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劳动力市场中介理论研究的回顾
根据前面确定的文献分类法，下面我们按照劳动力市场中介理论渊源、主流理论与理论延伸三个方面和现有理论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解释维度对现有文献进行归纳分析。
(一)劳动力市场中介理论渊源：分工与专业化
早期经济学虽然没有对劳动力市场中介进行直接的分析，但是其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为以后的劳动力市场中介研究提供了理论源泉。分工与专业化是古老的研究领域，早在公元前380年，柏拉图就论述了专业化、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并指出分工是市场和货币的基础。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90)在17世纪末也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作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比较充分地阐述过分工与商品交换的关系。他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后来的经济学家称这一论述为“斯密教条”，它高度概括了分工的起源以及分工与交换的关系。亚当·斯密在考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时指出，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他所谓的分工是指劳动者职业的分离或专业化的发展。Charles Babbage(1835)指出，分工可以通过减少重复学习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Allyn A.Young(1928)比较科学地论述了专业化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之所以会提高生产率，是因为劳动力分工通过迂回生产方法实现了规模收益。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必然带来人力资本需求的专业化。随着分工的细化，人们对专门领域知识的需求逐渐显现，专用知识的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分工和专业化又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但是专业化人力资本的资产专用性又限制了它的流动。古典经济学下的就业模式是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本拥有者各自在劳动力市场中搜寻彼此合适的对象，双方都需花费大量的成本进行搜寻、甄选，同时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和机会成本。而劳动力市场中介实际上就是进行人力资本配置的专业化机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需求信息在传递上有了一个节点，通过这种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可以节约大量的搜寻成本，降低风险，并在信息收集和处理上具有规模经济(Osterman,1999)。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是劳动力市场中介研究的理论渊源。
但是由于没有寻找到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分工理论，其逐渐被挤出了主流经济学。另外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讲，由传统的阿罗-德布鲁范式便可导出中介无效的结论。因为在这个范式中，劳动力市场是理想的、无摩擦的，厂商能够以相同的工资无成本地雇用到相同的工人，所以厂商不在乎失去自己的工人，工人同样不在乎失去自己的工作，即状态变量和主观概率在模型中是外生的(Arrow,1970;Debreu,1959)。在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搜寻者和企业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直接联系，劳动力市场完全可以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因而不需要劳动力市场中介，劳动力市场中介是多余的。然而，由于真实的劳动力市场运作偏离了瓦尔拉斯假设，例如工人和厂商都具有异质性并以分散决策、一对一的方式相见，共同参与一个力图将各自的偏好、技能和需求匹配起来的存在成本的过程，而且匹配过程并不是即期完成的，因此有可能产生摩擦性失业，导致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使劳动力市场部分功能失效，从而内生出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需求。但是，由于阿罗-德布鲁范式是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框架，对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基准(Debreu,1959)，因此，后来劳动力市场中介理论的兴起可以视为对这一核心框架的“突破”。
