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卫生引领商业的潮流
近代的卫生具有广阔的内涵和正面的寓意，其中的经济价值为医卫人士所重视，他们提出：“公共卫生是开源节流最好的理财方法，因为它能保持社会的健康，增进人民的能率，节制经济无形的消耗！”[23]施行卫生能免去病痛的消耗，因此对于个人而言，“卫生为你最好的财星”[24]。随着卫生的宣传，社会上注重卫生者愈来愈多，“今人莫不讲求卫生，起居以时，饮食有度，高大其屋宇，精制其用具，即逢一不修边幅之人，亦望望而去之，若恐不幸沾己身矣”[25]。卫生逐渐成为社会上流行的事物，“虽曰讲究斯道者不乏其人，然大抵奉行故事，徒有其名而已，今试遇人而告之曰，卫生宜讲求也，则人必笑而言曰，古人有言，识时务者为俊杰”[26]。卫生的价值使其逐渐成为盈利的一种新手段，引领着商业发展的潮流。
在近代北京的报刊上，“卫生”是当时极为常见的词汇。民初北京报纸上最多的就是卖药的广告。[27]30年代卫生的宣传力度增大，北京的许多报纸都辟有版面刊载医学卫生知识，各种医药用品更是趁此机会大做广告，有的报纸还时有广告式的新闻，专为介绍医生或秘制药。[28]据著名报人戈公振于30年代的统计，各大报纸上均有大幅的广告版面，其中均是医药广告所占的面积最大。[29]医药广告的泛滥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身体素质不良的现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身健康的重视。
当时不仅是医药，还有许多商品被直接冠以“卫生”之名，以示其优质有效。清末时就有外国的产品大做广告，名曰“卫生电气脚垫”和“卫生果子酒”[30]，以标榜其效用。此后中国人也纷纷模仿，如消毒、清洁用品的广告就鲜明地打出卫生的旗号。民初留美学生自制消毒药水，命名为“中国卫生药水”，并要申请专利。[31]丙寅食料工厂将其生产的酱油定名为卫生化学酱油，以表示其制造方法科学及制造环境清洁。[32]中国卫生牙刷工厂生产的寿字牌牙刷，从品牌名上即可推知其卫生用意，广告词中更是提出其“是个人卫生上日用的必需品，是卫生教育上良好的工具：卫生家，教育家，医学家，极为赞扬！”其优点中还强调经过消毒，无传染疾病之虞。[33]亚林沙而良丹自称是“浴身净手、卫生必需”的要品。[34]消毒卫生管[35]，利华卫生药皂[36]，以及“卫生鞋袜”，甚至“卫生草纸”的广告随处可见。[37]
女性用品的广告与卫生的联系也很紧密。20年代节制生育逐渐流行，出现了女性专用的“卫生橡皮月经带”[38]。女性所用的化妆品常常标榜卫生，“美容香玉散”称其由于皮肤肌肉有益的药品制成，所以“此散诚面部不可缺少卫生之佳品也”[39]。五洲大药房还为迎合放足妇女的需要发明了卫生的放脚药，以“妇女们快快放脚”为标题，直接指出了卫生普及对医药商业的促进作用：“天足快乐缠足苦，女界中尽人皆知，况中国卫生学渐渐普及研究，放脚之法必须经验辅助之药品，本药房精制一种极妥良之药水，凡妇女已经缠足者，按法试用莫不赞为惊奇，此药活血壮筋，日常用之非但放脚有效，大益卫生，且能辅助生育。”[40]
食品广告强调清洁卫生是当时常用的宣传策略。庆隆茶庄的广告词就是“请购最合卫生之新出品”[41]。老人牌桂格麦片的广告称其能预防便秘，且制造时不用手工，保证清洁。[42]调味品“美味和合粉”的广告列举了十大特色，其中第一条以原料无有害杂质“谓为卫生上无上珍品”，第七条以调养肠胃食欲大增而“身体日强于卫生大大有益”。[43]消毒牛乳的广告词则只有一句：“真欲卫生者须饮消毒之牛乳。”[44]简单明了，也正反映了卫生的效力。提出官方的卫生认证更足以取信于人，如“卫生局检定太和乳厂标准成分卫生牛乳”[45]。北京城内的九家汽水厂也以“曾经警察厅查验确系合于卫生”为广告，联合劝告买者勿购不洁汽水以害卫生。[46]
