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锡哷图库伦商业地位

锡哷图库伦商业的发展得益于旗内各大寺院定期举办的宗教集会活动，但更为重要的因素乃是清朝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蒙实施的一系列的治蒙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又促成了锡哷图库伦在蒙古地区的商业地位。入清以来，清廷为更有效地控制蒙古诸部，对蒙古实施长期的“封禁”政策，在政治上实行分而治之的同时，在经济和文化上，也限制蒙地与内地间的长期自由交往。然而，清朝政府不是完全封闭蒙地边界，而是有条件地在一些重要驿站、关隘或王府、寺院所在地开设定期与内地商人进行贸易的集市，以满足蒙古人的日常需求，例如清初开设的张家口、归化城就属此类。

锡哷图库伦地处卓索图、昭乌达、哲理木三盟交界处，又位于漠南蒙古东部各盟旗与盛京之间的必经之道上，南通锦州和义州（今辽宁省义县），其北线经山区和草原可达呼伦贝尔。故早在康熙初年，其境内就有少量商民往来于此。随着锡哷图库伦宗教地位的上升，越来越多的朝拜者和关内商民汇聚于此，久而久之，在其境内形成了三条商铺林立、人烟辐辏的商业街，成为兴盛一时的商业集镇。直至清末民初，库伦街商业还未有衰退之迹象。这可以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热河都统廷杰上奏朝廷的一份奏折中得知其情况，奏折中称：锡哷图库伦“毗连锦义，为奉（天）热（河）互市之场，近来商务繁忙，居民辐辏”^[42]。可知，当时的库伦街商业还是非常繁荣的。又因清代蒙古地区有两个称作“库伦”的宗教及商业中心，所以，人们把锡哷图库伦称为“小库伦”，而这一称谓又是“汉人针对外蒙古的库伦而命名的”^[43]。

在清代及民国初年，锡哷图库伦曾担负着漠南蒙古东部与盛京、热河等地区间进行商品交换的任务，是东部蒙古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尤以马市最为盛名。《东部蒙古志》中详细地记载了反映清末民初内蒙古东部地区主要城镇的商品集散情况。内蒙古东部牧区每年向内地输出的牲畜，北部主要通过洮南、郑家屯和海拉尔输出，南部则由郑家屯、小库伦向东北南部地区输出。^[44]这说明锡哷图库伦当时在东部蒙古和东北地区是几个非常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

清朝时期官办马市虽不如前朝，甚至朝廷不设马市，但民间性质的马市贸易在农牧交界地区还是很活跃的。锡哷图库伦最早在康熙末年，已开放为牛马市，属于非官设性质的牲畜及畜产品交易集市，由此奠定了小库伦成为清代及民初著名马市的基础。锡哷图库伦马市极盛时，其贸易范围波及蒙古东部、吉林、盛京、热河等地区，直至民国初年其马市贸易还十分兴隆。据成书于1914年、由日本关东军都督府陆军部编写的地方志《东部蒙古志》记载：

小库伦自清初即作为开拓地，年年举办家畜大集贸易，对盛京、吉林两省是具有实力的畜产供给地。同时，百货集散于此，每当牛马交易旺季，便呈现出一派大商巨贾麇集，普通旅客承受风吹雨打，无处投宿的盛况。^[45]

以上记录了清末民初小库伦马市贸易的情况。自马市出现后，旗内大小商号在每年春季开河后便纷纷派出商队到北部盟旗，用内地日用物资换取大量牲畜及畜产品，入秋时返回锡哷图库伦。届时临近盟旗的蒙古人也带着畜群及畜产品到马市进行贸易。极盛时期的锡哷图库伦马市开市时间为旧历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初一日为止，民国初年是从旧历八月十五日开始至十天之内为牛马市，且每年在马市上集散的大小牲畜及畜产品数量极大。如民国初年，小库伦马市每年集散的牲畜及畜产品，马约15000匹、牛约25000头、羊约20000只、猪约2000口、牛皮约10000张、羊皮约150000斤。^[46]可知，在清末民初蒙地时局千变万化的年代，锡哷图库伦马市还一度延续着以往欣荣景象。