(二)劳动力市场中介主流理论：工作搜寻与匹配
严格意义上讲，对主流经济学核心框架的“突破”是在引入信息不充分之后，即20世纪70年代，因为就业中介的存在缘由就是信息不完全，就业服务可能改进劳动力市场机能的概念首先出现于1979年Pissarides的《国有就业中介与随机搜寻下的工作匹配》(Peter Swivel & Christoph Zaborowski，1996)。劳动力市场中介最重要的功能为工作匹配，因此工作搜寻理论就十分自然地成为解释理论之一。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力市场中介理论研究以工作搜寻和匹配为主线，对劳动力市场中介提供的就业服务进行了分析，认为劳动力市场中介能够在信息收集与处理上实现规模经济，从而产生较高的匹配效率，对就业和社会总体福利产生较大的影响(重点文献参见表1)。因此理解工作搜寻理论对于理解劳动力市场中介就显得十分重要。工作搜寻理论是在搜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交易的瞬间和无成本协调的假定不同，搜寻理论运用一些特定的、不完善的技术对资源配置进行分析，这些技术用于告知经济行为者交易机会，并把潜在的交易者聚集在一起。最早的搜寻模型是由斯蒂格勒(Stigler)于1961年提出的，其论文已成为信息经济学的代表作，但他研究的是一般商品的信息搜寻，并未涉及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搜寻。在此基础上，工作搜寻理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综观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作搜寻理论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解释文献，可以发现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市场中介存在的合理性和效率性、劳动力市场中介对就业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中介对总体福利的影响等三个角度的探讨。从论文发表的时间来看，工作搜寻理论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解释贯穿始终，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效率分析，到90年代对就业和总体福利影响的研究，再到本世纪初对公共与私人就业中介共存对就业的促进研究等，都能见到工作搜寻理论的影子。
1.劳动力市场中介存在的合理性和效率性研究
劳动力流动越来越受到关注，这反映了包括工作搜寻与匹配在内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的特征。从理论上对中介存在的合理性的分析，主要是从中介的存在能够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或者能够获取剩余的角度进行的。
Clive Bull,Oscar Ornati and Piero Tedeschi(1987)分析了私人就业中介的一种特殊类型——搜寻公司对于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的作用。
他们首先分析了没有劳动力市场中介介入下的雇主搜寻和雇佣模型。当员工离职可预见时(如退休)，公司一般会采取继任人计划；而当员工离职不可预见，是随机离职时，公司一般会采用替代计划。在继任人计划中，在预期离职时间确定的条件下，公司至少应在该时间之前就开始搜寻合适的候选人，并选择合格者进行劳动力储备。在替代计划中，离职时间是一个外生变量，这意味着当随机离职发生时，企业的职位可能出现一段时间的空缺期。在此情形下，企业可以选择在继任人计划中进行劳动力储备，但是这需要企业在搜寻、雇佣等环节就区分候选者。因此，在此条件下的最优策略是在离职之前进行搜寻，如果找到合适工人并且离职发生，就雇用该名工人，这样，职位空缺时的最优样本规模大于等于职位填充时的最优样本规模。而在替代计划中，计算确定最优的劳动力储备量较为困难，将搜寻公司引入企业搜寻和雇佣模型中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假定，雇主与搜寻公司具有同样的技术，都能从企业之间的交易中获取收益，中介则促进这些交易；他们还假定，搜寻公司进行随机采样，并与企业具有相同的测试成本。在替代计划中，企业自行搜寻候选人时将会发生采样风险，而引入中介就可分散这种风险。在竞争性均衡下，企业将与搜寻公司确定契约关系以避免利润损失。由于中介可以使企业在自行搜寻时遇到的样本偏差分散化，因此他们认为，在信息不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中，即使劳动力市场中介没有企业那么强的搜寻能力，它依然可以提高效率，正是这种效率的提高使得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存在具有市场和合理性。
