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化”语境与鲁迅意义的“发现”
今天，日语中用汉字书写的“近代”一词，基本与我们的“现代”一词等义。鲁迅在二战结束以后的日本能够成为“国民作家”与“新经典”，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日本思想家在鲁迅叙述中国故事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了日本人在名为“近代化”的大变局中经历的文化困境与生命困境，认为鲁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弊端的笔墨，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探索的道路，可以成为反省日本近代以来历史的有力资源。而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日本在走上“近代化”之路时虽然与中国的文化处境相似，却在此后有着和中国差异巨大的历史命运。也就是说，“近代化”正是日本鲁迅阅读与鲁迅研究的最大语境，而鲁迅文学在反思“近代化”、追问“近代化”之路这个领域的独特意义，恰恰是我们自己研究中长期以来被忽略而为日本有识之士着力开掘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大航海时代，中日两国都持闭关锁国的政策，此后也都隔绝了西欧发生的政治革命与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中叶，鸦片走私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继而与英国发生战争，中国历史被迫重回“世界历史”之中。中英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美国海军强行登陆日本，以压倒性的实力胁迫日本幕府签订条约，也点燃了日本政治剧变的导火索。所以，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近代史的开端都是从力量超乎想象的黑暗势力突然来袭开始的。“宪政民主”“人权平等”和“经典物理学”都是作为和侵略一起外来的东西而被初次认识的。
面对强大的外来势力，中国的中央权力傲慢而又分裂，洋务运动没有给国家力量带来根本改善，维新运动陡起陡落，义和团运动与慈禧盲目地对外宣战使中国陷入危险的亡国危机中。
而同一时期，日本却以被迫的“破关”为契机，结束了根深蒂固的幕府统治，建立了锐意改革的中央集权体制，强力推行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全面西化的政策，快速改变了社会面貌，增强了国家实力，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又打败了俄国，获得了进入全球“帝国俱乐部”的资格。
但几年后，中国却以更彻底的方式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终结了事实上比日本历史更长的皇权政治。不过此后很久，在社会改革和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方面，日本还是遥遥领先于中国。中国的革命虽然彻底推翻了帝制，也动摇了旧文化的根本，但这成效却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显现。革命胜利之初的景象则是底层社会经历慌乱之后毫无变化，而手握资源的人们各逞心机争相填补专制权力的真空。旧风俗、旧礼教看起来依然稳如磐石，实业兴国计划似乎也只是痴人说梦。与之相比，日本的改革却是以最高专制者的权威推行到每个国民身上的，从着装饮食到教育就业，每一个日本人都很难自外于这场大变动，即使野心勃勃的人，也要考量在既成改革路线图之外谋求权利的成本。
于是，作为率先步入了近代化的“优等生”的日本，开始一步步地放肆侵蚀“落后”的中国，以此作为“世界战略”的第一步。但是，侵略战争的过程和结果都超乎日本的意料。中国在诸多纷扰中坚持了长期抵抗，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反而成为遭到外国军事占领的国家，而中国在经历内战之后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面貌和经济形势数年之间就焕然一新，还在朝鲜半岛挫败了美国的战略计划。这些历史与现实，都促使日本学人不得不重新认真追问：“何谓近代？”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日本的有识之士获得了“看见”鲁迅的契机。
最初，鲁迅是在“日本高歌猛进，中国举步维艰”的时期作为作家也作为文化名人进入公共视野的，所以一开始即使有少数日本人知道他，欣赏他的文学才华，但也并非特别的关注。到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席卷日中两国的时代，谈论鲁迅的日本文人逐渐多了起来。鲁迅逝世前后，日本终于出现了一些“日本作家应该从鲁迅作品中学习”的声音。但很快，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阻断了中日文化文学的交流，左翼的鲁迅在日本军部当权的文化统制中遭到重重掩盖和歪曲。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竹内好对鲁迅的探索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虽然他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也曾为之唱过赞歌，但是他始终痛苦地追求着“自己”的立场，而拒绝直接接受任何“正确”的标准。因此，他在战争中写作《鲁迅》这本书时，也拒绝像同一时期的太宰治等人一样以鲁迅来证明中国的“落后”和日本“提携中国”的“义务”。虽然表述得很隐晦，但其实他已在书中吐露了在中国的“落后”中看到了生命力而在日本的“先进”中看到了衰败这个惊人的发现。代表着中国生命力的，就是鲁迅的文学。因此，鲁迅在竹内好的笔下不再是一个中国的“自责者”，而变成了日本重新理解中国“近代文学”的必修课。也就是说，中国的“近代文学”不再是日本文学界应该评断和“指导”的晚辈，而是日本文学界（如果想成为真正的“东亚文学”）必须学习的同行者。这成为二战结束后日本鲁迅研究获得伟大成果的一个起点。而二战之后的情势，则成为日本研究者“看见”鲁迅的真正契机。竹内好将《鲁迅》中的发现进一步阐释为“回心”文化（中国）与“转向”文化（日本）的对立。此后，丸山昇则探讨了鲁迅的“革命”；伊藤虎丸又在鲁迅作品中看到了西欧精神的根柢……他们都以鲁迅为尺子，暴露日本的“近代化”缺少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从而呈现了作为处境与叩问的“近代化”。鲁迅的文学不只记录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与痛苦，也示范了一个在艰难痛苦中坚韧的“近代化”的实践，这个实践作为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元素，融化在中国一个个的历史事件中，反而不像他的“国民性批判”“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立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么激动中国研究者的心，似乎只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将鲁迅与日本以近代文学为表征、以侵略战争为症候的近代化之路对比的时候，鲁迅的这一意义才迸发了耀眼的光华，在此之后，我们才真正将此作为一个课题进行思考。因此，或许可以说这是历史赋予日本鲁迅研究的使命，自然也是日本鲁迅研究之于中国鲁迅研究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