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中庸与中国人

1.3.1 中华民族的“中和”理念

从炎黄部落的源头发展至今，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有其核心理念，那就是“中和”。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古代先民就萌发了“中”的思想。黄河长江流域气候适宜，农业发达，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在这里繁衍生息的以黄帝炎帝为代表的氏族部落，都认为自己处于天下之“中”，后来的商朝也有“中商”之称，甲骨文等远古文字也有着“中土”“中州”“中原”等记载。氏族时期的先民主要以游牧狩猎为生，在从事狩猎活动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形成了对“中”的认识，因此古代的“中”有着“正中靶心”之意，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中”与“和”犹如“箭”与“靶”，善射者屏声静气，以其要领瞄准靶心，发而中节，得射之“和”。随着历史文明不断向前发展演进，在人与自然的行为关系中，“中”的思想拓展出“中正”“时中”等含义，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重视时令节气，把握“恰到好处”的“度”，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交往中的人际关系，以实现阴阳相合，达致“中和”。《中庸》说：“中，天下之大本也；和，天下之达道也”；《资治通鉴》有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然变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一直以来，中国人把“中和”视为事物存在的首要因素，天地有中和之道，一切人情世故也都有中和之道，“中和”也就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成为人们伦理实践的基本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体现了中国人无处不在的“中和”理念。民族融合是不同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明滋生的这块东方沃土先后出现过许多民族，不同民族相互碰撞融合，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历史局面反复交替，深受“中和”理念影响的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借鉴，经济、文化交流从未间断，“和而不同，共同发展”，最终形成了今日中华民族大家庭和谐发展的局面。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具有多元性、融合性的特点。“中和”思想以其特有的包容力与凝聚力，成为促使中华民族相互融合、协同并进的重要力量。

中华文化特有的“中和”价值观和中华文化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和多元发展的历史事实，也是“中和”理念的具体体现。儒释道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学派的重要代表，虽各有主张，但都有着“中和”的共性：在思想上，都对“中”“和”的思想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述；在行为关系上，虽在中国文化史上偶有学术之争，但从无“教派”冲突，许多思想也呈现相互融合、互为呼应的趋势，“中和”理念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特征。

目前大量的田野考古发现，我国古代先民——亚洲东部黄种人在号称“中土”的这一片广袤的地域以“中”为本，以“和”为务，以“庸”为用，以“诚”为神，创造了自己的“中和”文化，并以这种“中和”文化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为基础，融合发展为中华民族之泱泱大国（刘俊坤，2011）。

1.3.2 中庸与中国人的性格

人的心理是民族长期发展的产物，在任何一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人，总会或多或少地烙有所处文化的印记（邵爱国，2003）。中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社会心理融合在一起，影响着中国人性格的形成，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导向。学者沙莲香在其著作《中国民族性》中曾说：“中庸之道是中国自古的文化财富，中国人自古的品格，连同文化积淀一起，在中国民族性底层起作用，成为民族的一种微妙心理力，成为被后人遗漏的自发心理力。”中国人自出生起就受到中庸文化的濡染，中庸已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生了根，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刘俊坤，2011）。

民族性是民族成员之间共同的思想感情、意志，是一个民族区分于另一个民族的“个性”“根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人的性格也有其根源。中国人性格既见于孔孟思想，又见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既见于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也见于现代中国人对待人生、对待人际关系、对待社会生活的态度（刘俊坤，2011）。许多学者曾著文分析过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及以中庸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人们性格形成的影响，如蔡元培（《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1931）、缪凤林（《中国民族史论》，1949）、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1979）等。其中，庄泽宣（1939）通过对中国民间谚语、格言、歌谣和文学艺术的具体分析，考察中国人的民族性，并且按照中国的哲学视野将考察放在“天”“地”“人”这三个维度上：①对待人生，表现为个人修身、乡党亲谊、宽厚和平、中庸调和、容忍谦让五个方面；②对待宇宙，表现为听天由命、放任自然两个方面；③对待事物，表现为安分知足、笃实力行两个方面。三个维度的安排，表现为天地人和谐，以人为本，而人生的核心就是心理层面的“中庸调和”。沙莲香（1992）指出，中国人对待人生，对待人际关系，对待社会生活的态度都比较规范，有一套处世哲学：委婉、幽默、乐观、达理、重人际和谐、善顺应自然，中国人的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中庸谦恭、圆熟含蓄”。刘俊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现实行为态度，从三个方面归纳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①趋中内求的性格特点。中国人习惯以一种全局系统的观点看待问题，其思维方式趋向内敛，遇到事情，更多的是从内部找原因；②摆脱困境，自我保全。中国人有着“物极必反”的信念和“善恶终有报”的耐心，遇事不激进，“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够通过包容忍让来保全自己；③以协调、摆平、圆合为能事。中国人崇尚“以和为贵”，以协商、平衡、圆合的“中和”精神对待困难，从维护系统稳定的观点思考问题和协调矛盾。他还指出，中国人性格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很难分离，其实质都是中庸精神，中庸是中国人性格的秘密。

中庸文化蕴含着执中两用、执中知权、不偏不倚、慎独自修、素位而行等思想内涵，这些核心思想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感染力，在社会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逐渐与中国人的性格相互交融，中国人“温和谦恭、圆熟含蓄、修身正己、素位知足”性格特点的形成与中庸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

