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论文集收录论文9篇，是台湾“中研院”支持的大型主题研究计划“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1600—1949”（Constructing Modern Knowledge in China，1600—1949）重要研究成果之一。9位主要成员分别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包括：张寿安教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近史所］）、黄克武教授（“中研院”近史所）、潘光哲教授（“中研院”近史所）、张哲嘉教授（“中研院”近史所）、沙培德教授（Peter Zarrow，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邱澎生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章清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孙江教授（南京大学）、胡明辉教授（Minghui Hu，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由张寿安教授担任召集人。该计划自2011年到2013年执行三年，学术活动不仅包含专题讲座、工作坊、参与“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还分别与上海复旦大学、美国加州大学Santa Cruz分校、德国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öttingen）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赞助下，合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有精彩对话。为了让读者清晰掌握这个计划的全貌，以下拟分三项陈述：研究说明、研究成员、研究成果。
一、研究说明
如何诠释中国的近代性，是学术界关心已久的大议题。尤其20世纪末，文化论述中地域性特质（the local）被提升至与全球性通质（the global）相抗衡的地位，令主导一世纪之久以“西化论”为指标的近代性诠释转列为参照系。各种地域文化的近代性特质，正积极在各个历史悠久的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等国家中逐渐形塑出各自有别的独特面貌。此一转向的深刻意义，绝不只是内涵、形制或进程上的差异，而是地域文明再生与多元文明共存的人类前景。
关于中国的近代性议题，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早在20世纪后半期就进行了大规模分省式的近代化区域研究，主题涵盖政治、经济、人口、教育、传播、交通、土地、都市化等近代性特质，成果丰硕，享誉学界。随着历史发展，知识界的反省日趋深刻，加上地域文化意识抬头，21世纪初知识界积极展开探索儒家文化圈在近代进程，尤其是中西交会中的“知识转型”议题。这个新议题，几乎同时在欧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等地引起学术界的热切投入。不仅因为知识是文化的核心议题，更因“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兼摄了传统学术分化与西方近代科学式知识在中国建制的双向问难。其一，“科学式知识的建立”：直接涉及近代性中的去单一性（de-centralized）和专业阶层的出现，对传统中国以儒学价值为单一正当性（legitimacy）的社会而言，知识多元化与专业分科之独立，确实是探析传统社会变迁与文化结构异动的重要议题。其二，“传统学术分化”：这个自晚明以来逐渐形成的学术深层力道，所伸张的不只是传统学术体制上的变革，更涉及价值重组。其三，最吸引人的是这数股知识体系交会下，传统的“学问”观念如何被近代的“知识”观念所取代？传统学问、德行兼备的“士人”形象又如何转变成今日成为社会中坚的“专业人士”？换言之，传统道、学合一的学术理念因何脱失？面对新的学术实境又将如何重整道、学理念？这些或是更值得反思的议题。
西方学界把“知识”当作客观的认知物件进行分析，这一传统由来已久。在18世纪科学革命中兴起的百科全书学派就绘制了“人类知识体系图表”，告知世人“应该如何组织知识”。这当中，知识曾被分成三大类：记忆、理性和想象，其下对应的正是历史、哲学与诗歌。20世纪中期，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代表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中讨论17至19世纪哲学论域中的知识议题，并将它们分为三类：作为生命的知识、作为语言律则的知识、作为经济面向的知识。这当中神学与科学、信仰与真理之间的对峙，就分析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而言，颇有参照意义。