Abdullah Yavas(1994)构建了搜寻外部性与匹配不确定性显著特征下的双向工作搜寻模型，并利用构建的模型解释了中介，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中介存在的原因在于中介能够通过减少不确定性和将外部性内部化来获取交易剩余。他认为在搜寻市场中存在两种显著特征：一是不确定性，即搜寻方的搜寻不一定带来匹配；二是匹配技术的外部性，即一方的搜寻努力程度影响另一方的搜寻结果。一方搜寻努力的增加会提高匹配概率，从而使另一方获益。由于搜寻双方都没有考虑自己的搜寻努力程度对另一方的影响，因此这种正外部性导致了比双方联合搜寻更少的搜寻活动和较少的交易活动。加之双方的搜寻匹配不确定性，这两种特性为那些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和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机构或组织的产生创造了空间，他认为中介的存在正是源于它能够将正外部性内部化并减少匹配的不确定性。因为在给定匹配技术和搜寻成本的条件下，中介缩小了企业和工人之间的距离，所以高价值的劳动者与低价值的企业将退出搜寻市场，改为与中介进行交易。在均衡状态下，由于中介降低了搜寻者的机会成本，因此双方在中介帮助下将降低搜寻强度，中介通过提供更加有效的搜寻和匹配技术降低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交易量。
Michael Neugart and Donald Storrie(2002)通过构建匹配框架的失业均衡模型，从理论上阐明了派遣中介作为匹配中介出现与发展的原因。他们从模型中推论出，派遣中介出现和发展的原因是匹配效率参数的向上移动。而20世纪90年代匹配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政府管制的放松，OECD国家在这个阶段基本上都对私人就业中介放松管制，这使得派遣中介有更多从事匹配活动的机会，从而实现信息上的规模经济(Osterman,1999)。二是派遣中介声誉的提高，合法化后的中介能够“名正言顺”地从事匹配活动，声誉的提高能够吸引更好的申请者并能被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和工会等机构所接受，这对于提高匹配效率大有益处。三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求职者发送信息的成本大幅下降，从而有可能提高匹配效率，但是雇主可能会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之中或者出现逆向选择问题，因此只有被派遣中介这样的中介开发才能实现匹配效率的提高。四是减少协调失败，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协调失败是匹配无效的主要因素(Petrongolo & Pissarides，2001)，而派遣中介由于与企业和求职者保持良好的联系，掌握更多的信息，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协调失败的概率。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匹配效率参数的向上移动，导致了派遣中介作为匹配中介出现并快速发展。
2.劳动力市场中介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市场中介对就业(失业率、再就业率)的影响一直是工作搜寻理论关注的重点。工作搜寻理论的解释主要集中于对就业率的影响、对正规就业的挤出效应等。
Pissarides(1979)通过构造规模报酬不变的工作匹配模型，分析了存在两种工作搜寻途径(随机搜寻和中介登记)时的搜寻和匹配结果：利用公共就业中介的成本降低对匹配率的影响不明确，从而对降低失业率的影响也不确定，而随机搜寻成本的下降将增加总体匹配率，并降低失业量。他构建的规模报酬不变的工作匹配模型对这个结论进行了论证。在模型中，他降低了传统的工作搜寻模型中被奉为核心的保留工资的作用注5，并假定对所有的工作都支付相同的工资，企业和工人都是工资(内生变量)接受者，而失业者和企业都可以随机或者以在就业中介登记的方式(外生变量)在市场中搜寻。有空缺职位的企业可以自行刊登广告或考虑从直接到企业求职的人员中挑选，也可以在就业中介进行空缺登记。由于失业者登记失业可以领取失业津贴并且不需支付任何就业服务费用，因此所有失业者都将进行登记。他分析了公共就业中介在失业者和空缺职位静态均衡模型的匹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得出了上述结论。因此他认为，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的政策含义是，公共就业中介应该鼓励私人搜寻活动，而不是鼓励企业到中介登记更多的职位空缺。这虽然会降低匹配率中中介所占的份额，但更可能提高失业津贴影响下的总体就业匹配率。可以通过减少失业津贴、收取就业中介服务费用或者采取“基本失业津贴+自行联系工作奖金”等方式来鼓励更多的私人搜寻活动。
Michael Neugart and Donald Storrie(2002)分析了中介的发展不会对正规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在匹配框架下的失业均衡模型中，他们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和数例分析说明了派遣中介的发展对正规就业的影响。模型中将劳动力状态分为四种类型：失业状态、正规工作、中介员工、委托人公司。匹配过程就发生在劳动者与中介之间以及派遣员工与中介客户公司之间。通过比较静态分析，中介规模扩展或成本降低不一定对正规就业产生挤出效应，派遣中介规模的增加只会提高中介就业部门的求人倍率，而对正规就业部门的求人倍率没有影响，派遣中介雇佣成本的下降也只会提高中介就业部门的求人倍率，而不会影响正规就业部门的求人倍率。数例分析得出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因此中介的发展并不会对正规就业产生挤出效应。
