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字与富强
切音字运动是随着中国近代物质、社会与文化观念的变革而产生的。19世纪90年代，随着中西竞争的进一步展开，不少读书人对过于注重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提出质疑，强调中西之间的差距根之于“学”。更有人提出，诸学中之尤要者乃是语言文字之学。1892年，一位与西方传教士交往甚为密切的福建士子卢戆章强调：“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7]甲午战后，他进一步指出：“献中西关系之策者，莫不以造铁路、通电线、购战舰、筑炮台、开矿产、兴制造为自强防患之至计，而文字、学校略焉。”卢氏对此颇不以为然：“物不有其本，焉有其末？不得大纲，焉施小纪？”[8]
卢戆章的同乡苏易对此颇表赞同：中国人所谓富强之术，唯“开矿产、筑铁路、购军械，而教养略焉。顾矿产、铁路虽未见兴，然铁舰钢炮固非不坚且利矣”，甲午一役却“委而弃之”，全部覆灭，皆本末倒置之故也。“宣圣有言：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则学校尚焉。”[9]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的沈学注意到，“今日议时事者，非周礼复古，即西学更新”；其“所说如异，所志则一，莫不以变通为怀，如官方、兵法、农政、商务、制造、开矿、学校。余则以变通文字为最先”。[10]1897年，香港的华人传教士王炳耀（1843—1902）亦提出：“今欲兴中国，而专求欧美二洲之铁路、机器、技艺、矿务、商务、银行、邮政、军械、战舰，不务去伪之道、诱善之方、智民之术，兴强无基，而羸弱反日深，前车之鉴岂远哉？”[11]他的所谓“智民之术”，也是切音字。
从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器物层面的变革只是末务，普及教育才是富强的根本这一类主张，在思想界已成潮流，切音字运动便乘此潮流而兴。要理解其思路，又必须将其放在19世纪90年代起逐渐流行起来的另外两大思潮中加以讨论：一个将中西竞争视为一场以“学战”为核心的全面竞争，另一个强调救亡的主体不在“一二明者”而在全体“国民”。这两大思潮的思路又存有内在关联。但人民若不识字，又何堪学战之任？早在1892年，宋恕（1862—1910）就在《六字课斋卑议》的初稿中提出：“西国识字人多，中国识字人少，一切病根，大半在此。”在1897年的定稿中，他又加入“开化”一章，中云：“白种之国男女识字者，多乃过十之九，少亦几十之二。黄种之民识字者，日本最多，印度经英人弛平民及女子识字之禁后，识字者今亦得百之四”。中国则“男约百之一，女约四万得一”，这个数字“去印度尚远，况日本与白种乎！”[12]1895年，康有为（1858—1927）在上光绪帝书中提出：泰西“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而据他估计，中国“读书识字仅百之二十”。[13]1898年，黄绍第（1855—1914）疏陈时务四条，也说“泰西各国识字人数以英国为最”，因此其“商业工艺”才“甲于寰球”。他建议师法英国人，整顿各地义塾，“而先以识字为主”。[14]
进入20世纪，关注此问题者更众。1902年，陈黻宸（1859—1917）断言，合中国全境“四万万民数”通计之，识字者“四五百人仅得其一耳”。[15]1909年，京津地区的名报人杨曼青估计，识字的中国人最多只有“一万万之半”。[16]这些数字都来自推测，当然不足为凭，但作者的意旨是很清楚的，就是汤尔和（1878—1940）所说的，识字率太低，正是“我中国所以不竞于今日”之故：
夫以彼族崛起，雄视六洲，举国无不学之民，视男女为一体，而以我四万万神明之胄，半为女子；此二万万人，识字者百不得一；号称读书者，千不得一；以公理公义为口头禅者，万不得一；至若热肠涌血，以天下为己任，生为孽子，死作冤魂，以布文明于支那本部，乃百万千万不得其一焉。[17]