1.3.3 中庸与中国人的人际关系

中国是一个情理社会，有着“重人情、重关系”的典型特征，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中国人格外关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人际关系。“传统的儒家学说构建了一套以人际关系为本位的伦理哲学体系，希望通过研究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达到天下有道的政治目的，实现四海为家的社会理想”（张向任，2011）。中庸之道作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与精髓，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事原则和思维方式。面对人际关系的矛盾与冲突，中国人倾向于采用“中庸”的方式，既不会偏向理性，也不会偏向非理性，而是希望在两者之间做出平衡和调和，达到和谐与统一（翟学伟，2004）。

在有关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的本土化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费孝通的“差序格局”、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乔健与何友晖等人的“关系取向”、杨国枢的“社会取向”、翟学伟的“本土社会行为模式”与“个人地位”、杨中芳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与“大我优先”等理论模式。杨国枢（1993）指出，传统中国人强调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界定自己的身份，以角色来定位自己，例如，“我是××的朋友”“我是××的学生”，与此同时，中国人关系取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关系和谐性，经由强调和谐观念与行为的家庭教化与社会教化历程，传统中国人对不和谐总是感到焦虑甚至恐惧。社会秩序的维护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致集体情结（张德胜，1989）。受中庸文化的影响，个人在行动抉择前会周全考虑情境因素与社会规范，细察他人的情绪反应，表现出他人取向的特征：顾虑人意、顺从他人、关注规范、重视名誉（杨国枢，1993）。

沈毅（2005）指出，在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进行研究时，不仅应该关注两者之间人际关系的运作，还需要结合关系运作的群体或社会圈的背景来进行分析，由此，他基于中庸之道的人际实践提出了“人缘取向”的概念。他认为，个体在某群体或社会圈中的“人缘”状况直接决定了个体在其中的生存发展状态：拥有好“人缘”的个体才能在该群体或社会圈中长期获取更多的资源，“人缘”一般就可以继续立足，而一些不合群、“人缘”较差的个体则比较容易被边缘化，甚至有可能遭到较为严重的排挤打击。

中国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情”“人缘”“人脉”都是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着浓厚中国特色的关系概念，中国人崇尚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人处事避免激进走极端，重视他人的想法与情绪，尽量与现实经验、社会秩序保持一致，做出恰如其分的选择，在不危及自身关键利益的情况下愿意互送“人情”，从而建立良好的“人缘”关系，积累丰富的“人脉”资源。

1.3.4 对中庸的误读

中庸道体隐微，知难行难。朱熹有言：“中无定体，随时而在”，这就要求人们办任何事情，都要立足于整体性与全局观，以“和”为务，以“中”为本，合情合理，讲究适中适度，恰如其分，无过无不及（刘俊坤，2011）。由于真正践行中庸的难度较大，而时代变迁的发展需要不同，且人们的思想水平、道德水准、个人偏好也都存在差异，这就导致人们对中庸思想的认识产生了“变异”，越来越多对中庸的负面理解使得许多现代中国人不喜欢提及中庸。杨中芳（2009b）指出：“在不用类型的具体事件情境中，有关不同类的事物，以及涉及不同类的人时，中庸所坚持的‘公理’或保持‘和谐’状态的准则，都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在行中庸之道时，从外表上看相当于‘没有原则’”。

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儒家的中庸之道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挑战，中庸思想被人们歧解，各种批判纷至沓来（杨子吟、邹效维，1998；邵爱国，2003）。冯友兰（1943）曾指出，现代中国人对“中庸”存在很大的误解，认为“中庸”之道是“折中、平均主义”“不彻底主义”“庸碌主义”“随大流的庸俗主义”“妥帖主义”“无原则、无条件的投降主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会用“中庸”来谴责他人的怯懦、怕事、迂回、不痛快、和稀泥、不得罪人等（杨中芳，2009a）。刘蔚华（1980）认为，中庸为了维护“无过无不及”的原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强求“用中”，不可避免地要把调和、折中搞成主义，这是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因此，折中主义、调和主义是中庸之道的基本的思维特征。沙莲香（1992）的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青年人和高学历者都不喜欢中庸。在现实社会中，有些人行的是中庸，却不敢说自己中庸；有些人在背后主张中庸，在公共场合却忌讳中庸。刘俊坤（2011）针对一些大学生做过“什么是中庸”的调查，发现现代许多大学生对中庸的理解均存在误区：有的说“中庸就是平庸不作为”；有的说“中庸就是妥协保守”；有的说“中庸就是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他认为中庸的真谛难以把握，在实践中庸之道的过程中容易滑向负面：容易做事不彻底；容易出现折中主义；容易流于平庸；容易委曲求全；容易成为“保命哲学”。透过这些典型的关于中庸的负面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中庸在现代社会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受到了激烈冲击与挑战，重新认识中庸、正视中庸思想核心已经成为中国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中庸作为一种实践伦理学，在其发展应用过程中有积极的内核，也有着不完备的一面。在反思传统文化和儒学的过程中，对于如何评价中庸，人们颇有争议，大家各据其理，各因其据，但恰恰是这种相互批评、辩驳的过程促进了中庸研究的深入发展。由于历史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庸思想的内涵逐渐发展丰富，其中也掺杂了许多消极的认识，我们很难期望现时的人会像传统时代的中国人那样信守儒家价值，但对中国传统核心思想进行解读，正视其优势与不足，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中庸”的真相，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