Etienne Campens and Solenne Tanguy(2005)利用竞争性配置市场下的匹配模型证明了中介的发展对于提高再就业率具有积极的作用。他们在模型中关注两个匹配过程，一方面考虑雇主和公共/私人就业中介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考虑求职者与公共/私人就业中介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认为，在竞争性的配置市场中引入私人就业中介将会增加就业，私人就业中介的效率越高，失业率下降得越快。而在这种市场中公共与私人就业中介的共存将有助于提高再就业率，当私人就业中介费用为外生变量时，就业中介类型之间的竞争具有效率，企业向私人就业中介公开职位空缺的行为也决定了工作配置市场上竞争的有效性。
Denis Fougere，Jacqueline Pradel and Muriel Roger(2005)借助局部均衡搜寻模型阐述了公共就业中介对再就业的影响。他们认为，以往的经验研究(Holzer，1987，1988;Blau & Robins,1990；Osberg，1993;Gregg & Wadsworth，1996；Addison & Portugal,2002)构建的模型都是基于简化的工作搜寻行为模型，并且这些研究没有确定再就业率的结构性组成部分，即个人搜寻强度和聘约达成率，导致了解释力普遍不足。因此，他们构建了局部均衡搜寻模型来确定再就业率的结构性组成部分。失业者利用公共就业中介达成聘约的概率是一个外生比率λ0，但这个比率依赖于失业者的个人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等)；失业者利用私人搜寻方法(如报纸广告、直接联系、通过亲戚朋友间接联系等)是一个内生变量，严格意义上说它就是搜寻努力(或搜寻强度)，个人搜寻强度是外生公共就业中介聘约达成率的递减函数，他们由此分析了公共就业中介对再就业率的影响。通过最大似然估计，他们得出结论：外生聘约达成率的增加将增加再就业(尽管最优搜寻强度下降和保留工资上升，依然可以得出上述结论)，而且公共就业中介对于搜寻者与雇主之间的匹配是有益的，因为它节省了搜寻者采用其他搜寻途径所承担的额外成本。
3.劳动力市场中介对总体福利的影响研究
工作搜寻理论对劳动力市场中介关注的另一个角度是中介对社会总体福利的影响。
Yavas(1994)，Rubinstein and Wolinsky(1987)等在搜寻模型基础上构建了搜寻外部性与匹配不确定性显著特征下的工作搜寻模型，以此来分析中介对总体福利的影响。新模型与Wolinsky搜寻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新模型强调中介能够影响参与者的搜寻行为和经济福利水平；新模型将搜寻强度作为参与者的选择变量，而原模型认为搜寻强度是一个固定数，因此原模型不能解释中介对搜寻双方搜寻行为的影响；新模型中参与者可不通过中介，也可通过中介并且可立即找到中介，而原模型假定参与者必须搜寻中介，并且预见其概率小于1；新模型认为关于自身的价值是私人信息，而原模型假定参与者的价值是通用信息。模型中假设作为匹配中介的劳动力市场机构是风险中性者但处于垄断地位，搜寻方一开始可以直接搜寻另一方，也可直接求助于中介，但不可同时利用两种搜寻方式，即两种搜寻方式必须在时间上分离。他们通过研究中介通过减少不确定性和将外部性内部化能够获取多少交易剩余来分析中介的搜寻成本和匹配技术。而中介会对总体福利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正是取决于搜寻成本和匹配技术。当搜寻效率近乎为0或者搜寻方先自行搜寻而后又利用中介所产生的剩余折扣率为1时，中介对福利有正影响。而当剩余折扣率为0，搜寻市场与中介市场的交叉程度小于1，搜寻效率为1，并且工人和企业的搜寻成本对于所有企业和工人而言都接近0时，中介对福利有负影响。由于存在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均衡的可能性，一些参与者选择自行搜寻，而另一些参与者选择中介，这种状态下的均衡福利将低于没有中介参与时的均衡福利。
Etienne Campens and Solenne Tanguy(2005)在竞争性配置市场下研究了中介效率提高对总体福利的影响。他们认为先前的研究(Pissarides，1979；Yavas，1994)并不存在两种类型中介之间的竞争情况，因此他们准备在匹配框架下考虑公共与私人就业中介之间的竞争情况，并分析在这种竞争性的配置市场上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提高对总体福利的影响。失业者和在职搜寻者都可以利用公共就业中介与私人就业中介，对于失业者而言，私人就业中介是一种附加的搜寻渠道，因为进行公共就业登记可以领取失业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在公共就业中介登记职位空缺或者选择在私人就业中介进行登记(如职位被填充，则需向私人就业中介支付酬金)。他们认为私人就业中介的效率越高，失业率下降得越快，配置市场上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而有效的就业中介将鼓励企业向它们公布职位空缺以增加失业者再就业的机会，因此对社会总体福利有正面的影响。
工作搜寻理论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在模型分析中纳入摩擦成本或搜寻成本，并且把工资出价外生假设改为内生假设，有的模型还允许在职搜寻。这些变化在上述的工作搜寻理论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解释中都得到了体现。如早期Pissarides的研究假定没有工资变动，因此模型也就排除了在职搜寻、离职、聘约的拒绝等现象，这表明Pissarides并没有突破早期的工作搜寻标准模型。后来的Etienne Campens和Solenne Tanguy将在职搜寻纳入工作搜寻模型当中，并将工资内生化。由此可见，伴随着工作搜寻理论本身的发展，它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解释模型也在发生相应的调整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作搜寻理论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但与此同时，特别是90年代以来其他理论也开始关注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出现与发展。