这里拿来作为标靶的是女性，但其“问题意识”则显然是涵盖了“全民”的。值得一提的是，汤尔和此处采用的论证手法其时非常流行，比汤尔和年长二十多岁的关中大儒刘古愚（名光蕡，以号行。1843—1903）也说：“西国无人不学，吾国则妇人去其半，此一半之中，吏、兵、农、工、商皆不学，仅余士人，是中国人民中去其十二分之十一，仅余一分从事于学也。”[18]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一批直隶学生忧心忡忡：“当此学战时代”，中国“欲以数万固陋之众，生存于竞争之世，岂不相形见绌？”[19]
不过，相对于一般注重教育的主张，切音字运动的思路也自有其特色。提倡者认为，国民识字率低，不仅是教育不足的问题，更是中文繁难的缘故。卢戆章说：“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20]苏易也抱怨道：“士子毕生佶屈聱牙，至有穷一经不得者，又何论庸庸之制乎？”此“虽由文学艰深，实由字书难学”。[21]沈学则回顾了欧、美、俄、日的自强历程，指出其“莫不以切音字为富强之源”。反观中国，“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本来“识字之法”应该更为便捷才对，实际则恰好相反，繁难之极，以致“多多者皆蠢蠢之辈，虽具耳目，如无见闻”。[22]1910年，劳乃宣（1843—1921）等人再次提出：方今是竞争时代，而“我中国兵不如人也，商不如人也，学亦不如人也”，只有“人民之众，甲于全球”。可是其“智识未开，明者一二，昧者千百。昧者虽有而如无，是以虽众而如寡”。故“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为今日救亡第一要义也。然他国之教育普及易，中国之教育普及难，何也？”因为“他国之字易识，中国之字难识也”。这样说来，“别设易识之字，又为今日普及教育第一要义，亦即救亡第一要义，彰彰明矣”。[23]
虽然切音字运动批评造铁路、通电线一类事务并未抓到关键，但正是铁路、电线之类新器物的出现刺激了中国人对文字的反思。前引孙宝瑄抱怨汉字不可新造的话表明，新物迭出已令孙氏产生“失语”之感，提示了器物层次的改变对整体文化造成的压力。1902年12月30日（壬寅年十二月初一），上海格致书院的一道课题就问道：“中国文字极繁。近时翻译西书，知尚不敷用。问以何法添补，得弥其缺？”[24]1905年《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也指出：
世界之文明日新又新，今日所有之名物象数，有为古人所未曾梦见者，则古人所造之字之义不能赅之，而字乃不得不增。然寓义于声者，增一义则增一声，或合数声为一义，参伍错综而用之，为声无穷，亦为义无尽。若夫寓义于形者则不然。有一义必有一字，增一义即当增一字。其于无定之名词，或可并数字于一义以传之；其于有定之名词，则不能并数字于一义而传之也。
因此，西学东渐，“其初所考察而得之六十四种原质”无可表述，便不得不制造新字。然而“原质”续有增加，新造之字很快已经不敷应用；加之此外还有各种“新理新法”，层出不穷，更使原有的汉字窘于应对，“增造华文”，乃是当务之急。[25]
关键在于，切音字运动者已经感觉汉字数目太多。卢戆章宣称，“当今普天之下，除中国而外，其余大概皆用二三十个字母为切音字”，故其“虽穷乡僻壤之男女，十岁以上，无不读书”。反观中国，《康熙字典》收字达四万余，常用的也有四五千。要把这几千字学完，“至聪明者”，亦“非十余载之苦工不可”，普通人更何以堪？[26]蔡锡勇（1847—1897）的观察很相似：“尝念中国文字最为美备，亦最繁难。仓史以降，孳乳日多，《字典》所收四万余字，士人读书，毕生不能尽识。”尽管“寻常应用，三千足矣”，然“童子束发入塾，欲竟其业，慧者亦须历十余年，如止读数年，改操他业，识字有限，类不能文，在妇女更无论矣”。[27]虽然他估计的常用字数比卢戆章估计的要少一两千之多，但结论一模一样。1904年《大公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说，“我们中国没有好教化”的原因虽然不止一端，“倒底实在是受了文字的大害：文讲精深古奥，作得教人不懂得，那才算是好文；字有四万多个，单说字母子，就有二百多个，并且笔画繁难，音声不一，讲解不同”，如何起效？[28]
