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谨以本书纪念

先严马西荣（1937—2014）

先慈叶凤翠（1939—2014）

传播这个课题能给人很多可能的启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1]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

传播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传播是人类的本能活动之一，传播行为是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的。人类最基本的传播方式就是“人际传播”。在古代社会，人类过着群体生活，“依靠相互表达意向和情感，交流外界的信息”，在这个小群体内部，每个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相互之间进行信息的互动。[2]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是举世公认的庞大帝国之一，并以“中华帝国”之名享誉世界。而中华帝国赖以维系的重要凭借就是“传播”。[3]纸张和印刷术最早由中国人发明，这是古代社会非常伟大的两种“媒介技术的创新”。由于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们可以在庞大的帝国空间内进行大范围的传播活动，而且依靠纸张文字，解决了帝国文明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传播问题。这样，就使得中华帝国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得以最大限度地维系下来。[4]在中国古代，传播方式分为两种，即书面传播和口头传播。其中，书面传播能够打破时空的限制而保存到今日，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文献”，而在当时还没有保留“声音”的技术，故而口头传播是无法进行跨时空的传递的。

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的传播网络，是遍布全国的“邮驿系统”。从先秦到晚清，驿站系统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通信网络”。这一通信网络，主要服务于官方的文书传递。至于民间的书信传递，主要依靠私人捎带或派专人投送，当然也有人利用鸿雁、信鸽和家犬来进行传递。比如，《晋书·陆机传》就记载了陆机用家犬传书的故事。[5]到了清朝，官方的驿站邮递系统已经非常发达。清朝沿用明制，邮驿系统在中央由兵部管理，在地方由各州县管理。清朝皇帝发布的谕旨，分明谕和密谕两种，都是由邮驿系统发送到全国各地，其速度为每日300里至600里。这种公文信息传播，是封闭的，有等级的。至于民间书信传播，到明末清初时，已经出现了专营民间信息传递的“民信局”，专门负责传递私人书信、传递包裹等。[6]只是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电报、铁路、邮轮等现代工业媒介技术的兴起，人类的传播手段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由于现代传媒技术的出现和信息传播的无限加速，人们的世界观念以及权力运作方式也在悄悄发生转变。就近代中国而言，现代媒介的诞生如何影响权力的运作，或者如何利用媒介传播以便更好地掌控权力，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近代中国的权力与媒介的复杂的互动关系。正是上述问题引起了笔者浓厚的兴趣。

本书探讨的主题是近代中国的权力与媒介的互动关系，当然属于中国近代传播史的范畴。不过，细心的读者自会发现，本书虽然讲的是“媒介传播”，其实仍是一种“历史叙事”，也即通过历史的视角来审视媒介与权力的变迁。简言之，拙著所探讨的媒介主要是指报纸、电报、记者、出版社、大学和通讯社等传播媒介。媒介不仅在传播知识，同时也会改变媒介受众的思想观念。随着近代媒介的传播，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和活动方式在形态、规模和速度上都将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规范人际关系的权力运作方式也将发生变化。

本书问题意识的形成，实际与笔者生命历程中的几个片段记忆有关。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笔者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记得有一天，母亲带着我去村里一位年长的老婆婆家中。老婆婆住在一个房门向西的土坯房里。她端坐在大桌子旁边，桌上点燃几支香。母亲和我跪在老婆婆的面前，只听见老婆婆口中念念有词，整个过程不超过十分钟，很快就结束了。当时的我，懵懵懂懂，只觉得很好玩。事后，我才知道，母亲是在请村里这位“通灵”的老婆婆为我“叫魂”！然而，我当时清楚地记得，我和寻常相比，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我的灵魂好好的。我更不知道，我是否曾经被什么东西给惊吓了。可是，母亲却认为我受到了某种惊吓，为了保佑我的平安，才有这个“叫魂”之举。不管怎样，这件事成为我人生记忆的开始。

十几年后，笔者有幸进入安徽大学历史系读书，碰巧阅读了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的名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在书中讲述了发生在清朝乾隆时期的一个著名的叫魂故事，其大意是说：1768年，浙江湖州下辖的德清县县城东面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了，亟待重修。1月22日，由阮知县从附近的仁和县雇佣的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带领他的班子开始修建工作，他们首先要打木桩入河。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截止到3月6日，木桩终于打入河底，吴石匠带领一班人等开始安装新的水门。到了3月26日，吴石匠发现工地上的米粮不够，于是赶回30里外自己的家乡——运河岸边的一个商业重镇塘栖去采购米粮。当他回到家中时，有人告诉他，一个名叫沈士良的农夫，找他帮忙，为的是一件蹊跷吓人的事情。农民沈士良时年43岁，与他的两个侄子居住在同一个院落。这两个侄子为人刻薄暴戾，折磨他，拐骗他的钱财。沈某无处可以伸冤，只好求助于神秘的阴间力量。2月间，他听到过路人说德清县修建水门工程的消息。据他们说，石匠只要将写着活人姓名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大锤击打木桩时，就会给往纸片上写名字的人增加某种精神的力量，这种法术称之为“叫魂”。名字被大锤击打的活人，就会因此被窃取精气，非病即亡。沈士良闻讯之后，燃起了生存的希望，在纸片上写下他痛恨的侄儿的名字。他找到了吴石匠，取出纸片交给石匠，还问：“这东西有用吗？你有这个法力吗？”然而，吴石匠什么也不会，他害怕自己因此被牵扯进“叫魂”的罪恶勾当，于是他喊来当地的地保，将沈士良扭送进德清县监狱。阮知县审讯一番之后，发现是谣言，将沈士良打了25大板，就释放了。[7]但是，这件事很快在浙江地区引发了有关“叫魂”妖术的恐慌，并进而波及全国。