(三)劳动力市场中介理论延伸
职业介绍(工作匹配)是劳动力市场中介的核心功能，因而工作搜寻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最贴切的理论，事实上工作搜寻理论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关注程度也是最高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力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官僚型公共机构面临转型，私人就业中介受到很多国家的认可，私人就业中介和公共就业中介的制度优势更加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中介机构向劳动力市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关于提高劳动者技能的培训服务、改变雇主需求等服务，即中介的劳动力开发功能与做市中介等功能受到了关注。这为经济学理论在劳动力市场中介中的应用提供了现实的研究环境，在此时期，作为主流之外的劳动力市场中介理论在以下两个方面做了延伸和拓展(重点文献参见表2)。
一是关于劳动力市场中介存在的合理性和效率性的深化研究。如产权效率理论对公共/私人就业中介的效率比较分析、交易费用理论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制度优势分析、制度变迁理论对劳动力市场中介产生原因的分析等。
二是关于劳动力市场中介与企业、政府的关系的扩展研究。如委托代理理论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中介机会主义防范研究、博弈策略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中介之间最优契约存在的研究、非市场失灵理论关于政府对中介培训干预的解释等。
1.劳动力市场中介存在的合理性和效率性的深化研究
(1)产权效率理论对公共/私人就业中介的效率比较分析。
现代产权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产权理论的一条重要研究主线是产权效率分析理论。William Clark(1988)对公共或者私人就业中介的效率进行了经验验证，他认为在产出质量控制上，顾客需求比政府设定的绩效标准更有效、更敏感，这表明私人就业中介服务的质量更高。而Jonathan M.Thomas(1997)却认为公共就业中介可以降低失业持续时间，他认为以往的非实验研究忽视了由于其他搜索渠道失败导致的失业时间，从而得出了公共就业中介与失业持续时间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他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并利用1987—1988年英国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了两者具有负相关关系。
Peter Swivel and Christoph Zaborowski(1996)在其《就业服务：公共与私人？》一文中较为系统地比较了公共就业中介与私人就业中介的绩效，特别是失业率与单位服务成本上升对两种类型中介的影响。他们认为，私人就业中介可通过其搜寻努力、定价和选择策略等决策来描述，它们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公共就业中介可通过预算约束下的安置成功、低工作负担和雇员规模等目标来描述。正是由于两种类型中介目标与约束的不一致，因此两种外生环境的变化(失业率上升和就业单位服务成本上升)对公共就业中介与私人就业中介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失业率上升时，私人就业中介一般将提高其搜寻努力强度、提高定价、采取更加严格的选择策略以便提高配置成功的概率，而公共就业中介很可能会减少公共就业机构搜寻努力强度、增加中介雇员的数量；当就业单位服务成本上升时，私人就业中介将降低搜寻努力强度、提高定价和采取更加严格的选择策略，这会导致某些申请者被拒的现象产生，而对于公共就业中介而言，不能排除由于成本上升导致雇员队伍壮大的现象，特别是当中介队伍本身很庞大时，很可能引发公共危机。可见公共就业中介与私人就业中介各有利弊，在现有模型中很难证明私人就业中介占据主导地位是否是帕累托最优，结论取决于公共与私人两种制度安排优劣势的相对力量比较。但是考虑到公共就业中介由财政支持并缺乏降低服务成本的动机，在很多情况下私人就业中介可能是一种帕累托偏好。
(2)交易费用理论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制度优势分析。
交易费用理论是一种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研究经济组织的比较制度理论。科斯(1937)最早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一概念，威廉姆森则缔造了一个完整的交易费用理论体系。正是由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利用交易为分析单位，从资产专用性等角度来研究中介的制度优势。