药品广告强调卫生已屡见不鲜，痔漏除根丸就将“卫生第一”的口号放在商品名四周的醒目位置。[47]连纸烟也以卫生自居，大美烟草公司就以“请吸医学界公认为有益卫生之康素牌”吸引注意。[48]
图2.2 “痔漏除根丸”广告
资料来源：《晨报》，1923-07-25（4）。
有的保健品不直接自夸卫生，而采用间接迂回的方式。如人造自来血自称“诚养生第一神效补品，世之有志卫生、欲享健康幸福者”都应购用。[49]五洲大药房采用多种促销手段，除以新店开张价格优惠及赠送美人图招徕顾客，还免费分发“卫生指南”，其中详载各种药品价目和服法，表明自己的药品合于卫生，并以卫生指路者自居。[50]“韦廉士医生红色补丸”自清末到民国一直在各报刊载广告，采用了各式的宣传策略，其中1919年在《晨报》上的广告以“吸食鸦片有碍卫生”为标题，介绍其使姚元春及其公子身体强健的故事。[51]这则广告将红色补丸放在吸食鸦片以致虚弱身体的对立面上，表明自己产品卫生的同时也应时而动，以反对鸦片达到宣传产品的目的。在20世纪初十年的后期，全国兴起了禁鸦片热潮[52]，在北京，1917年至1919年官方也几次公开焚烧烟土[53]，这则广告借机以此造势，想必能收到一定效果。
有的商品没有使用卫生一词，但从内容来看不仅宣传个人卫生，还打出强身救国的口号。“补肾坚精丸”长篇的广告开篇就称，“盖强国之道，首以保民气为第一要义，而强身之道则以保肾气为第一要义”[54]。“百龄机”的广告先用相当篇幅指出国弱由于民弱，随后提出“根本救国之道，唯有人人锻炼身体”，而锻炼身体宜服用百龄机，可补精补血补脑。[55]百龄机的广告长篇大论难免牵强，来自日本的保健品仁丹则简单明了，虽然是舶来品，但却很善于利用卫生对于国家和个人的意义进行宣传。
图2.3 “仁丹”广告
资料来源：《大公报》，1911-02-04。
有的保健品为了表示自己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在广告中添加了一些医药卫生知识。如“兜安氏秘制保肾丸”放上了肾与人体各部关系图，并辅以说明：“肾为滤清血中尿毒之器，肾如亏弱则尿酸之毒质随血液之循环侵害身体各部，以致病痛发生。”[56]“肾气丸”的广告以介绍肾的四项机能入手，其中使用了贺尔蒙、亚而加里等科学术语并附有英文，随后提出“副肾”说，导出肾与男女青春腺有密切关系的论点，以此证明中国传统医学中补肾的有效性。[57]这则广告除了第一段对肾功能的介绍源自西方医学知识外，其余的说法均非科学，还创造出“副肾”一词，企图将西方的肾知识与中国的肾医理连通起来。当时类似的广告论述很多，“这些陈述基本上出于商业的动机，目的是以一套‘知识’遂行社会控制”[58]。传统的医疗观念杂糅了西方的卫生知识，虽然显示出怪异的面貌，并可能造成人们的误解，但其对西方科学的“邯郸学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卫生对近代社会的影响力。
当时报刊上的许多广告，尤其是药品和保健品广告，被医卫人士猛烈抨击，认为这是“假冒科学的招牌，施行他们欺骗的手段。……直接着他们在民众中间，宣传一些荒谬的理论，造成一些牢不可破的迷信。间接着就耽延病者很多的时日，阻碍他们去寻求相当的治疗”[59]。《医学周刊集》上几次披露韦廉士红色补丸的虚假证明。[60]虽然由于相关管理制度不完善，使得报刊上充斥着许多虚假和夸大的广告宣传，但广告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生活，并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亦高度评价了广告的作用，“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人类生活，因科学之发明日趋于繁密美满，而广告即有促进人生与指导人生之功能。”[61]
