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经”到“二十一经”：19世纪经学的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

张寿安

一、前言

“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研究工程。欲探讨这个东西方学术交会冲击与裂变的议题，至少得从两个大方向进行：一是西方近代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包括体制与观念；一是传统中国学术在近代如何转变。本人一向致力研究后一议题，一方面想了解传统中国学术是否有一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则探讨传统学术在近代早期亦即明清以降的变化，并试着梳理出传统学术的分化与开放的可能性。

欲探讨传统学术的变化，“经学”——这个担当传统学术中心并和政治极度结合的学术载体，毫无疑问是一焦点。本文即以经学为主题，观察它在明清尤其是清代乾嘉以降的变化情形，并解释这种变化的学术意义。欲研究经学，议题与角度极为繁多。本文则把主线放在经数与经目的变化上，从历代经数与经目的变化来观察经学的学术转变意义，尤其把重点放在18、19世纪——也就是清代中期考据学最兴盛的乾隆、嘉庆、道光时段，事实上经数与经目的变化也以这个时期最为剧烈。这个研究主题的意义，不仅欲指出传统经典中的正统与流派，同时也想证明在知识扩张的晚清，“经学已不能构成单独的学术权威”，以期彰显正统之外的知识界如何展现其活泼更新的学术论述空间。换言之，按照传统中国学术的变化，经典未必只在内部以诠释的方式变迁，它很可能遭受其他邻近学科的挑战而产生性质上的大变化。

本文分四节：首论历代经数与经目的变化，及其学术史意义；次论清代学者尤其段玉裁（雍正十三年—嘉庆二十年，1735—1815）提出的二十一经，其弟子沈涛（乾隆五十七年—咸丰十一年，1792—1861）的十经说；再次讨论龚自珍（乾隆五十七年—道光二十一年，1792—1841）因应提出的六经正名说；最后分析段、龚两种论述的学术史意义及其影响，以阐明晚清学界重新排列经数经目，造成“经”在19世纪所面对的多面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