反观中国的发展，情况更为复杂。20世纪初期至30年代，是中国近代学术知识体系的建构期。毫无疑问，此一近代知识建构是在西方科学式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的框架下进行的。从20世纪初《京师大学堂章程》展现的新旧争执、体用拉锯到近代学制体系建立，专门知识分科取代了传统书院统合性的“学问”，传统的某些学问，也因无法科学化而被悬宕，在学科分类中只能以“非”字属类。如经学研究、古文字学研究等，在台湾“国科会”（2014年3月升格为“科技部”）的学科分类中，被归入“中国文学类”下的“非中国文学类”。科学式知识在20世纪后期发展出专业化、客观化、理性化等特质。这种知识制式化的结果，建构出专业分工的新社会形态，专业文化人等新型知识分子应运而生，共同扮演着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多股势力。
除了上述的制度面向，若从文化与知识观念本身进行观察，近代科学式知识的孕育实则远早于科举废除，尤其是传统知识之内变与西学之引介，更可远溯至明代中、晚期。以中国本身而言，明清以降消费形态的经济生产大量出现，在物质生活、技艺性需求及休闲文化的蓬勃带动下，实用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与世俗性知识（secular knowledge）大量出现，分衍出儒学正统形态知识之外的广大新型知识消费市场，如小说、戏曲、医药、律书、风水、日用类书等。同时，儒学传统知识也在接触耶稣会士的科技与宗教知识之后，从自身传统中发掘类似的知识资源与之对应，《四库全书》里就收了不少资料。这些西学与中学的交会，呈现在天文、历算、地理、宗教、医学、博物、工艺，甚至思想价值等方面。从17世纪康熙朝钦天监所任用的洋官、洋学，到18、19世纪中国士大夫高倡“西学中源说”，再到晚清知识界如梁启超所言“无拣择的”引介西学、翻译西书，兼从东、西洋，终至1905年科举废除，新学制建立，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其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又各自进行了大规模的学制改革，建立今日同中有异的学术知识体制，在专业教育上，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显著。
中西知识之交会与援引，含摄丰富的学术转型议题，有待挖掘。我们将时间向度拉得很长，从晚明、晚清到20世纪50年代，近400年间的变化都是观察的对象。基本上，我们定位为历史性的研究，同时也积极与知识社会学、哲学、目录学以及近代各专门学科切磋。我们想要了解的，至少有三个大问题。
一、西方近代科学式知识在中国的建立过程，包括新知识的传播、概念援引、翻译、学制改革、教科书等。尤其是当西方学科与中国传统相类似之知识交接时，其进退取舍之间的复杂事实究竟如何？
二、传统中国学术是否有一知识体系？若有，它的体系为何？它的知识分类又如何？若无，则传统中国学术的知识性质是什么？
三、近代科学式知识不断移植于中国，对儒学文化的学术理念造成割裂。今日吾辈是否有能力反思此一割裂，进而重整儒学式学问体系，以与西方对话？
这些议题，至少得从两个大方向来观察：（一）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及其变化；（二）西方近代科学式知识在中国的建制过程。为避免武断，其研究性质又可分为制度面（institutional）、思想面（intellectual）与专门学科（specialized）三类。议题十分丰富，至少包括校雠学与目录分类、传统学术的近代演变、近代学制变革（科举废除、学科建制）、经学解体、教科书、翻译、概念与新知识的输入（科学、知识、技艺）、知识生产与消费、出版、阅读、专业人士、专业社群、新型文化人的出现，以及从私家藏书到公共图书馆等。其中又必然与近代复杂的政治、经济变化环环相扣。
二、研究成员
2009年我们以“中研院”近史所为班底，邀请学术界在此一领域已经有相当研究成果的9位学者参与，各自提出研究主题，组成整合型计划向“中研院”提出申请。2010年通过审核，2011年开始进行，连续三年。本计划专注于以下四个议题：（一）传统学术分类与近代转型；（二）西学与中学的交会：概念、形式与内容；（三）新知识的引进：知识生产、知识载体、知识消费；（四）知识与权力。9位成员虽然多是历史专业出身，但研究取径和专长各有不同，主题涵括经学、灵学、医学、法学、政治理论、地理学、传播、人种学、科技史、教科书等。我们期望各人以各自专长的“知识”切入历史，进行“实构性”的观察。我们相信，唯有进入历史发展的实境，了解实际形构的过程，才能掌握知识传播的实质内涵，无论是融会、再生产或刊落。9位成员研究主题如下：
续表
三、研究成果
近十余年来，东西方学界对知识议题已经发表了相当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1]而“中研院”近史所则早在2001年就成立了“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研究群”，展开知识议题研究。十余年间举办多次专题讲座，议题涵盖中西书目分类、传统目录学与知识区分、梁启超的知识分类、从格致到科学、新学制的建立、西方法政知识与商业知识的引进、苏格兰启蒙与知识转型等，兼摄议题与方法论。又举办两次国际会议，2006年6月并在该所学术期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出版了主题论文集：《近代中国的知识建构（1600—1949）》（第52期专号）。2000年到2002年，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金观涛教授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赞助下，进行合作研究，计划主题：“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起源与发展之观念史之研究——从乾嘉到五四”。2004年到2006年又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赞助下，与森时彦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白永瑞教授（韩国延世大学历史系）展开国际合作研究，计划主题：“儒学传统与十九世纪中、日、韩政治文化转型比较研究”。研究成果出版成专书，部分论文发表在《二十一世纪》。
