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虚静”说与“距离”说
庄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与诗人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他虽然不谈诗，也不谈诗学，但却对中国的诗的发展和诗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创作论方面，庄子的“虚静”说所产生的影响尤深，我们不能不对此加以探讨。
如前所述，庄子在创作上主张“天籁”般的“自然”，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天籁”般自然的境界呢？按庄子的意见，这就要进入“虚静”的精神状态。“虚静”说的思想要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道”，“道”是决定整个宇宙人生的绝对精神，它主宰着万事万物，也主宰着美。庄子认为最高的美不在现象界，而在“道”这个本体界。或者说“道”才是客观存在着的最高的美。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19]在庄子的心目中，观于天地，既是观“道”，也是观天地之“大美”。道和美是二而一的东西。从一定的意义上看，最好的诗也就是“大美”之一种，诗与道也是二而一的东西，如果庄子也主张诗的话。道—美—诗三者在一个链条上。问题是，人们怎样才能接近和把握道—美—诗呢？在庄子看来，这就要进入“虚静”的精神状态。庄子在《天道》篇中说：
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20]
意思是说，虚静之心推广于天地之间，通达于万物，这就是天乐。而天乐就是道，也可以说就是最美的诗。所以人们要接近道—美—诗这个链条，就非进入虚静状态不可。
那么怎样才能进入虚静状态呢？庄子提出了“去欲”“无己”的主张。他在《大宗师》篇中，借一位道者女禹之口，说明学道先要“外天下”“外物”“外生”，然后才能“朝彻”“见独”。所谓“外天下”，就是排除天下世事的干扰；所谓“外物”，就是消灭物欲，不计贫富与得失；所谓“外生”，就是把生死置之度外。总的说，就是摆脱一切功利思想的束缚，这样才能使心境清明洞彻（“朝彻”），并进而见到独立无待的道（“见独”），游心于天地之大美，悠然进入诗的世界。庄子在《刻意》篇中更明确地说：
澹然无极而众善从之。[21]
意思是说，人若达到了“澹然无极”的境界，即达到“无己”“去欲”“外天下”“外物”“外生”的毫无功利的考虑的境界，那么道—美—诗这个链条也就被发现了。
值得指出的是，西方的美学和诗学也讲审美无功利，但他们只强调在瞬间调整心理定向，暂时抛弃功利考虑，形成审美注意；而庄子的虚静境界，则要求长期的修养，使自己的心胸、人格都达到“去欲”“无己”的地步，即所谓“喜怒哀乐不入胸次”（《庄子·田子方》），甚至要成为“至人”“神人”。如果胸次、人格没有达到这个地步，虚静境界是不能形成的，而创作所需要的审美注意也不能形成。“去欲”“无己”是虚静说的核心，其他的都围绕着它而提出。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无己”“去欲”，形成审美的胸次和人格并进入虚静状态呢？这就要实行“心斋”和“坐忘”，并达到“物化”。《庄子·达生》篇讲了一个“梓庆削木为
”的故事，梓庆之所以有那么高的技巧，完全是因为他进行了“心斋”，他“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心斋而达到“坐忘”。“坐忘”是一种“物化”境界。人与对象合而为一，主体与客体合而为一。所谓“以天合天”，就是这种“物化”的境界。《达生》篇还讲了一个能工巧匠倕的故事。
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22]
意思是说，工人倕旋转圆圈超过了规矩（比规矩还规矩），手指与物化而为一，不知哪是手指，哪是器物，再不用心去考虑，所以他的心灵纯一而通达。忘了脚，是鞋合适；忘了腰，是腰带合适；忘了是非，是心合适；内心专一不移，又不追随外物，这是处境合适。心性本来是适应自然的，而与外物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这就叫“忘适之适”。这种“忘适之适”，就是“物化”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的心灵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不知我是物，也不知物是我，物我同一，主体和客体出现极为默契的状态，这是适合艺术创造的一种最佳状态。
那么虚静、心斋和物化，将给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创造境界呢？这就是艺术创造所需要的凝神和大明的境界。什么是虚静所达到的“凝神”呢？让我们再来读庄子《达生》篇里一个叫“痀偻者承蜩”的寓言。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偻丈人之谓乎！”[23]
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孔子有一次到楚国去，经过一座树林时，看见一个驼背老人用竹竿粘蝉，就好像是拾的一样，十分容易。孔子问道：“你的功夫这么巧妙，你有道行吧？”老人回答说：“是的，我有道行。我练习五六个月，在竹竿顶上累叠两个丸子，极少掉下来。如果练习到累叠三个丸子不掉下来，那么失败的可能就只有十分之一了；累叠五个丸子而不掉，那么我就做到像拾的一样了。我支配自己的身子像树墩那样稳定，我伸手臂就像槁木伸出树枝，尽管天地这么大，万物这么多，我只知道蝉翼的存在。我不回顾不转身，就是用万物来换蝉翼我也不要，我达到这种境界，我粘蝉能不像拾东西一样吗！”孔子对学生说：“用志不分，凝神于一，这就是驼背老人的功夫啊！”这个故事充分说明，当人处在虚静的精神状态的情况下，人的注意力就会高度集中，做到凝神于一，那么你做任何事情都能出神入化，达到最高的境界。实际上，美的发现、诗的创造都需要有这种由虚静的精神状态所导致的“凝神”的注意，如果用志分散，注意力不集中，那么什么事情也做不好，何况写诗。
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虚静有使人获得“大明”的功能。庄子在《天道》篇中说：
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休则虚，虚则实，实者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24]
