年、1954年共增产粮食112亿斤)，棉花产量达到3038万担，其他各种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除个别作物外)都比1954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农业大丰收为经济建设的更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在编制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时，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子。

1955年冬，当群众性的生产建设高潮开始出现的时候，毛泽东根据周恩来、李富春的建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接着，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党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方针。“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的。

为了贯彻“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方针，中共中央首先抓农业，以农业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为了有计划地发展农业生产，1956年1月23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26日，向全国人民公布了这个草案，对广大农民和全国人民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

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极大努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为此，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以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加强党对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党的各个部门，党的各级组织，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报告还指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我们必须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

周恩来在报告中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现代化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拥护周恩来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根据会议精神，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进一步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们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况，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12年内(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使我国建设中很多复杂的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的号召，1956年3月，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陈毅为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郭沫若、李四光等为副主任，竺可桢、茅以升、童第周、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严济慈等35人为委员，集中我国优秀的科学家200多人，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指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党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方针，它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广大科学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我国几百万知识分子，为了改变我国科学文化的落后面貌，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急起直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繁荣景象。

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首先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途径。中央负责同志亲自动手，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制定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力图解决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问题。1956年3—4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通过政治局会议的几次讨论，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许多基本问题统一了认识。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要求全党注意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大关系。毛泽东强调指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就是为了“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如果没有强大的重工业，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不可能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但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首先大力发展农业，才能保证工业所需的粮食和原料，在此基础上发展轻工业。这样才能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才能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讲话强调指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国工业约有70%在沿海，只有30%左右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和利于备战，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基地应当摆在内地。但是，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需要依靠原有工业基地的支持，因此，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这是一个战略方针。但只有加强经济建设，才能为加强国防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毛泽东指出，国防建设必须建立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必须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总之，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6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即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但同时也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让地方因地制宜，办更多的事。

(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我国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必须更好地贯彻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共同发展的方针。

(7)党和非党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的关系，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贯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过去的镇反和现在的肃反都是必要的。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一定要分清敌我，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同时又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反革命分子中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因此，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肃反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9)是非关系。解决是非关系问题，是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问题。是非一定要搞清楚，但是，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要看，二要帮，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

(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还要向人家学习。但是，在向外国学习中，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外国的经验，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著作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使这些关系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总目标得到合理的安排。它既是经济规律的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