在进行“中研院”主题计划的三年间，我们举办了多场专题讲座、三场工作坊，并获得“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与海外大学合办三次国际会议，议题相当引人注目。2011年12月与上海复旦大学合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1600—1949”。2012年11月与加州大学Santa Cruz校区合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Cosmopolitanism in China，1600—1950（天下主义（世界主义）在中国，1600—1950）”。2013年11月与德国哥廷根大学合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Questioning Modernity：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Western Knowledge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质问现代性：晚期中华帝国与民国时期针对西学的谈判性交涉）。其中加州大学的会议论文已经集结成英文主题专书，2016年4月由美国纽约Cambria Press出版，且于2016年3月29日在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AS）作新书发表；Cosmopolitanism的命题，引发学界激烈讨论。而德国会议的主题更显示本土意识高涨下现代性实境的被积极改写。2012年“中研院”主办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本研究团队筹组“近代中国知识史”议题，邀请海内外专家齐聚一堂，发表宏论，该主题论文集已经由“中研院”近史所出版。上述会议及工作坊的详细议程，请参看本书附录。已出版专书如下：
Minghui Hu，and Johan Elverskog，eds.Cosmopolitanism in China，1600—1950.Cambria World Sinophone Series（Amherst，NY：Cambria Press，2016）.
沙培德、张哲嘉编：《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New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本论文集所收9篇文章，不仅各有视角，且都为所提出之主题知识作出了历史实境的发展观察。
张寿安教授的文章关怀“传统经学”在18、19世纪的变化。该文指出传统经学在清代有一“从六经到二十一经”的变化，并阐释清代学者不断增删改易经书的数目和经目，正说明了近代早期传统儒学内部因“知识扩张”所造成的“典范转移”。传统的十三经，已经不足以担当知识界对新形态知识的需求。换言之，新知识需要新典范。史书、纬书、算学书、字学书和《楚辞》、《荀子》的跃上经目舞台，不仅表示经学内部出现了知识分化，也揭示了小学、史学、文学和思想等学术界，正企图建立其知识的独立性。尤其技艺性、实用性和休闲性知识的地位逐渐提高，不但挑战儒学的正统价值，也改写着传统的知识系统。
黄克武教授的论文以“灵学”为中心，观察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他摆脱启蒙主导下以科学知识为发展主轴的论述，转而探索中、西方在灵魂学上的交涉。一方面指出清末民初学界发生的科学、宗教与迷信争议，其背后隐含着魂魄、民间信仰与幽冥世界的不可解的经验；一方面也指出所谓知识不仅是柏拉图所称“有道理而能配合真理的信念”，更可能是“智慧”——对人生终极问题提出看法。所谓“宗教起点，即在科学尽处”，折射出近代中国俗世化与知识转型之间的科玄光谱。
沙培德教授的论文以教科书的编写为主线，讨论文化认同、西力冲击、国族建构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复杂互动。尤其当这个知识载体落实到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列强环伺、启蒙与救亡等多重价值激烈冲突的历史实境中，其迂回变异并和客观知识之间造成的挑战。其中指出20年代教科书把公德与私德区隔，宣扬“公民权利、义务”超越“个人道德”，企图用“公民”概念修补传统的“修身”概念。然则，教科书编写的背后，权力与知识之间，终究存在终极主导权的张力。
潘光哲教授的论文跳脱单一主体论述，把视野扩大到同时观察东亚三国中、日、韩如何面对世界知识的引进与实践。他以“世界史地”和“国际公法”两种知识的引介与流通为例，证明东亚三国在近代知识转型、认识世界并迈入国际秩序前，曾共同拥有一“公共知识文本”。通过这些知识文本在三国间不同价值的流通与实践，潘文勾勒出知识生产与嬗变的轨迹，拉出一幅活泼的知识流动图像，强调对照性观察，令东亚三国的近代知识转型成为立体交叉的多方对话。