于宣统元年（1909）四月二十一日，时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曾奏请朝廷修筑由锦州绕经小库伦至洮南，往北再衔接齐齐哈尔至瑷珲的东省铁路干线（锦瑷铁路），以维护清廷在东北及蒙古东部地区的主权，后因经费短缺及日俄干涉而破产。^[47]1921年，东北军阀张作霖铺设大郑铁路，其两条支线分别由大虎山和郑家屯通往新兴的通辽县（1918年设立），以便加强对蒙古东部地区的管控，加之清末民初连续的兵匪祸乱及邻近新兴城镇，如阜新、彰武、开鲁、通辽等城镇的相继崛起，促使锡哷图库伦经济逐渐萧条，人口锐减，商业和宗教地位也逐渐消沉下去，成为交通闭塞的偏僻小镇。但可以肯定，清代的锡哷图库伦不仅作为蒙古地区较有盛名的藏传佛教中心之一，也是远近闻名的区域性商业中心，甚至在民国初年，其商业还一度延续着旧有的繁荣景象，为蒙古东部地区与内地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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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规划特别项目）“城镇化过程中蒙古族文化变迁调查”（批准号：MZWHD2015-1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双宝，男，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清蒙藏民族关系史研究；额尔敦乌日图，男，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史、小城镇问题研究。

[3]在察哈尔林丹汗领地内除了有格鲁派寺院，亦有噶玛噶举派（Bka'-brgyud-pa）、萨迦派（Sa-skya-pa）寺院。如林丹汗非常尊崇的来自西藏的高僧沙尔巴呼图克图即为萨迦派名僧。林丹汗败亡后，该喇嘛投靠了新兴的爱新国（后金）政权。

[4]蒙古语“锡哷图”（Šireγetü）：意即“法座、法台”（藏文拉丁转写为“She-re-thu”），例如，锡哷图喇嘛、锡埒图·固什·绰尔济（16世纪末17世纪初蒙古族著名高僧）；“库伦”（Küriy-e、Küriy-en），本意为“圆圈、范围、庭院、营盘、军营、古列延（Küriy-en，古代蒙古生产及军事组织形式）”；等等，后又把带院墙的藏传佛教寺院或喇嘛驻地称为“库伦”。蒙古文文献中，带有“库伦”一词的寺院比较多，例如，蒙古库伦（因藏传佛教寺院圣佑庙而得此名，位于今新疆伊犁州昭苏县）、喇嘛库伦（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喇嘛库伦庙）、桑贝子库伦（蒙古国）等。

[5]清代汉文、蒙古文、满文文献对包括锡哷图库伦在内的所谓七个喇嘛旗似乎从未称作“喇嘛旗”“札萨克喇嘛旗”，而取以“游牧喇嘛”“游牧喇嘛部落”（《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或直接以“锡哷图库伦”（《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锡勒图库伦”（《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西勒图库伦”（《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Šireγetü küriy-e”（蒙古文版《道光朝理藩院则例》）、满文拉丁转写为“Siretu kuren”（《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盛京库林什勒图”（《清宫普宁寺档案》，2003年）、西勒图部落（《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2005年）名命之。此外，在西藏档案馆馆藏的一封清代蒙古文信件里有“Güangdong Küriy-e Koiγun”（旗）的用法，信件里虽已出现“Koiγun”（旗），但未称作“喇嘛旗”（清代道光年间的蒙古文官方文书档案及清末汉文文书档案也未记作同“喇嘛旗”，甚至很少出现“旗”一词）。再如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纳鲁班禅呼图克图、青苏珠克图诺门罕、札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察罕诺门罕（附青海蒙古游牧）等所谓“喇嘛旗”活佛宗教领地在文献里也鲜有称作“喇嘛旗”的，“喇嘛旗”“札萨克喇嘛旗”之称谓更像是当代学者们对应于外藩蒙古世袭王公札萨克旗的习惯性称谓。至1931年，锡哷图库伦政教分治以后，民国文献及地图多取以“锡哷图库伦旗”“库伦”“小库伦”和“锡勒图库伦喇嘛王旗”（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编写《东部蒙古志》，日本大正三年、1914年）等名称；此处“喇嘛王旗”更像是民间的俗称，类似“博王旗”、“达尔罕王旗”和“郡王旗”等称呼。再者，喇嘛旗建置不同于世袭王公札萨克旗，故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等记载盟旗疆域的文献也未记录其确切方位。我们只能参照《钦定大清会典》和清末民国绘制的盟旗地图（包括蒙古文地图，例如，于清代光绪年间绘制的锡哷图库伦蒙古文地图）来辨明锡哷图库伦游牧方位（该地图汉文名称为“锡哷格图仓总管喇嘛徒丁扎萨克达拉木占巴喇嘛阿克旺巴勒丹该旗界图”，由德国蒙古学家海西希收藏，并与所收藏的其他117幅蒙古文或蒙汉文合璧盟旗地图一起，辑入1978年由德文出版的《蒙古地图》一书）。