宋丰景(2005)利用资产专用性理论分析了劳务派遣在人力资源交易过程中的制度优势和效率优势。他认为根据现有理论分析，对于专用性低的人力资源可以采取古典现货市场的拍卖式交易方式，即市场组织的治理方式；对于专用性高的人力资源［交易过程中机会成本较高、人力资源属性(素质、技术、技能等)与雇主专营业务关系紧密、与企业商业秘密相关度较高的人力资源］，可以采取内部组织的治理方式。虽然这样的选择符合企业的效率原则，但是会面临法律制度的障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必须签订劳动合同的规定，实际上是从法律上强行规定企业用人必须采用内部组织的治理方式，在非专用性人力资源的使用上，用人单位会为此承担巨大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企业效率。而劳务派遣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结构，一方面严格遵循了人力资源专用性制度安排的一般理论，确保了在人力资源治理中的企业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其特殊的结构功能实现了劳动者个人在人力资源交易中的效率，避免了上述现象的发生，实现了从企业到劳动者个人的效率优化。他认为劳务派遣可以实现非专用性人力资源的专用性转化和汇总经济。劳务派遣将单个企业看成是非专用性人力资源的工作业务转化为自己的专营业务，这样人力资源就随着业务的转化而转化为劳务派遣企业的专用性人力资源。另外，劳务派遣可以将单个的、分散的、小规模的市场交易汇总起来，实现规模效益。劳务派遣通过对企业非专用性人力资源的专用性转换，大大降低了企业用人方面的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大大提高了劳务派遣企业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劳务派遣通过汇总经济功能降低了劳动者个人的求职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实现了具有效率的内部组织治理结构。他用模型表述了劳务派遣效率获得过程并以北京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为例进行了经验验证，认为劳务派遣在人力资源交易过程中具有制度优势和效率优势。
(3)制度变迁理论对劳动力市场中介产生原因的分析。
制度变迁是一个用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来替代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的过程。这种替代可以看成是一种需要支付昂贵成本的制度生产过程，诺思(North,D.C)是制度变迁理论的集大成者，Martin Rosenfeld(1997)利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解释了德国公共活动制度的历史演进，特别是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公共就业服务的原因。
Martin Rosenfeld认为诱发因素的变化导致了维系现行制度的成本显著上升。私人就业中介缺乏对劳动力市场总体供求的了解和地方机构未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都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失业人数增加导致了当地福利开销增加、治安监管费用提高；另外，机构变革、当地可支配收入的下降、新理论的出现都提高了维系现行制度的成本(见图3)。在这些诱发因素的变化下，地方当局认为成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PES)具有较大的收益，如PES可以从全局的角度看待劳动力配置，可以促进不同部门甚至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其公平性原则能够保证最大限度的匹配有效性，其免费服务将使很多劣势私人就业中介退出中介市场，从而避免了资源的浪费。之后地方当局对PES进行推广，使这项制度得到了公众的认可。19世纪90年代，德国具备了机构变革的两个条件：地方当局有较为独立的地位，有权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并且与某些利益群体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另外，地方当局为PES的出现与推行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将PES解释为可以为地方雇主带来收益的工具，这促使德国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90年代产生。
图3 导致现行公共开销上升并促使德国PES出现的环境因素
资料来源：Martin Rosenfeld，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ETIC)and the emergence of public activities：The case of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in Germany，1997.
