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儒家和道家的诗歌功能观

儒、道两家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与他们之间不同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

（一）儒家的外向性的诗歌功能观

儒家的文学观念以社会为本位，是外向性的，这样他们就把诗歌当成组织社会的工具。他们的诗歌功能观，很自然地就以实用为目标。诗歌的功能在实用，是历代的儒家共同的主张。孔子的“兴、观、群、怨”论集中体现了文学的实用功能的见解。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4]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25]

上面这两段话，说明孔子是认识到诗的实用意义的。什么叫兴？就是说因为诗是用来描写现实生活的，所以有感染的力量，能使人在读诗之后，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新的启发，这即是所谓“感发意志”（朱熹注）。什么叫观？既然诗能描写现实生活，那么在诗里就可以“考见得失”（朱熹注），“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使人更正确地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什么叫群？诗既是集体生活的产物，所以可以“群居相切磋”（孔安国注），适合于群的教育。什么叫怨？就是“怨刺上政”（孔安国注）。诗既反映现实生活，所以又是人类斗争的工具，一方面讽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一方面又起改造社会的作用。就孔门诗教讲，即重在“温柔敦厚”（《礼记·经解》篇），所以朱熹注又说“怨而不怒”。什么叫专对？是说担任使节任务后，能运用《诗经》里的话交涉应对，随机应变，独立行事。

总结起来，儒家对文学实用功能的看法有以下四点。

第一，教化作用。即通过文艺的感化教育，树立起合乎“礼义”的人伦道德，首先是“事父”“事君”，然后要按“礼义”理顺一切人际的秩序。孔子认为诗可以“群”，就是讲利用诗歌来教化群众。《毛诗序》写道：“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26]一般而言，儒家总是把教化作用摆在第一位，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的治理，首先是老百姓要听话。

第二，怨刺作用。儒家主张诗可以怨和刺。即“怨刺上政”。《诗经》中的《硕鼠》《伐檀》，孔子删诗时没有删掉，就体现了他的关于诗可以“怨”的观点。孔子撰《春秋》，根据周代礼教的道德准则，以“微言”褒贬诸侯，功用在于“使乱臣贼子惧”。杜甫写诗，目的之一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白居易则认为：在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27]写景之作，一般也要附以“讽谏”。但怨不能变成愤怒，要怨而不怒，即不能超出“礼义”的规范。

第三，言志作用。儒家的诗学纲领是“诗言志”。“言志”作用也是儒家特别强调的。《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28]意思是说，诗用来表达人们的意愿志尚，歌可以延长语言的吟咏，声调可使咏唱变得有节奏，韵律则可以使声音和谐。荀子在《儒效篇》也说：“诗言是其志。”儒家所说的“志”是什么？历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致上是指人的思想感情。诗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然而这思想感情一定要合乎“礼”。这种合乎“礼”的思想感情的抒发，才有益于“家”与“国”的组织与纪律。有的论者把中国诗学的“诗言志”混同于西方的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认为中国的“诗言志”可以与西方的表现论相比较，这完全是误解，很难令人苟同。另外，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既可以理解为人们读了诗之后的“感发意志”，也可以理解为写诗时“抒情言志”。通过言志，“上可裨教化，下可理情性”（白居易）。

第四，认识作用。所谓学《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观风俗之盛衰”，可以“专对”，都是指诗歌有扩大认识和提高能力的作用。在创作上，儒家主张“实录”，像魏汉时期的乐府诗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是实录其事，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具有很强的认识作用。但是，这里还必须指出，儒家文学功能观中的认识作用，也不能完全与西方文学功能观中的认识作用相比。西方的确是以知识论来理解文学的，所以所谓文学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观点、文学是模仿的观点、文学真实性的观点、文学典型的观点，其意虽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文学就是知识，是科学之外的另一种知识。西方人有过多次“为诗辩护”，都是站在知识论的立场为诗辩护，即认为科学是自然的知识，而文学是人生的教科书。但是，中国从古到今，不需要这种“诗辩”。因为中国古人在谈到文学可以加强人的认识的时候，也是从“教化”的角度着眼的。读诗可以提高教养，并使人变得高雅，最终还是为了“克己复礼”，即以礼仪、礼节等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安定巩固。

概括地说，儒家的诗歌功能观是实用型的，没有把审美功能放到重要的位置上。

（二）道家的审美型的文学功能观

与儒家的文学功能观不同，道家的诗歌功能观是审美型的。什么是审美？审美就是人的精神在一瞬间得到自由和解放。道家在哲学上重自然，事实上道家的“齐物”“无待”“逍遥”等哲理，给予诗人一种独特的精神启示，在现实的世界里，去探索现实以外的心灵世界，开辟出一片豁朗、旷达、洒脱、浪漫、自由的文学创作园地。中国诗歌史里的“隐逸”派、“山林”派、“田园”派、“游仙”派等，都从道家思想衍化而来。道家的文学功能观集中体现在庄子所讲的一个字上面，这个字就是“游”。“庄子决不会像现代的美学家那样，把美，把艺术当作一个追求的对象而加以思索、体认，因而指出艺术精神是什么？庄子只是顺着在大动乱时代人生所受的像桎梏、倒悬一样的痛苦中，要求得到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现世。也不能如宗教家的廉价地构想，求之于天上，未来；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心的作用、状态，庄子即称之为精神；即是在自己的精神中求得自由解放；……庄子把上述的精神地自由解放，以一个‘游’字加以象征。《庄子》一书的第一篇即《逍遥游》，‘游’，……旌旗所垂之流，随风飘荡而无所系缚，故引申为游戏之游，此为庄子所用游字之基本意义。”^[29]游戏是无功利目的的。人越是在自由的心境中，就越是能欣赏诗和艺术。中国古代的山水诗和花鸟画，一般都没有政治社会内容，其功能就是精神的自由。道家对于精神自由的赞美，对于自然的理想化，使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受到深刻的启示。正因为如此，难怪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大都以自然为主题。中国画的杰作大都画的是山水，翎毛，花卉，树木，竹子。一幅山水画里，在山脚下，或是在河岸边，总可以看到有个人坐在那里欣赏自然美，参悟超越天人的妙道……总之，道家对文艺不重实用，而重视审美。这就引导文学追求自然、率真、清新，给人以豁朗、旷达、洒脱、浪漫的情怀。李白是一个道家思想比较多的诗人。他的诗就有一种冲破一切罗网的气势和无拘无束的浪漫精神。如他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斤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有一种看破一切的、无拘无束的、豁达洒脱的自由精神蕴含在其中。道家的文学功能观可以说是审美的自由，是无直接目的的，与儒家的重实用的诗学功能观是很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