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汉语语素化研究概况
3.1 对“语素化”的认识
Morphemization这一术语被认为是由Eric B.最早提出来的,指利用现有的语言材料构造新语素的过程。也有人认为是Silver(1976)较早用morphemization来表示将词或短语词(phrasal words)融合成专有名词(proper noun)的过程。Lee(1998)、Kim(2010)用morphemization来描述语法化和词汇化中的共同现象,即通过重新分析(reanalysis)、融合(fusion)、聚结(coalescence)、单词化(univerbation)而产生了新语素(Brinton & Traugott,2005)。比如英语的want to、going to通过语法化形成了wanna、gonna;for ever、non the less通过词汇化形成了forever、nonetheless。由于wanna、gonna、forever、nonetheless不能被分析为更小的单位,构成成分的意义总和不等同于词项的整体意义,所以wanna、forever等的形成过程被称为语素化(Wikipedia,2013)。可见,Lee(1998)、Kim(2010)所说的语素化是被当作语法化或词汇化的附带现象(epiphenomenon)来看待的。
词法学中还有morphologization一词,中文译作词法化或形态化。Fortson(2006:290)将由非词法成分变为词法成分的过程定义为词法化,并援引了Joseph(2003)所举的德语例子:古高地德语中的短语*hiu tagu‘on this day’演变为现代德语中的heute ‘today’。又如Trips(2009:1-2)把英语中的单音词hād 演变为派生词缀-hood 的过程看作词法化,即:Hād (古英语,自由语素)→ child hōd (中古英语,复合词)→childhood (现代英语,派生词缀)。
Fortson(2006)所定义的词法化与Lee(1998)、Kim(2010)界定的语素化同中有异。相同之处是二者都与语法化或词汇化有关,演变的结果都产生了新的语言成分。不同之处是,经由语素化产生的新成分是语言系统中原本不存在的,是一个新的、不可再切分的音义结合体,即语素,如英语的wanna、gonna等;而经词法化所产生的词项(如childhood )通常仍可被再切分(child、-hood ),切分出的成分源自原有的自由词(child、Hād ),演变后成了黏着性成分(如-hood ),但仍然是个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语素),换句话说,由词的外部成分变成了词的内部成分。
现将语言系统中非语素成分转变为语素的过程称为语素化。语素化可做两种理解:一种是广义的语素化,指各种非语素成分向语素的转化,形成的语素既包括成词语素,也包括不成词语素;另一种就是狭义的语素化,指从独立的成词语素变成了黏着性的构词语素。本书要讨论的是狭义的语素化,即古汉语中自由的单音词如何演变为现代汉语中的黏着性构词语素,确切地说,这种演变现象属于Fortson(2006)定义的词法化,而不是Lee(1998)、Kim(2010)界定的语素化。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将汉语史上自由单音词演变为黏着性构词语素的现象称为“语素化”,而不是“词法化”?原因有三:一是汉语学界通常不严格区分上文所界定的词法化和语素化,将语言系统中非语素成分转变为语素的过程都称为语素化,所形成的语素既包括成词语素,也包括不成词语素;二是“语素化”先入为主,学界较早使用“语素化”来称说产生新语素的相关语言现象,至今已使用了一段时间,形成了一定的惯性思维,且较少有人提及“词法化”;三是将黏着性构词语素的形成称作“语素化”,是基于产出(production-orientated)的视角来观察问题,用“语素化”更能凸显本书研究的主旨,明确提示了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跟新语素的产生有关。在本项研究的早期阶段,并未认识到“语素化”和“词法化”作为术语有什么区别。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语素化”和“词法化”的涵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认为在界定术语时应当从严,将二者区别对待;但实际研究中不妨采取折中的办法,可沿用学界已熟知的“语素化”来称说汉语史上单音词演变为黏着性构词语素的现象,但音译时译作morphologization。
国内学者王文斌(2005:334)论及morphologisation,并将其译作“词素化”。他给出的定义是:原是能独立运用的单词,因语言表达的需要在构词时表现出词缀的行为,能与许多词组合构建出许多新词,具有很强的构词力。王文论及的词素化主要是类词缀的形成,通过类推可大量成词,如“-门”“-热”“-族”等。王文强调此类词素化不同于复合构词的区别在于词素化可类推构词,这一点显然与本书要研究的语言现象并不完全一致。我们认为,汉语史上由单音词演变而来的构词语素,大多是经由复合成词的,仅有部分复合词是根据词法模式类推成词。本书讨论的语素化,大多不是通过类推成词,所以本书中的“语素化”不等同于王文所说的“词素化”。