(4)逆向选择理论对公共就业中介出现原因的分析。
Woong Lee(2007)利用逆向选择理论分析了美国1890—1940年间引入公共就业中介的原因。在20世纪交替之际，私人就业中介的欺诈行为非常严重，如收取费用但并不努力为申请者寻找工作，将申请者推荐到那些没有合适工作的地方，中介与雇主之间存在共谋现象，收取过高的费用等。他认为这个阶段私人就业中介存在如此严重的不良行为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主要是由于求职者和私人就业中介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由于求职者很难区分私人就业中介的好坏或者区分成本很高，逆向选择理论认为私人劳动力交换将会消失或者市场中只存在低质私人就业中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利用私人就业中介的求职者不能支付高服务成本，高质私人就业中介将会降低它们的服务质量，而当求职者找不到其他的搜寻途径时，或者私人就业中介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时，情况将会更糟。
而减少或消除上述逆向选择问题的两种市场力量都未能发挥作用。一是通过求职者筛选，但是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求助于私人就业中介的求职者本身是非熟练工人或者半熟练工人，因此他们的筛选成本较高。二是通过私人就业中介发布信号，从理论上讲由高质私人就业中介发出信号是可行的，但是这可能存在混同均衡，并且也没有证据显示高质私人就业中介发出过这样的信号。因此需要另外一种解决途径，建立公共就业中介为求职者提供免费的就业服务就是消除低质私人就业中介的一种机制。因为那些担心私人就业中介欺骗的求职者可以利用公共就业中介，从而避免缴费和被骗的风险，所以，免费公共就业中介的引入给私人就业中介带来了竞争，并且通过排除低质私人就业中介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在这个过程中，不存在劳动力交换市场的垄断，公共就业中介和私人就业中介共存确保了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因为低质私人就业中介由公共就业中介代替并且高质私人就业中介更加关注高层次求职者，所以这就解决了上述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这也是引入公共就业中介的主要目标之一。
2.劳动力市场中介与企业、政府的关系的研究。
(1)委托代理理论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中介机会主义防范研究。
委托代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它关注的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有分歧，因此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存在。代理理论集中于研究代理方和这个运行机制中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试着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L.C.Britton and D.F.Ball(1999)通过分析猎头收费结构和支付时间的选择建立了减少委托人(企业)和代理人(猎头公司)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机制。
L.C.Britton and D.F.Ball(1999)认为企业和猎头公司都存在机会主义可能性，而采取不同的收费结构注6和选择不同的支付时间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他们认为三种收费结构中比例收费可以有效地遏制代理人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努力地寻找要求报酬最高的候选人，从而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不是随便找
图4 猎头公司的报酬支付线
资料来源：L.C.Britton, D.F.Ball，Trust Versus Opportunism：Striking the Balance in Executive Search，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1999，19(2)，pp.132-149.
