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数次金融危机尤其是次贷危机，无不显示出防范和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对于保障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建立和加强以宏观审慎为核心理念的监管体制成为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际金融组织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方向。中国较早开展了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践，近年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升。从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将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纳入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已经上升到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核心地位。

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对政策效果的评价和政策工具箱的进一步丰富刚刚开始。由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基础数据缺乏，对其政策绩效的评价还处于探索阶段，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对政策效果的客观评价有助于判断短期内政策实施的时机恰当与否、工具选择合适与否、实施力度合理与否，在长期势必通过经验累积全面推动构建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而目前相关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支持鲜见。另外，由于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缺乏相应的专有政策工具，因此其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工具交叠严重，不仅容易对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产生干扰，同时可能出现与货币政策期望效果相冲突的问题，需要对此展开深入讨论。此外，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箱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借鉴其他国家宏观调控管理的经验，同时吸取其教训，结合中国国情探索新型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基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度内涵，围绕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执行主体选择、总体实施效果、代表性工具的实施效果、在中国的适用性及新型工具创新等几个方面开展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书共分七章，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尽管中央银行在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实践中的政策地位不尽相同，但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概括为决策者、主导者和参与者三种模式，且各具优缺点。结合中国国情来看，中国人民银行经历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演进的各个阶段，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调控经验，在信息收集、分类处理和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相对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有着压倒性优势，适合充当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主导者。第二，日本基于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抑制金融顺周期性和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效果表明，宏观审慎监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具备有效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金融风险向实体经济传导的积极作用。中国正处在金融业高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还面临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自由化步伐、金融体系整体抵御风险能力偏弱等诸多问题。因此，在总体战略上，中国不仅应对宏观审慎给予充分重视，还要通过切实可行的金融改革推动其贯彻落实。应在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包括建立健全相应管理机构，通过法律法规明确各管理机构职能和相互协调机制，以及不断完善科学化的管理手段与工具。第三，从已有数据分析来看，动态拨备在我国的初步运用取得了一定成效，切实弱化了原有拨备制度设计上的顺周期性，缓和了拨备的波动。但相对于这一领域的成熟经验，我国的动态拨备制度还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加以完善：一是合理设置拨备计提上限；二是规范自由裁量权；三是解决一般拨备计提的不对称性问题；四是完善非信贷相关领域一般拨备计提制度。第四，在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选择上，以“信贷/GDP”为挂钩变量的模型适用于中国，但存在一些瑕疵，在备选指标“股票市值/GDP”、“房地产投资/GDP”、“汇率”、“M2/GDP”和“外汇储备/GDP”中，“M2/GDP”表现最好，基于受试者曲线的分析结果建议，中国应建立以“信贷/GDP”为主，以“M2/GDP”为辅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模型。第五，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中以贷款价值比（LTV）为代表的杠杆率工具对于金融加速器机制带来的金融和经济波动放大效应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第六，银行预期的周期变动在时间上领先于经济周期，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驱动因素。银行预期形成具有前瞻性特征，使得银行预期指标与信贷周期指标相比，对经济周期的驱动作用更大。银行预期管理不仅应被列为宏观调控预期管理的重点内容，同时作为从根源上熨平信贷周期的有效手段，也是宏观审慎监管的理想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