不少研究汉语的学者将词内成分称作“词素”,如刘叔新(1990/2005)、葛本仪(2001)、孙银新(2003)等,理由是语素是语法单位,词的构成成分应当是“词素”,历时视角下黏着性新构词成分的产生应当称作“词素化”。我们不赞同这种“词素化”的观点,理由有三:一是“语素化”指称的范围比“词素化”要广,如成语、惯用语、谚语、名言等熟语的构成成分有的大于词,也有小于词的黏着性成分,如果将所有熟语的构成成分都称作“词素”是不可取的,但称作“语素”是说得通的,因为语素包括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语素化”可用于指称熟语内黏着性构成成分的形成和演变,如“置之度外”的“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中的“行”和“师”,等等。二是用“语素化”更加凸显了语素作为语法单位的本质特性。汉语的语法层级是“语素—词—短语—句子”,单音词在发生语素化前是个成词语素(词),语素化之后就变成了黏着的、不成词的词内成分(语素),这是说话者在语言使用中将不同层级的语法单位(语素和词)进行了转换。三是使用习惯的问题。实际上就单音词到黏着性构词语素的演变来说,其实质就是“词法化”,“语素化”“词素化”都不是个准确的术语。考虑到研究者已经形成的表达习惯,我们不打算为相关语言演变现象特意标注一个多数人不太熟悉的术语,所以本书沿用“语素化”一词。
3.2 汉语语素化的共时研究现状
现代汉语中多种非语素成分都有向语素转化的用例,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音节转化为语素。比较多见的是汉语外来词中的记音汉字由音位层向语素层转化,如“的士”中的“的”“网吧”中的“吧”等,起初只是音译词中的记音汉字,只表音不表义,但随着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的扩大,“的”“吧”等逐渐取得语素的资格,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如“摩的”“面的”“的哥”“网吧”“茶吧”等,有时还能单用,如“打个的”“叫辆的”等(周洪波,1998;苏新春,2003;周有斌,2005;王峻岭,2004;麻彩霞,2006;杨晓红、姜艳艳,2007;王和玛珏、杨焱元,2008;马显彬,2015,等等)。这类音节语素化非常契合上文Eric有关语素化的定义,音译词的部分构成成分原本是有音无义的音节,后来被赋予了特定含义,变成了有音有义的结合体,从而取得了语素的身份。有研究者称这种变化为(无义)音节语素化,如段朋朋(2009)、刘苹(2007)、李军华、郭敏姿(2009)、徐婷婷(2010)、董晓敏(2003)、孙继善(1995)等,也有研究者将其称作非语素音节的语素化(王鑫,2007)、无义汉字语素化(姜琳,2010;李丛,2010)等。相关研究还讨论了音节语素化的类型(杨锡彭,2003;周洪波,1995;李军华,2007)、语义变化(徐婷婷,2010;郭立萍,2008)、形成机制(苏新春,2003;周有斌,2005;孙继善,1995)和演变动因(董晓敏,2003),等等。高燕(1998)、邱艳萍(2012)、张维友(2015)分别从范畴化、概念整合、单音化缩略等角度对音节语素化现象进行了理论解释,秦炯灵、胡常熟(1997)讨论了联绵词的语素化现象,论及“蝶、蛛、驼、蚁”等。
二是缩略词(简称)构成成分的语素化。原本是几个词组合而成的短语,抽取其中的部分要素组成新词,新词中的语素从原来独立的词降格为构词语素,如“女子排球>女排”“男子排球>男排”“沙滩排球>沙排”中的“排”、“党委办公室>党办”“校长办公室>校办”中的“办”等。
三是出于命名的需要,几个独立的词组合成一个复合词,该复合词的组构成分在词法规则的作用下,由起初独立的词降格为一个构词语素,尽管该复合词包含不同的结构层次,可能包含“合成语素”,如“绊脚+石=绊脚石”等(葛本仪,1988)。相关研究还有刘力坚(2005)等。
以上几种语素化主要是从词形结构的变化过程来观察的,其中外来词音节字的语素化比较普遍,近年来发展更加迅速。新词语的语素化对汉语词汇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刘晓梅(2005)对此进行了讨论。
3.3 汉语语素化历时研究现状
语素化和词汇化的关系密切。词汇化是一个从非词到词的变化,由大于词的单位发展成词;而语素化恰恰相反,是一个从词到非词的变化,由词发展为小于词的单位,两者发展的方向相反,但都和词紧密相关,因而词汇化和语素化之间也就有了关联。董秀芳(2002/2011)对汉语词汇化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但未讨论汉语单音词的语素化问题。陈宝勤(2011)对汉语史上的音译词语素化问题有所论述,可资参考。当前还鲜有人从历时角度对汉语单音词的语素化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这正是本书要着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