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文字变起：清季社会思潮与切音字运动的兴起

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孙宝瑄（1874—1924）在日记中说：“西人常有新字出，盖物有新造者，字亦不能不新也。中国非无新造之物，而不许有新造之字；即有新造者，亦目曰俗字，毋得入文，必以古字代之，卒至名实相舛。”这年冬天，他再次提及：“许叔重《说文序》云：字者，孳乳而浸多也。然则字之为用，非不可随时因物创造。”但“后人泥古，往往憎后出之字为俗，不以入文；遂至有新物而无新字，辄用借代法，有时而穷矣。必谓切音字可新造，象形字不可造，亦未闻其义也。”^[1]

中国旧有的文字已不能适应一个新物频出时代的要求，必须新造，绝不只是孙宝瑄一个人的臆想。实际上，那一时期，一批指示“新物”的“新字”已经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而出现。它们的构成原则主要是形声和会意，形式上是方块字，内容上主要是化学元素、医学术语，制造者主要是来华的西洋传教士。^[2]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传教士为传教方便，制造了许多方言拉丁字。^[3]到了19世纪90年代，这一事业被一部分中国人接了过来，一大批书写汉语的拼音文字涌现出来，后世统称为“切音字”。^[4]1892—1911年，国内至少出现了30多种切音字方案（包括部分未公开出版者），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运动”（参看附录）。这一运动在甲午年（1894）到戊戌年（1898）之间曾有过一个小高潮，到20世纪初趋于鼎盛，特别是1906年，一年中就出版了10多部著作（有些方案不止一部），无怪乎当年即有人发出惊叹：“今日殆有造新字之风潮欤？”^[5]而此后的1908年、1909年，此一风潮丝毫没有停顿的迹象，至少又各有4部著作或方案问世，加起来达到18部。

从孙宝瑄抱怨“不许造新字”，到“造新字”蔚成“风潮”，其间转变不可谓不大。不过，虽然大家都认为中国文字到了不得不变的地步，但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与着眼点仍有不同。孙氏提出造新字的主张是因为他感到传统汉字不足以应付新物频出的新形势，而多数文字改革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则是如何推动识字和教育普及。由于关注重心的差异，双方的具体方案也大不相同。孙氏所说的新字仍是“意符字”（唯其并不反对切音字）^[6]，而大多数文字改革者认为，正因汉字是象形文字，不易掌握，才使中国民智不开，为方便民众学习，应该制造一种“我手写我口”的切音字。事实上，切音字运动已经远远超出孙氏的构想，因而被后人视为中国国语运动的发端。

清季切音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器迭出的物质环境变化的刺激，在思想取向上直接受到了“学战”和“国民”两大思潮的影响，在学理上根据进化论提出了一套新的语言文字观，同时，清代的音韵学研究传统也吸引了不少读书人参与其中。他们认为，泰西拼音文字与语言一致，简便易学，有利于教育普及；汉字是象形文字，言文不一，致使底层人民识字艰难，成为中国贫弱的根源。要开启民智，就应创造一种拼写汉语的音符文字或者注音字母。本章拟从物质、社会、观念等几个方面，探讨这一运动兴起的历史原因和背景，并简要勾勒其大致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