沈学对汉字的批评更为全面：“一字而数音，则审音难；一字而数解，则辨义难；一字而数形，则识字难；一字而数笔，则写字难；文法无定理，则造句又难。汉文字数多至四万余，汉文字体多至三百家。文人常用者，《十三经》不二字，共计五千有余。”即以常用三千字来算，“一字当费脑力七十折，三千字便需脑力二十一万折。人每日幼年可需脑力五十折，壮年可需脑力百折。按每折消去血质约重一分，如用力过度，血聚热猛，损脑伤血，轻则聪明为钝迟，重则头昏血薄，疾病夭亡”。即使有幸成才，亦到了而立之年，韶光已逝。[29]虽然沈学并没有交代他的这番计算依据何在，但至少从形式上看就很“科学”，对彼时醉心新说的人们自然具有一种特别的说服力。
1903年，陈虬（1851—1903）在浙江温州建立了一所面向普通民众的瓯文新字学堂，讲授他自己发明的拼读温州话的“瓯文新字”。在开学演说中，陈虬指出，中国识字者不多，固因学堂不够，同时也因文字繁难：“每字既有许多音哪，每音又有许多字呢。而且笔画忒多，通扯起来每字总有八九笔，多者四五十笔不等。字共四万有余，紧要的也有四五千呢。还有许多音，统没有字”，言自言而文自文。即使在学堂十年苦功，“旧字个个认得解得，唤他们写几句口头的言语，开一批手面的帐单，竟没有一个能一直写下去的。那人这么肯费了多少功夫，花了多少银钱，去学这没有用场的文字？”[30]也许值得一提的是，陈虬还是一位医生，他创办中医学堂，编写医学教科书，开设医院，发行报刊，以西式办法光大中学传统。他和沈学所研虽有中医西医之异，可是两个人的学问种类颇有类似的地方。事实上，对于陈虬来说，医学和文字乃是一事之两面：“经国之道，去其闭塞而已。”身体闭塞则生疾病，“知慧不开”则变“野蛮”，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智，皆应以开通为务。[31]显然，那“没有用场的文字”正是造成中国人心智“闭塞”的病因。
这样，汉字从数量到字音、字义、字形、字体，乃至文法、文体均存在问题，其崩溃是全面性的。这些批评又可归纳为两个最基本的问题：首先是过难，不论是字数繁多，还是音义不通、笔画复杂，均可归结为这一点；其次则是有音无字，许多口语无法落实到纸面上。一位湖北士人孙金铭指出：中国不但“文字繁多，一字一音，一音一义，不能相通”，且“各方俗语，有音无字者恒多”，以致“邃学之士，欲著一俗语以示浅学之人，使之易解，可通信息，每苦于窒碍难行”。[32]在四川推行切音字的刘照藜和陶柟也说，中国“文字数万，似称完备，然而尚有有音无字之缺点”[33]。对此一现象的估计最严重的，恐怕还要算是陈虬了：“中国字有万余，而语言之间，有音无字者，尚居其半。”[34]
在切音字运动者看来，“有音无字”这一点揭示了汉字所有弊端的根源：求“象形”而不求“谐声”。一位云南留日学生杨琼（1846—1917）说，汉字深奥，皆因其“以象形为主”：“《说文》九千余文，形复而声大半阙。又其义颇闳奥，而形则繁缛。义闳奥，故学之为难，士大夫求通六艺之文，往往穷世累年而未能悉解；形繁缛，故作书不能疾速，日仅可数千言。”[35]陆费逵（1886—1941）提出：汉字因“义主象形”之故，“字各一形，形各一音，繁难实甚，肄习颇苦”。[36]江谦（1876—1942）也指出，汉字字数之所以繁多，主要就是因其主形不主音。盖“形摄万有，造字数万，犹有未尽之形；音出口舌，造母数十，已尽发音之蕴”。他还一言以蔽之地下结论说：“文字之用，主音者简易，主形者繁难。”[37]