当我读到乾隆时期的这个“叫魂”案时，就立即联想到我在幼年时期的“叫魂”经历。从176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时隔200多年，其间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那些在笔者童年时期生活着的皖北乡村的祖辈们与乾隆皇帝时期浙江湖州的人们在精神信仰上，并无多大区别，两个不同时空的人们都相信“叫魂”神秘力量的存在！这是何故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皖北村民依然在继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深度洗礼。虽然陈独秀、胡适等人在1915年发起了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但是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范围其实仍局限在城市，中国广大的乡村仍然沉浸在19世纪延续下来的传统信仰里。在接受现代文明的程度上，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存在一个明显的时空错位。造成这种文明对立的因素固然很复杂，但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现代媒介的传播问题。笔者童年所生活的皖北乡村，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代媒介的传播对当地村民的影响依然很有限。

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旨在揭示清朝的“传播体系”、“官僚机制”和“皇帝权力”之间的博弈问题。他认为，清朝的官僚机制试图通过操纵传播体系来控制乾隆皇帝，而乾隆皇帝则试图摆脱这种控制。简言之，他探讨的其实就是乾隆时期的权力与媒介的互动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本书要重点讨论的问题，此外笔者还将讨论近代的知识精英如何利用媒介传播西方思想观念，进而改造中国的传统文明。

到了2016年春夏之交，笔者开始付诸写作计划。其时，笔者在与哈佛大学栗山茂久教授的一次访谈中，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何种学科会成为未来的“显学”？栗山教授稍作思索之后，说：“我认为，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学科当属传播学。现在是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改变了以往的传播方式，正在改变这个世界。比如，微信在中国就非常盛行，微信正在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消费观念等造成深刻的影响。以往的传播观念无法解释现在自媒体时代的传播问题。随着自媒体的出现，传统的权势结构正在被‘分解’。”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栗山教授的这番话进一步坚定了笔者的研究计划。

哈罗德·伊尼斯曾经注意到，在人类历史上，正是由于新媒介技术的运用而造就了古代埃及、古巴比伦以及古代中国等帝国。在近代历史上，也因现代媒介的出现，而有了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在微信等自媒体日益活跃的今天，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式也正因为媒介而发生静悄悄的变革。然而，媒介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规范人们生活的观念和权力也将发生变革。这种由媒介技术变革引起的近代中国权力及人们思想观念变迁的图景，正是拙著所努力揭示的目标。

具体言之，拙著主要探讨如下内容。第一章讲述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中国的传教经历；以及晚清士人洪秀全、赵烈文、王韬等如何受到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而成为清朝科举文化系统中的“异类”，甚至成为清朝的“叛逆者”。此章还特别讨论了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如何因受到太平军战乱的影响，而不得不利用“周易占卜”来获取他想知道的信息，以解决因太平军战乱而造成的信息传播的苦恼。第二章，讲述洋务能臣盛宣怀如何依托晚清重臣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权力体系”来构建晚清帝国的媒介网络，以及盛宣怀如何利用这一媒介网络对晚清政治外交施加影响。第三章探讨甲午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代表的晚清新派读书人如何受到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进而利用媒介来呼吁改革变法，促进晚清传播的政治化；同时，探讨康梁师徒以及孙中山如何利用现代媒介将海外华侨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植根于华侨社会的“海外之中国”，以服务其改良与革命的政治需要；此外，此章还探讨了庚子之后，清廷内部的“行在派”“清廉派”“北洋派”等政治派系如何利用“枪手”、“照相”和报纸等现代媒介技术进行政治斗争。第四章，主要围绕商务印书馆、著名记者黄远生来探讨民国初年的媒介与权力的互动关系。第五章，探讨蔡元培自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为了实施其“道德救国”的曲线救国理念，如何将北京大学改造成一个传播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舆论平台，使得北京大学对现代中国政治的运作产生深远的影响。第六章，探讨“一战”时期的威尔逊主义、列宁主义如何传入中国，并进而影响了五四运动的发生，这是关于“一战”时期境外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跨国案例。第七章，探讨五四运动时期，直系军阀吴佩孚如何利用电报等现代媒介来提升其政治影响力，这是关于北洋军阀与现代媒介及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的案例。

媒介技术的变迁会促进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甚至会引发文明的变迁。正如法国学者勒庞所言：“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一看上去，似乎是由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倾覆决定的。但是对这些事件做些更为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在它们的表面原因背后，可以普遍看到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他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8]如果本书能够在这方面对读者有所启迪，则幸莫大焉。

马建标

2018年春于复旦大学

注释

[1] [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35～36页，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2] 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 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详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

[4] 伊尼斯说：纸张与印刷术天生是为帝国的扩张服务的，因为“纸张与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而庞大的“空间”是帝国存在的基本标志。参见[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译者序言5页，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 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4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6] 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416～4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7] 参见[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5～9页，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8]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导言1～2页，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