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研究的背景

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也是对后发国家的高等教育理念、制度及教育内容产生巨大冲击的过程，如果处置不当甚至会销毁这些国家原有的高等教育思想、制度和内容。实际上，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后发国家包括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制度的变革上是被动的革命或被西方高等教育制度所殖民。^[4]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大致可以从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中所办的各种新式实业学堂开始，早期的学堂（如上海机器学堂、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等）都聘用了大量的西方学者担任教师，所传授的内容也都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相应的文化和观念。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以后，西方教会大学也蜂拥而入。这些学堂虽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但确实为我国近代西式高等学校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可见，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就是在被国际化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一 国内学者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论认识不够清晰

国际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行为，经历了从全球化、一体化的经济领域向其他社会领域扩展的过程，高等教育就是被扩展到国际化的领域之一。高等教育所具有的部分上层建筑的特征决定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等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后发国家被动的甚至是被殖民式的国际化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尽管如此，作为高等教育研究者，我们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还需要有自己的认识。

首先，高等教育国际化延续到今天不应该再单向化。从上述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简要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们所说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单向的“化”的过程，即发达国家将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标准、教学内容、师资条件等一系列与高等教育发展相关的所有东西推送给后发国家，甚至是强行要求后发国家必须接受的过程。这种单向的具有霸道色彩的推送在促进后发国家变革本国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其原有的优秀高等教育文化和制度被吞噬了，造成了这些国家高等教育文化的断裂、制度的变形和思想价值观念等的混乱。因此，对于被国际化的国家来说，我们今天在倡导并参与国际化的过程中应该牢固树立全球治理的思想，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向多元化和多向化方向发展，尽可能多地吸收各国高等教育中的优秀成分。

其次，高等教育国际化并非高等教育西方化。在欧洲的高等教育制度（即中世纪的高等学校制度）设计之前，世界不同文明地区的高等教育形式五彩纷呈、百花齐放，它们对于不同文明区域的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人类社会本来就不存在单一模式的高等教育形式，国际化应该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高等教育模式的相互借鉴和吸收的过程，高等教育国际化绝对不是高等教育的西方化。把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或其他国家把自己的模式推送给西方国家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西方文明并非人类文明中唯一的文明，世界还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文明。实际上，西方文明既有许多优秀之处，同样也存在着不少糟粕。

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学者在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理论认识模糊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多数学者未能形成基于本土化需要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及其体系。他们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论分析仍然主要限于西方学者的观点和分析方法，而没有结合本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客观看待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其次，大多数学者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分析更多地看到其积极的一面，而对于国际化可能给本国高等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却语焉不详，甚至是视而不见。这就可能误导高等教育国际化而影响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最后，到目前为止，我国高等教育学界仍然没有构建一套适合本土需要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评价标准。这就使得我们在评价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成效及存在问题等方面难以做出有效的回答，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到底有哪些影响，我们其实是说不清楚的。当然，也就难以出台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主导权仍然控制在西方少数发达国家。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们在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必须要掌握话语权，这就是我们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目前面临的极为严峻的问题。

二 中国学者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信心不足

我国近代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一直处于被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殖民）的状态，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未能彻底摆脱这种被动的现状，我国学者对于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信心还不足，自卑情结仍然比较严重。然而，“高等教育国际化可以被视为一种趋势，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因为谁抗拒它谁就会落后。或国际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挑战，人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或者以不同的方式接受这种挑战。这一领域的大多数专家和实际工作者都相信，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势头不可阻挡，但关于国际化的目标和方式，却有足够的战略选择空间。”^[5]

当我们意识到这种状况以后，所要做的就是尽快改变这种被动的窘境，逐步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动者和推动者，利用国际化这个平台获取更多的高等教育话语权，从而逐步主导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调和进程，这也是本书的基本理念。为此，我们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树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自信心。近代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被国际化的过程使得不少人误以为只有西方高等教育是最先进、最科学、最合理的，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只需要照搬照学即可，无须什么创新和变革；而反观中国的高等教育则是封建的、落后的、没有价值的。在这些人看来，中国高等教育几千年的历史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价值、毫无合理性可言，是要尽一切可能加以革命的。如此思想延续至今，造成了我们对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和传统的自卑情结，一切以西方高等教育为标准，看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合理之处。但纵观世界发展的漫长历史，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和其他区域文明的影响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也只是昙花一现，我们凭什么就对这个昙花一现的文明交流过程如此偏爱而对自己的几千年文明却如此妄自菲薄呢？由此可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位学者都应该首先树立文化自信心，积极将中华文明中的优秀要素融入国际化进程中。

其次，要加强对中华文明中高等教育合理要素的研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来源：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清晰表达，也是对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自信的清晰定义。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其中就包含着高等教育自身的文明和高等教育所创造的文明。为了能够给未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增加更多的中华文化元素，我们必须对中华文化中能够被国际化的要素进行深入挖掘，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并主动开展交流和宣传，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这些要素传播出去。

三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急需完善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开始受到我国高等教育学界部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到了90年代，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学者越来越多。这些早期的研究者所关注的多为国际化的理论和个别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举措，而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本身应该采取的路径的关注并不够，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更未能进入这些早期学者的视野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认知水平和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决策水平，高等教育国际化还仅仅限于国外少数学者来华参加学术讲座和学术会议，至于教学内容、合作科研、师生交流、学分互认、学业标准等层面的交流工作基本上还未得到重视和实施，更缺乏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本质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战略选择，我国也不例外。虽然这种战略选择显得有些被动性，但是毕竟对我国高等学校的办学目标、办学理念、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还是产生了一系列具有较为深刻意义的影响。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一方面源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教育国际化的冲击与挑战；另一方面，源于中国政府树立的开放办学、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等政策和观念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将这些影响转化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有必要从国家到高等学校各个层面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政策。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众多政策和法律法规文本中并未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一政策领域予以重视，相关文件中很少提及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除此之外，在我国一些政策性文件，比如《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以及关于高等学校的政策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实施方案》等文本中都很难看到系统的、直接用于规范和引导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文本。这说明，我们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要更加注重相关的立法工作和政策研制工作，尤其要加强对政策工具的研制，使得我们的有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作用能够得到最合理的发挥。

从政策角度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存在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制定的主体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思维和主动应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意识；而这种状况的结果必然是所制定的少数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数量不足和目标模糊。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客体方面则表现为对客体界定的模糊性，难以界定政策客体的具体对象，当然也就必然导致高等教育国际化治理主体的缺位，仅有的少数政策更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在教育政策的研制方面一直存在着政策内容过于原则性而缺乏可行性的现象，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这就使得仅有的政策难以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而高等教育国际化层面的主体如高等学校、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畏首畏尾、不知所措。

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工具数量有限且难以发挥政策工具的工具性，在高等学校层面不得不自己寻求可行的政策工具，但往往由于得不到上级部门的肯定使得这些改革工具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高等学校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国际化的积极性和创新热情。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评价工作是所有工作环节中最为薄弱的部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很难有一套拿得出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评价标准。因此，不得不借鉴其他领域的评价指标来评价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效果。虽然近年来，高等学校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评估中心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中也涉及了国际化办学和人才培养工作，但这毕竟只是整个评估中的一个细微的环节，难以对学校的国际化工作的方方面面开展有效的评价。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书将立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内容、政策工具和政策评价五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以期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事业能够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