一个候选人应付了事。而对于固定收费，可以通过分期支付的形式来减少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见图4)。在任务开展的初期(区域A)，通常是代理人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因为他得到了三分之一的报酬，但没有强制性的工作。但是在支付线穿过45度线(到达区域B)后，通常是委托人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要求重新对价格进行谈判或取消合同。最后一次支付是在成功找到候选人之后，使费用支付的时间选择更接近于零机会主义线，这就减少了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通过增加分期付款的期数或改变支付的时间选择，实际的支付线可以更接近最小机会主义行为线。双方都可以通过收费结构和费用支付时间的不同选择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是机会主义行为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完全消失，双方需要建立双边的信任——良好的声誉，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在搜寻猎头公司时，委托公司可以通过代理人以往的行为来判定其质量，此时过去服务的质量起到一种信号传递的功能。虽然代理人会有为了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行为会对其声誉造成损害，因此声誉及其维护都可以很好地防止机会主义行为出现。
(2)博弈策略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中介之间最优契约存在的研究。
Stackelberg对策，又称主从对策,它是在多级递阶决策系统中,由于决策人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对策形式。Joseph M.Milner and Edieal J.Pinker(2001)利用Stackelberg对策来说明在外部临时工获取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和外部劳动力供给机构之间最优合同的达成度。
Joseph M.Milner and Edieal J.Pinker认为企业一般雇用一定数量的全职工和灵活工作者(包括合同工和临时工)。企业在雇用灵活工作者时面临两种类型的不确定性：生产率不确定性(即企业很难在短期内确定临时工和全职工之间技能的区别)和获取不确定性(即外部能够提供给中介的雇员人数不确定)。在前者条件下构建的数学模型中，假定临时工生产率是一个随机变量，通过计算可以得出企业和外部劳动力供给机构之间存在一个关于全职工和合同工最佳雇佣规模的最优合同(企业和外部劳动力供给机构双方都愿意加入，并且双方都没有动机背离，该合同是动机兼容并且个人理性，它能使系统利润最大化)，其存在的原因是企业可以监督外部劳动力供给机构是否遵守合同［通过观察由外部劳动力供给机构提供的工人(合同工和临时工)的生产率，企业可以辨别外部劳动力供给机构是否在事前履行了寻找合格工人的职责］。而在获取不确定性下构建的数学模型中，鉴于事后的劳动力搜寻过程的属性，企业难以监控中介是否遵守合同，因此调整合同难以建立。但是存在一系列策略下的合同，如企业最大化策略、外部劳动力供给机构最大化策略、Stackelberg(企业为主方)策略、系统利润最大化策略和“无合同”策略。在各种策略下，Stackelberg策略(企业为主方)虽然为企业和中介都提供相对较低的利润(与各自利润最大化的策略相比)，但是总体利润能达到系统最优利润的85%~90%。在较大范围内，Stackelberg策略能提供比“无合同”策略更高的利润。如果Stackelberg策略认同外部劳动力供给机构服从个人理性和动机兼容性约束，则在高供给和低供给情况下，Stackelberg策略几乎可以达到系统最优利润的100%。
(3)非市场失灵理论关于政府对中介培训干预的解释。
非市场失灵概念由Wolf(1979，1988)提出，指的是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即存在于市场势力和市场力量之外的非市场因素，使市场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内部性和私人产品、派生的外部性、集中的市场力量、权威的不平等分配是非市场失灵的显著特点。
Fernando(2003)运用非市场失灵理论分析了西班牙14/94号法案注7(强制派遣中介为派遣工人提供培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他基于1997年和1998年西班牙商业局的数据对THA的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Panel data模型，以检验这种培训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最终的结论是两者没有显著关系。14/94号法案制定的潜在假设是，西班牙派遣工人需要更多的培训且培训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析结果显示，该法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他运用非市场失灵理论对这一结果作出了初步解释。首先是强制培训法存在内部性。由于政府机构的内部标准不派生自市场力量，所以缺乏竞争而且没有动力进行成本控制。政府14/94号法案暗含的观点是THA是“不良”中介，而西班牙高失业率的现实又要求政府必须管制，这就产生了负外部性。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中介，造成了实施培训立法的成本非常高，高于技术上的一般成本，单位成本的增加和非市场产出的增多造成了非市场失灵。其次是将产生冗余成本。任务属性不要求所有派遣工人都要培训，而法律过分关注正规的培训渠道而排除了一些实用有效的渠道(如在职培训)，导致了冗余成本的产生。再次是派生的外部性，即可能会发生由于国家的干预政策而引起的一系列副作用，如工人受训后人员流动性和技能转移性程度有限，名义培训的出现以及用内部培训替代派遣工人培训等。最后是法案不公平。THA培训管制一方面增加了一些专业化的工作培训服务机构的需求，另一方面增加了一些规模很小的中介机构的成本。因此他认为像14/94号法案这样的法案只是提供了必要而非充分的公共政策干预理由，政府在培训立法中应同时考虑非市场失灵的供求方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