除了在报刊中所见的商品广告外，在实际生活中也常常能看到卫生与商业的联系，民国以后北京许多营业场所都以卫生作为招牌。1919年时理发馆已多自称卫生理发馆[62]，还要在店内醒目位置放上四个大字“卫生理发”[63]。到20年代，“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举目四望，差不多时常有卫生两个字发现于吾人视野之内，什么卫生澡堂呀，卫生饭店呀，卫生理发馆呀，到处都是”[64]。连皮货公司也以“卫生”命名。[65]而且标榜卫生的营业场所收费通常较为昂贵，像澡堂本为卫生而设，“可是北京的澡堂，不是太脏，就是太贵，不花些钱，就洗不到干净澡”[66]。
商家以卫生为名，却未必真正合于卫生，仅是利用了人们讲求卫生的心理，有人以食品营业为例说明了这种“卫生”的徒有虚名：“现今讲卫生者日众，故商家即利用此机会，无论何种食品，招牌下概有卫生二字，以表明该物之优点，一般人不管东西如何，只见卫生牌号以为不错，即将其购来，往往因此而致病者亦复不少，希诸君注意清洁，实事求是，勿徒讲卫生之虚名。”[67]
医院和诊所作为保证卫生的场所，营业得以日渐发达，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民众对卫生需求的日益增多，提供医疗服务成为利润丰厚的生意，使得许多名不符实的医院和诊所充斥市面。据时人观察，在20年代，“北京大夫，触处皆是，观其匾额，虽多救人救世之言，然其实亦属营业之一种，故诊金，挂号金等，取费之名目甚多，而真能起人沉疴者，则颇不多见”[68]。西医以其具有科学的知识和设备，收费较高，而“西医取费即昂，引起国医诊金，亦随之增昂，间接提高社会民众之疾病的负担”[69]。医院收费昂贵成为常态，廉价施诊只是开张时吸引病者的手段，还打出广告“特别施诊，勿失良机”。[70]本应免费的种痘，也能为医生敛财，须交挂号金才能种痘。[71]
老舍在1933年写的短篇小说《开市大吉》，就以其独特的幽默方式讽刺了北京当时以敛财为目的的医院。小说中的“我”和老王、老邱开了间小医院，医院有内科、外科、花柳和产科，主治痔疮和花柳，这都是当时人们求医较多的科目，而王太太根本不是大夫，凭着生过孩子的经验就开产科，也是图着“产科是最有利的”，因为住院日子长；医院名字叫“大众医院”，但这些大夫们可不是想着大众，而是想尽办法吸引有钱患者；小说描述了三次诊治经历，第一例是得花柳的军官，将其伺候好了，打了一针就收了25块钱；第二例是闹胃病的阔老太太，三言两语顺着心意就答应住院了，不算药费50元一天；第三例是患痔疮的小胖子，边做着手术边敲竹杠，让人不同意都难；医院开张顺利，几位大夫商议着添设打胎和戒烟，还要宣传检查身体，只要交5元检查费，无论是考学校或保险的，甚至连预备下棺材的都能给填好体格表。[72]
对于这些医院和诊所的盈利行为，有人究其原因，认为“我国民众因为不曾受过普通医学智识，所以任凭医生愚弄。一般医士亦以‘奇货’自居，抬高声价，利用民众对于医学的愚盲，就实行他们垄断敲诈的手段”[73]。因此，为打破医学与社会结合出于“纯粹金钱性质”的状况，限制“贵族式受金钱支配之医术设施”，必须发展卫生事业，使医学实现“民众化”。[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