[6]呼日勒沙：《哲里木寺院》（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7]亦译作西扎布衮如克、喜饶衮如（Shes-rab-gu-ru，上师、老师、尊师）等；入清以前“吉祥天女神庙”很可能为察哈尔林丹汗辖地内的噶举派（Bka’-brgyud-pa）寺庙，后由西布扎衮如克喇嘛在其原址重建后，改为格鲁派寺庙，参见乌力吉巴雅尔《Qan wang-yin süme》（汗王庙），载《哲里木寺院》（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165页；在相关的汉文、蒙古文、满文、藏文文献中对这位藏族喇嘛西布扎衮如克的名称有多种记载，故对其身份、事迹进行一番考述有其必要性，且该喇嘛先前似乎又是非格鲁派喇嘛。关于这一点，不能唐突下结论，需认真考究。

[8]乌力吉巴雅尔：《吉祥天女神庙》（Okin tegri-yin süme），载《哲里木寺院》（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9]齐克奇整理汉译《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载《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37、138页。

[10]程玉富：《库伦关帝庙》，载《库伦旗文史资料》（第一辑），第83页。

[11]“达喇嘛”为清代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僧职名称，“达”为满语，意为“头目”。

[12]本为管理寺院庶务的机构，“吉萨（吉斯、吉寨）”原意为公物、公共财产。

[13]《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六，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

[14]齐克奇整理汉译《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载《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5页。

[15]刘哲：《库伦旗民族与人口》，载《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05页。

[16]刘哲：《库伦旗民族与人口》，载《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05页。

[17]赵云田点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742；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979。

[18]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4页。

[19]熊知白：《东北县治纪要》，北平立达书局1933年版，第4编“热河省·绥东县”，第508页，此处“绥东县”设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于1934年撤销，辖地包括“锡哷图库伦”和“奈曼”二旗辖境；包福舜：《解放前库伦街商业概述》，载《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2页。

[20]刘哲：《库伦旗民族与人口》，载《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05页。

[21]三座塔厅设立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1778年厅改为朝阳县，属承德府；光绪二十九年（1903）朝阳县升为朝阳府，此时锡哷图库伦重大政务由该府所属阜新县附带管理。

[22]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清末科尔沁右翼后旗札萨克衙门蒙古文档案：全宗号502，目录号1，卷号64，件号1。

[23]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24]锡哷图库伦第一座清真寺始建于光绪元年（1875）；参见李瑞卿等口述，刘哲整理《库伦街回民与清真寺》，载《库伦旗文史资料》（第一辑），第96页。

[25]包福舜：《解放前库伦街商业概述》，载《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56页。

[26]熊知白：《东北县治纪要》，北平立达书局1933年版，第4编“热河省·绥东县”，第509页。

[27]包福舜：《解放前库伦街商业概述》，载《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2页。

[28]民间所称的“库伦街（gai）”即源于此。满文里“街”一词拉丁转写为giyai、giya，而汉语方言东北话，甚至湖南话、云南话、贵州话、四川话等南方方言里均读作gai，或许满文的giyai、giya与汉语方言里的gai在其词源上有一定的关系。

