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对于我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发展而言，2015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它几乎可以被当作我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元年，标志着中国特色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时代的来临（刘继同，2017a；2017b）。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公安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残联联合颁布了《关于开展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疾控发〔2015〕57号），第一次明确阐述了我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的内涵，强调生物医学导向的病院救治与生理-心理-社会综合导向的社区服务之间的衔接，加强综合服务网络的搭建和跨专业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保障大众心理健康工作与严重精神障碍管理工作的有效并行[1]。同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0部门共同制定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将社会工作专业人员作为“精神卫生专业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社会工作在精神卫生领域中的专业价值[2]。实际上，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在2015年之前就已经在我国各地区得到了发展，到了2018年，初步形成了病院救治与社区康复多元并进的局面。北京、上海、昆明、厦门等地的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相继设立了专门的社会工作岗位和部门，在病院内针对患者及其家庭开展个案治疗、小组辅导、同伴支持、家属教育等服务（高万红、陆丽娜，2017；马宁，2017；薛莉莉，2017；王文强，2017）；而深圳、长沙、杭州、重庆等地也相继开始探索综合导向的社区精神健康服务，通过个案管理、主动式社区治疗、精神障碍患者康复会所和家属资源中心等模式为生活在社区的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提供康复支持（冯斯特、刘素珍，2014；黄彩、朱丹华，2011；李长洪，2017；童敏、骆成俊、赵艳军，2017）。
其实，早在2001年，《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就参考国际惯例规定：凡符合资质的精神卫生社会工作者可在该领域从事专业服务（赵环、何雪松，2009）。在21世纪的前十年，随着我国社会工作专业自身的快速发展以及精神卫生工作的全面开展，精神卫生领域内的社会工作服务也在不同地区以不同方式开始萌芽。一些精神专科医院或者综合医院的精神科相继建立了社会工作实习基地，由高校社会工作教师指导学生在病院开展各项康复服务（高万红、陆丽娜，2017）；一些社会工作者也开始走进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和社区，以家庭访视等方法为患者及其家庭提供出院后的跟进服务（童敏，2008：27）。除了这些实践上的创新以外，我国在社会工作和精神卫生方面的政策推进也为更全面、系统的服务体系建设打开了空间。自2001年起，我国精神卫生政策逐步加大了对社区和基层防治工作的关注力度，推动病院主导的救治模式逐渐向医院-社区-家庭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注重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3]。这一系列政策转向为社会康复和服务纳入精神卫生工作创造了条件，也为社会工作者在该领域开展专业服务打开了空间。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也在国家层面被提上政策议程，逐步建立起社会工作参与精神卫生工作的制度保障。在2006年中共中央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的指导下，2008年卫生部委托首个精神卫生社会工作课题（刘继同，2017b）。民政部也在2007年组织了全国第一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其中就有4个省的5家精神病医院参与[4]。到了2009年，民政部推出的第二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单位中，就包括了7个省的8家精神病医院[5]。特别是2018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和中央政法委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明确将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作为推进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把社会工作专业人员也作为心理健康领域的一支重要队伍。显然，社会工作作为一支专业力量走进我国精神卫生领域已经获得了政策制度上的保障，但是如何在其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如何建立起符合本土特点的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服务体系，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它不仅关乎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而且关乎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
高万红教授就是本土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探索者，她用十多年的亲身实践和辛勤探索总结出《精神障碍康复：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一书，给中国社会工作者提供了理解本土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全景视角，其中既有精神病院的精神科社会工作，也有中途宿舍服务中的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当然也有在社区康复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区精神卫生工作领域的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高万红教授在这本专著中运用了大量的本土一线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服务的案例，尝试从中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发展道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依赖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辛勤付出必将成为明天的一缕阳光投洒在前行的道路上。
主要参考文献
冯斯特、刘素珍，2014，《国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社区管理现状与对策》，《中华护理杂志》第6期，第764～768页。
高万红、陆丽娜，2017，《精神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以昆明Y医院为例》，《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第4期，第109～117页。
黄彩、朱丹华，2011，《深圳市蒲公英会所——精神康复者走向社会的温暖之家》，《南方论坛》第11期。
李长洪，2017，《大爱助残，向阳花开——重庆市贫困精神障碍患者精神卫生社会工作项目》，《中国社会工作》第4期（上），第49～50页。
刘继同，2017a，《“中国精神健康和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研究专题》，《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第4期，第99页。
刘继同，2017b，《中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时代来临与实务性研究议题》，《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第4期，第100～108页。
马宁，2017，《同伴支持，共促复元》，“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在医务领域的应用——多专业的对话与启示”会议发言。
童敏，2008，《社会工作实务基础：专业服务技巧的综合与运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童敏、骆成俊、赵艳军，2017，《长期陪伴服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批判与反思》，《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第4期，第124～131页。
王文强，2017，《多专业合作促进精神病人康复》，“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在医务领域的应用——多专业的对话与启示”会议发言。
薛莉莉，2017，《实然与应然相结合的精神医疗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社会工作部为例》，《中国社会工作》第9期（下），第25～29页。
赵环、何雪松，2009，《精神卫生社会工作新的发展方向》，《社会福利》第9期，第39～40页。
童敏
厦门大学海韵北区
2019年3月14日
[1]http：//www.nhfpc.gov.cn/wgq/gzhy1/201506/168e45098a03439eb0f6d397690c6cdf.shtml。
[2]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6/18/content_9860.htm。
[3]相关政策如：2001年《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2004年卫生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实施的“中央转移支付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686项目”），2006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卫生部牵头、16个部门和单位参与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08年《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2015）》等。
[4]民政部：《民政部确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地区和单位》，www.gov.cn/gzdt/2007-07/16/content_686425.htm。
[5]民政部：《民政部关于确定第二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的通知》，www.gov.cn/zwgk/2009-09/content_141533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