和汉字比较起来，切音字的优势便很突出。卢戆章把西人教育普及的原因归结为三方面：“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年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38]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更对汉字与切音字的各个方面做了全盘比较：
汉字有二百十四字之字部；切音字之字母只数十字而已。汉字古时以云书、鸟迹、蝌蚪像形为字，后代字画渐渐改易，至今有数十种之字体；切音字则不过板、楷两种而已。汉字由一画添至三四十画，逐画须另笔写明；切音字字画简易，一笔可连书十余字。汉字由二百十四字配成四万余字，虽曰“有边读边，无边读上下”，然音义多难准，逐字仍须口教；切音字字母认熟，子音切母音则成字，聪敏者学习不终日（多以此言为幻，然实有如此易事），至愚钝者亦不期月而能自读自切。比较之下，其难易不啻百千万倍也。[39]
这里的重点无疑落在“字话一律”也就是“言文一致”上。切音为字，数量少，形式简单，发音有规律可循，且能“我手写我口”，故易于普及。这几个方面中，最后一项尤为切音字运动诸子所艳羡。王照说，在使用切音字的国家，“虽极钝之童，解语之年即为能读文之年”[40]。这当然夸张无比，却是切音字运动者的共识。劳乃宣说，西人与日人“文与言一致。能言者即能文，故人人能识字”[41]。《时报》上一位作者也认为：“欧美各国文字，以音为主，与语言无大出入。故学子就业数月，稍谙拼音之法，即能缀通俗之文，以纪日常之事，而达肤浅之意矣。”[42]
其实，学习“繁难”，并不一定成为问题[43]，“避难就易”本是中国学人用来攻击对手的传统武器之一，在切音字运动兴起的时代也还如此。但问题是，此时的文字已不被视为“学”（详后），切音字运动又是专为所谓“下流社会”说法的；更重要的是，其时国人的心态在兵战、商战及学战的全面压力下，也已发生一些质的改变。杨琼指出，学习汉字费时过久，“此在古世，事物简单，自应尔尔。若至今世，事物复杂，竞争又复剧烈，而欲执此以求新学问、普教育，是犹策蹇驴以蹑飚景，其何能及事！”[44]1910年，程先甲（1871—1932）等45人联名陈请资政院用“简字”教授官话的说帖，劈头便云：“自帆桨易而汽船，轮轴易而汽车，梓板易而铅印，凡以言其捷也。中国文字一途，尚无至捷之方以应世变，此所以雅步而屡蹶也。”[45]说帖作者把文字改革视为整个社会生活快捷化的必然结果，而这自始就是切音字运动的明确意识之一。卢戆章为自己的方案取名《第一快切音新字》，蔡锡勇的作品以《传音快字》为题，其他各种方案也把“快”“捷”等字眼作为宣传的重点，均提示了这一时代吁求的存在。
平田昌司提出，马建忠（1845—1900）早在1882年就已向李鸿章提出统一语言的重要，应是清末“最早向朝廷提出口语标准化的要求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是随着军事现代化的进程而暴露出来的。马氏注意到：“朝鲜之役，南、北洋师舰相遇，且不能以旗号通语，更何望其合操布阵。南、北洋不能一律如此，而他省可知矣。”[46]这个例子生动地表明了中国近代语文改革与社会变动的关联。而在王炳耀的《拼音字谱》一书中收有《电字说》和《军字说》两篇文章，尤可看出整体社会生活风貌的变化与切音字运动的互动性关联。前文谓，汉字“各具数音数义，且多同音别义者，用作电字，诚不易易”，即使电报学堂采用的号码法也很烦琐。“此由字学之难也。倘用拼音新字，电报字母即能成字，两处可省检查之烦。纵有同音别义之字难分，然接电者全句读之，必知当用某字。”后文云，汉字“作形”，用在战争中，“示意其难，与电报字等。用此新字，昼则以旗，夜则以灯，遥示字母。对者见形，一人报字，一人挥写，远达军情，此法简便”。[47]同一时期，汪康年（1860—1911）和他的朋友们也在试图创造一种通信用的“密码”，虽其意未必在改革文字，但思路和语境都有相通的地方。[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