张哲嘉教授的论文以清代检验官员有关“人身骨节”的论辨为主轴，讨论“检验”与“医学”这两种专门知识之间的牵涉。张文虽然以本土知识脉络为论述话语，指出检验知识在清代考证学的方法运作下达到高度典范式发展；然其潜台词却是指出因中国传统知识网络中各种专门之学相互沟通的困难（理论与术语）、以及主流文化价值对验尸行为的牵制、又迷信权威兼致官僚文化因循，令传统“骨学”无法带向科学意义的“近代解剖学”，而传统检验知识也无法产生“法医学”革命。为传统知识近代转型之可能，提出一些困境思考。
邱澎生教授的文章观察“法律知识”在明清的发展。该文跳脱传统论述常用的儒法对立或儒法折衷，而以“法律知识”为主体进行论述。该文指出明清五百余年间，在内在理路与外在制度的相互作用下，法律知识已经逐渐走向具有独立价值的一门知识。虽然儒家经典确实是法律知识建构时的必要价值凭据，但在法律新诠释的发展下，法律原则甚至会反过来修正儒家的礼教。该文同时指出明清已存有一群执掌司法职务或喜爱研读法律的“知识群体”。最终，质疑学界所谓“明清是中国法学的衰落期”的论断，为明清法学知识建构打开多角度的新视域。
孙江教授的论文以布鲁门巴哈（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人分五种说”在东亚的流布及文本比较为主线，讨论“人种知识”在中日两国的流传、改写与差异。该文指出人种说在日本造成文明开化优劣论、脱亚入欧、甚至提倡日西通婚以期改造日本人种的主张，希望摆脱黄种人的劣势论。而中国则在种族竞争的近代政治意义下，转出乐观的黄、白同种优秀论。直到清末辛亥革命后，人种论述才被视为纯科学的知识。该文处理了近代知识在政治运作下的话语改写与知识再生产问题。
章清教授的论文从“阅读史”的角度观察“知识传播”，并以万国公法为主线，鲜活呈现晚清知识界对世界知识接纳之实境。该文指出万国公法引入中国是被动的，晚清知识界在传统知识体系，尤其是春秋大义的审度下，引介并质疑万国公法，其间存在科举策问下官方有意识的引导阅读、知识复制、疏离与优越感等复杂心态，章文称之为知识传播之“屏障”。然则，地理知识与万国公法图绘出与传统华夷分立相异的世界意识，确实也开启晚清知识界对“现代性”的初步接纳。章文认为学科知识建立乃一涉及全方位文化迁移之现象，在援西入中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思想资源，也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知识样式，转而采纳西方现代型态的知识样式。
胡明辉教授的论文跳脱“顺着程朱学术典范进行思考”的传统清学研究角度，直接切入戴震，指出戴震在18世纪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经学知识认识论”，并称这种建基在字词学、专门化和精确量化、对经典作整体评价的知识方法论，将重新建构古典世界之细节与次序。文章首先说明戴震的知识论具有客观主义特色，纵使证明天文、算学、律吕源出中国，却同时声明这些知识即使来自域外也不该予以排斥。其次说明戴震的经学研究方法论是一则高度的“知识宣言”，超越当时其他考证学者的方法论，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建构古典知识世界之窗，使儒学在清代的重整，成为令人期待的后续。
这9篇论文分别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切入：一是从传统角度看传统知识在近代的变化；一是从西学角度观察，当新知识被引进时，传统知识如何应对；一是观察西方知识引进时，中国知识界如何吸收、传播，当然其中牵涉权力、地域、文化差异，尤其功能、目的和利益的拉锯。这些文章透露出一些共同观察，颇为有趣：
第一，传统学术的知识分化与新知识的建立是一个相互渗透、导致正统价值改写、新形态知识价值成立的过程。18、19世纪的清代考证学确实为古典知识重整作出巨大贡献，尤其对存在于经学内部的知识而言，如天文、历算、水地、文字、声韵等；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非主流的新形态知识的崛起过程。这些新形态知识是如何通过新文类、新文本或新诠释而产生？在遭受质疑、退缩、曲解或牵强附会的建构过程中，又如何成就其知识的独立价值？
第二，研究者观察出一批积极从事特定知识的建构者，多属于与职务相关的官员或对该知识有兴趣的自由士大夫。换言之，新知识的出现多源于实务性需求，因为与民生日用相关而被积极开发整理，如法律、医疗、日用类书。晚近学术界蓬勃兴起的物质文化研究，建筑、休闲、消费、旅游、商业知识、生命礼仪皆属此类。这令我们想追问：清代考证学在进行传统学术重整时面对个别性质差异的知识，其价值更迭之实况为何？换言之，18、19世纪以降知识的新价值观是如何被演进、被建构？王尔敏教授的论文曾直接指出晚清实业家与新知识建立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三，若清儒考证方法的知识论中，如戴震所设想，有一套古典知识体系或次序存在，其样貌为何？在此，清代的目录学与藏书家及其理念，将是追索重点。
第四，西方学术与科学语汇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容受：本论文集有多篇文章都论到此一短兵相接的场景，积极辨明西学与本土知识体系在互动中交会、申辩与转化的过程。