[29]李瑞卿等口述，刘哲整理《库伦街回民与清真寺》，载《库伦旗文史资料》（第一辑），第97页。

[30]包福舜：《解放前库伦街商业概述》，载《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0页。

[31]“额齐格”意即“父亲”，参见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明代汉文文献多记作“哀乞盖”朝尔计喇嘛、西僧“哀乞盖”等，参见《明实录光宗实录》卷六、《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蒙古文献《蒙古源流》卷六记作“arig，阿里克（汉译）”（应为青海玉树，果洛一带的藏族部落，现又译作“阿柔”）；藏文《三世达赖喇嘛传》记作“Mdzo-dge-a-zhang”，此处“Mdzo-dge”一词在《汉英藏对照常见藏名人名地名词典》里译作“佐给”，为青海班玛县一带的藏族部落。

[32]《清太宗实录》崇德元年八月戊子条记作“法库山满朱习礼胡土克图”，此处统一采用汉译版《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所记“曼殊希礼”。二者均为“文殊菩萨”（mandzuiri）一词的不同译法。

[33]齐克奇整理汉译《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载《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5页。

[34]应指第八任札萨克达喇嘛萨木鲁兰占巴（Lha-gram-pa）额尔德尼绰尔济（1670～1683年在任）。

[35]锡哷图库伦历任札萨克达喇嘛中由安多萨木鲁家族（最早认为“萨木鲁”为青海某藏族家族的学者是库伦旗籍学者齐克奇先生，但日本蒙古学家若松宽认为，该“萨木鲁”并非家族名称，而是哲蚌寺郭莽扎仓Sgo-mang-grwa-tshang所属的某个康村Kham-tshan名称，且把“萨木鲁”拉丁转写成Bsam-blo，而《安多政教史》汉译本把该词译成“桑洛”）出身的高僧很多，但“萨木鲁”一词具体指代家族、姓氏、部落抑或地名，因相关史料欠缺，目前尚不明确。“萨木鲁”（蒙古文拉丁转写为Samlu）一词最初出现于记录有锡哷图库伦前十六任（共二十三任）札萨克达喇嘛生平事迹的传记《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载《库伦旗志资料汇编》，1989年）一书中，该传记约成书于清朝道光年间的锡哷图库伦第十六任札萨克达喇嘛洛桑桑杰执政时期，但作者不详（亦说其作者为第十六任札萨克达喇嘛本人）。《锡哷图库伦喇嘛传汇典》原文为藏文，于20世纪60年代初翻译成蒙古文后，取名《Teγüs Čoγtu nom-un töb-un nom-un ug γarulγa-yin namtar-i saitur niγen Jüg-tu quriyangγuilaγsan toli》（直译为《吉祥佛陀叫法源流传记》）。“文革”初期，藏文原文和蒙古文译本初稿均已遗失，后由齐克奇先生依据幸存的唯一一本蒙古文油印本，重新整理、注释、汉译后，取名《锡哷图库伦喇嘛传汇典》。

[36]《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六，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

[37]在蒙古文、汉文、藏文、满文等文献中对该喇嘛均有记载，如扎木朗班第达诺门罕、萨迦法王、强林诺门罕、色钦曲杰·金巴嘉措（安多巴州寺巴周活佛）等。

[38]赵云田点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卷九百八十四，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306页。

[39]赵云田点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卷九百八十四，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306页。

[40]马喀塔格格为清太宗皇太极第二位公主，是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之妻。有关义州与喇嘛旗之间的关系请参阅齐克奇《锡勒图库伦喇嘛旗》一书，载《库伦旗文史资料》第四辑；（民国）赵兴德修，王鹤龄纂《辽宁省义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604～607页。

[41]《哲里木寺院》（蒙古文），第161页。

[42]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热河都统廷杰奏《热河新开蒙旗各地方添改州县等缺以资治理而固边防》折文，引自包福舜《解放前库伦街商业概述》，载《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1页；包福舜《绥东县》，载《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75页。

[43]《东部蒙古志》上卷，1914年，第470页，引自〔日〕和田清、〔日〕森川哲雄《蒙古中央部落察哈尔史料》（蒙古文），索特诺穆卓玛绰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44]乌云格日勒：《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45]《东部蒙古志》，1914年，第231页，引自王艺丹《旅蒙商与蒙古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

[46]包福舜：《解放前库伦街商业概述》，载《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2页。

[47]参见《锡良遗稿·奏稿》所录《请敕部筹修东省铁路片》，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3、8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