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通州作家视域下的运河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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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红孩:不尽乡愁滚滚来

1967年生于北京的红孩,从小在京郊农村长大,父母都是本分的农民。198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早期有在通州的工作经历,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迄今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余万字。他出版了长篇小说《爱情脊背》,短篇小说《城市的海绵》,散文集《阅读真实的年代》《东渡东渡》,文艺随笔集《拍案文坛:红孩文艺随笔选》《理想的云朵有多高》,诗集《笛声从芦苇中吹来》,散文鉴赏集《铁凝散文精品赏析》等,并主编过多部图书。他供职于报社,活跃于文坛,具有多种社会头衔,近期还不断有作品出版。《运河的桨声》是他于2017年出版的散文集,是“乡愁文丛”图书之一。红孩的作品既热烈地回应现实生活,又有充沛的情感、潜隐的哲思,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其他体裁的作品,都有诗人的炽热情感表达。

谈起作家归属地,他说他也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他在《运河的桨声》后记里这样说:“我也是个农民的后代。我的家乡在北京东郊双桥农场,通惠河与萧太后河穿境而过,其下游的交汇处就是著名的千里京杭大运河。20世纪50年代前,双桥地区原归属通州,后来才划到朝阳区。因此,当有人把我列入通州籍作家,我从心里是不反对的。”[64]在通州当代文学史上,前有刘绍棠的运河书写,后有王梓夫的《漕运码头》及其他优秀作家的作品。红孩对当代通州作家前辈充满敬意,在与同乡作家交往中感受到浓厚的同乡之谊。他在散文《来不及悲伤》里提到与刘绍棠交往的一件事:1995年,红孩为北京通州一家企业写了一本报告文学,请通州籍著名作家刘绍棠作序。虽然当时的刘绍棠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但他重乡情,一听说是通州的事,就为红孩的作品写了两千字的序言《床与人》。红孩说:“在文中,刘先生除了对我作品的肯定,更多的是对通州的企业家们提出了殷殷期望,让人们不要骄傲,要经常揽镜自照。”[65]红孩对当代通州作家刘绍棠、王梓夫推崇备至:“要说研究运河,写运河,有两个通州籍的作家不能回避,一个是刘绍棠先生,另一个是王梓夫先生。刘绍棠先生是神童,少年成名,蜚声海内外,一辈子写运河,被誉为大运河之子。王梓夫先生是绍棠先生的晚辈,在通州出生、工作,后来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编剧。人虽然到了京城,但心却一直在通州。”[66]

虽然红孩2001年创作的散文《阳光是否可以切片》同其他当代通州作家作品一起被收录于“运河文库”《通州作家群》一书,但他写运河文学题材的作品并不是很多。不过他新出版的散文集《运河的桨声》却集中聚焦家乡记忆,作为“乡愁文丛”系列图书之一推出。《运河的桨声》在“百花深处”“心若琴弦”“不尽乡愁”“老街旧坊”四辑41篇散文中,选择了第三辑“不尽乡愁”里的一篇散文《运河的桨声》的标题作为书名,可以看出作家内心斩不断的运河情思。正如他在自己的后记里所说,“从文学的血液里,我还是很愿意融入大运河文学这支队伍里的”[67]。这也说明,无论环境如何变迁,作家境遇如何变化,不能更改的是一代人的故乡记忆。

作品字里行间流淌着乡愁,而回到现实中来,记忆中的故乡已经不在:“我在农场生活了二十几年,在那里有我的亲人,也有许多的乡情、同学、工友,虽然我离开农场二十几年了,可我的心始终与那块土地紧密相连,尽管农场后来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并不是我所能接受的。”[68]这并不妨碍他用审视的目光观察故乡、书写故乡之余,还对故乡怀有热爱,以及将这份热爱和情感化为对历史责任的担当。“前几年,我曾将北京郊区的作家召集到一起,提议大家团结起来,尽快创作出一批反映我们北京郊区的文学作品,这既是我们的情感需要,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69]红孩呼吁一批有志于此的作家,聚焦北京郊区创作出一批优秀的精品力作来,他的散文集《运河的桨声》就是对记忆中故乡的人和事,以及温暖而苍凉的乡愁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