第五，知识传播与世界观的建立，包括理念与制度：除了阅读、传媒，制度性载体也担当重要角色。制度性载体包括学制、出版、知识社群等，其中，权力与教科书最具建制性。在知识转型与传播领域，近年来最蓬勃发展的应该是翻译、概念与知识再生产。晚近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领导的中日韩团队堪称代表。这让知识议题既呈现出东亚儒学圈内部的细致分辨，又同时与欧美世界保持立体对话。
第六，除了上述具体的中西知识交会外，三年的学术交流令研究群成员提出一个大问题，即：“批判性交涉”。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现代知识”仍有一个面向在中国学界未受到足够重视，就是针对西学与其根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批判性交涉”及其范围。所谓批判性交涉，是指理解并评估现代知识。这需要批判者一则存在于现代知识体系之内，同时又处于另一个足够提供“批判性”的距离，从而容许或是崭新的视野、或是创造性的视野。因此，批判性交涉，不只是对现代性的保守反应，更是在不全盘排斥变革的前提下，挑战某些现代性的核心价值。
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只是9位成员研究成果的一小部分。其实，多位成员已出版专书，如：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胡明辉（Minghui Hu）：China’s Transition to Modernity：The New Classical Vision of Dai Zhen（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5）。
沙培德（Peter Zarrow）：Educating China：Knowledge，Society，and Textbooks in a Modernizing World，1902—1937（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上下两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其他成员的专书也在积极出版中。要进一步了解每一专题对知识转型的全面探讨，还请参考每位作者的专著。
儒家文化圈的近代知识转型是一方兴未艾的议题，也因与区域文化的知识界对现代性之反思同步展开，而脉络益形复杂。我们期望有更多年轻学子投入这个议题，从各个角度切入，共同寻绎这个近代中西知识交会的丰富图景。这本论文集只观察了历史脉络中的部分议题，疏漏难免，尚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张寿安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2006年6月初稿
2016年4月29日增
[1] 中国大陆展开的课题和团队至少有4组：1.“近代知识与制度”（广州中山大学）。2.“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学术术语形成研究”（武汉大学）。3.“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与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人民大学）。4.“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复旦大学）。在日本，从事语言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学者比较关心近代知识形成议题。主要有三大团队：关西大学、京都大学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西方学界关于中国知识议题的研究主要有：1.“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China”，（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加州柏克莱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主办的中国近代知识转型会议。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Michael Lacknethe教授（University of Erlangen）所领导的研究计划：“Studies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Terminologies”，探讨专有名词与概念的输入中国——从欧洲或日本。已出版两本专著：Michael Lackner，Iwo Amelung，and Joachim Kurtz，New Terms for New Ideas：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Leiden：Brill，2001）、Michael Lackner，and Natascha Vittinghoff，Mapping Meanings：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Leiden：Brill，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