这意思是说，圣人的静，并不是因为静有好处才静。万物不足以干扰人心，这才是静。水静可以清楚照见须眉，平则可以成为标准，高明的匠人都可以以此为法。水静还可以达到大明，何况人的精神。圣人的心平静，就像照天地的镜子，照万物的镜子。休止在虚静中，心神就空明，心神空明就容易容纳万物，因而就充实，充实就合乎自然的道理。虚空就平静，自身平静就合乎自然的运动，合乎自然的运动必然就有所生长。这里讲的是虚静可以进入大明境界的道理，它说明人的精神要是处在虚静的状态，那么人的眼界、心胸反而阔大无比，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可以加以容纳。后来中国诗学大大发展了庄子的这一思想。如刘勰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以及“四序纷回，入兴贵闲”的论点，刘禹锡提出的“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的论点，苏轼在《送参寥师》一诗中提出的“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论点，都取自庄子，又发展了庄子。另外，庄子虚静说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有近似之处。
布洛在1912年（晚于庄子2000年左右）发表了题为《作为艺术的一个要素与美学原理的“心理距离”》的论文，提出了“心理距离”说。布洛所规定的“心理距离”的概念，不是指时间或空间的距离，是指我们在观看事物时，在事物与我们自己实际利害关系之间插入一段“距离”，使我们能换一种眼光看世界。布洛举过一个“雾海航行”的例子。设想一下，在航行中，海上起了大雾，这对水手或是乘客，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在茫茫的雾海中水手判别不清航行的方向，担心航船触礁，使自己的精神极度紧张，内心万分焦急。乘客则除了有上述水手的担忧之外，还会因航船放慢速度耽误航程、延误行期而心绪不宁。总之，这场大雾使水手和乘客心情不安甚至恐慌。但是，布洛说，假如水手和乘客暂时忘却这场海雾所造成的麻烦，把危险性和实际的烦闷都抛开，把注意力集中于大雾所造成的客观的景色中，那么海上的雾也可以成为浓郁的趣味和欢乐的源泉。因为那迷茫的雾所造成的天水一色的情景像透明的薄纱，简直是一幅奇妙无比的画；那船处于远离尘世的寂静中，也可能给人恬静、安宁、自由、快适的感觉。这种前后不同的感觉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布洛说：这是“由于距离从中作梗而造成的”。在前一种情况下，海雾与我们的切身利益完全叠合在一起，中间不存在“距离”，我们只能用普通的眼光去看海雾，所以，只能感觉到海雾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在后一种情况下，海雾与我们的切身利益之间，插入了一段“距离”，我们能换另一种不寻常的眼光去看海雾，所以能够看到海雾客观上造成的美景。布洛所说的“距离”，不是普通的时空距离，而是一种比喻意义上的距离。这种距离的插入，是靠自己心理的调整，所以叫作“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说的核心是强调审美体验的无关功利的性质。在布洛看来，事物有两面，一面是“正常视象”，另一面是“异常视象”。所谓“正常视象”的一面，是指事物与人的功利欲望相关的一面，在一般情况下，事物的“正常视象”一面是具有最强的实际吸引力的一面，因此我们的心总是倾向这一面，这样我们就常被功利欲望羁绊而看不到美。只有在不为日常的功利欲望所支配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把事物摆到一定距离之外去观照，这才能发现事物的美。由此可见，审美心理距离的获得，是以审美主体摈弃功利欲望为条件的。
应该说，无论是“虚静”说，还是“心理距离”说，都认为审美必须摆脱现实的功利欲望的束缚，使人的内心处于一种“澄明”的状态，这才有可能去发现普通事物美的一面。由于这一点相通，我们可以说，中西之间的审美理论是有相同之处的，即在审美的瞬间必须远离欲望功利状态，这样才能获得美感。但是，庄子的“虚静”说和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又有很大区别。是否可以这样说，“虚静”说是心胸理论，“距离”说则是注意理论，这两者截然不同。作为人的心胸的“虚静”境界，要通过长期的修养，始能让自己的心胸处于无功利的境界，这才能够看到世界的“异常视象”，从而感受到美。从老庄开始，就认为这不是一日一时之功，要长期修养。刘勰也提出了“养术”的主张，即所谓“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25]。“养术”就是“养气”。“养气”要长期修炼，不求一时之功。不必一时劳苦拼命，所谓慢工出细活，功到自然成。
明代学者方孝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方孝孺小时候有一次同一位老书生一起去逛闹市。回家后，方孝孺发现，“凡触乎目者，慢不能记”。而老人则把闹市中的一切都讲得清清楚楚，连一些细枝末节都记住了。方孝孺问老人这是怎么回事。老人说：“心之为物，静则明，动则眩。”又说：“子观乎车马，得无愿乘之乎？子见乎悦目而娱耳者，得无愿有之乎？人惟无欲，视宝货犹瓦砾也，视车马犹草芥也，视鼓吹犹蛙蝉之音，则心何往而不静？”方孝孺“养心”三年，终于获得像老人那样淡泊洒脱的人格心胸，终于能进入虚静状态，终于能像老人一样洞彻周围世界的美。这个故事说明，虚静状态的获得是要靠长期的修养功夫，使人格心胸发生变化。
西方的“心理距离”是一种注意力的调整，心理定向的临时转变，与人格心胸无关。在布洛所讲的“雾海航行”的例子中，如注意力在“正常视象”的功利方面，那么就会觉得客轮的速度放慢，耽误了航程，影响了日程安排；或者担心客轮触礁，发生海难，这就让人感到危险。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注意力放在这方面，而去观赏在雾海中漂泊的情景，周围迷迷蒙蒙，不也显得很美吗？这说明心理注意力的转变，可以摆脱功利欲望，就会获得“心理距离”，就会产生对美的体验。距离说的基本思想是审美过程中的临时的精神自我调整，恰好就是求一时之功。虚静说和距离说的不同正好反映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中华文化凡事讲渐进，西方则常常讲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