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要使扶贫工作也能获得可持续能力，成效又能表现出自我创新的能力，关键是在扶贫行动中必须时刻关注资源利用方式的多层次多渠道可行性。要将这样的认识落实，在扶贫工作中知己知彼至关重要，在不认识和不正确把握扶贫对象文化生态历史过程的背景下，很难了解扶贫对象资源利用方式从何而来。在一般性政策制定中为何会在无意中引发群体性致贫问题，其原因和机制也很难发现。力求做到这一点，正是生态扶贫与此前扶贫工作的根本性区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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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少数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生态维护和谐推进研究”（16BMZ121）。

[2]见叶峻《从自然生态学到社会生态学》，《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49～54、62页。

[3]余谋昌：《文化新世纪：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

[4]于晓霞、孙伟平：《生态文明：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40～44页。

[5]张敏：《论生态文明及其当代价值》，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08。

[6]《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新华网，2015年12月3日.http：//www.cpad.gov.cn/art/2015/12/7/art_624_42387.html。

[7]罗康隆：《文化理性与生存样态的文化选择》，《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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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章力建等：《实施生态扶贫战略提高生态建设和扶贫工作的整体效果》，《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08年第4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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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查燕：《宁夏生态扶贫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2年第79期，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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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毛莉：《学者呼吁为生态扶贫“开绿灯”》，http：//www.cssn.cn/zx/201603/t20160307_28999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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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安树伟：《21世纪初叶中国贫困形势与反贫困对策研究》，《中州学刊》2001年第1期，第13页。

[18]钟芮琦：《我国民族地区山区农村跨越式发展模式创新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第89页。

[19]熊愈辉：《对绿色革命与新绿色革命的若干思考》，《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54页。

[20]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97页。

[21]杨小柳：《地方性知识与扶贫策略——以四川凉山美姑县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40页。

[22]石峰：《“文化变迁”研究状况概述》，《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第28页。

[23]刘国华：《彝族“撮泰吉”的文化生态与现代传承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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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牛文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年第3期，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