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当代东巴文化生态变迁的概要
鉴于前述东巴教的属性和特点，古老的东巴文化长期在本民族内部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生长着，在19世纪以前并未真正进入主流文化视野，至清代余庆远才在《维西见闻录》中记录了东巴象形文字。从纵向的文化生态系统演进的眼光来看，东巴文化的生态始终在变迁演替，明清以来汉文化的逐步渗透、纳西民族文化与汉、藏文化的交融，甚至在丽江坝区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纳西传统的“涵化”，是历史上重要的变迁。清雍正元年（1723）丽江“改土归流”后，在丽江坝区，汉文化渐成主流，东巴教的影响逐步淡出，仅局限于周边农村和边远山区。当代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浪潮下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变，从根本上冲击了纳西传统社会生活的内容、结构和模式，传统生态难以维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这也是众多古老文化和传统在当代境遇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后，在“破四旧”和“文革”期间，扭曲的意识形态对东巴文化造成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东巴经书被大量焚毁，东巴被批为“牛鬼蛇神”受到严重迫害。[14]20世纪80年代后，包括东巴教在内的宗教活动得到恢复，劫后余生的东巴文化在新时期面临再生与重构，并在全球化浪潮尤其是旅游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发生剧烈变迁。90年代后丽江逐渐成为旅游热点地区；2003年东巴文化研究院整理出来的897种纳西东巴古籍文献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东巴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开始具有政治和经济属性”。[15]自此，从根本上，东巴文化的整个文化生态发生了实质性、颠覆性的变迁。
（一）文化土壤的变迁
当代工业化和全球化导致的纳西社会文化环境的剧烈变迁使得东巴对东巴信仰急剧萎缩，洛克当年在横断山区为古老的东巴文化所倾倒的同时，悲哀而敏锐地感知到了。长期以来，传统主流社会对本质上最为地方或民族民间民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认知、评判较为低下和消极，存在误解与鄙视。然而，当代旅游商品经济的浪潮将东巴文化迅疾席卷，成为丽江纳西族本土文化的代名词和一块最为闪亮的招牌。颇富讽刺意味的是，丽江坝区东巴文化在清代渐趋衰落，在当代几近式微，因此，需要从偏远山区把尚存的东巴们请进城。前述东巴教与民族民间生活关联密切，东巴是传承、组织宗教活动和维系相关民俗传统的灵魂者角色；东巴一旦离开了山乡，就意味着当地的东巴文化没有了灵魂；脱离了纳西民众民间社会生活的东巴教也如无根的浮萍。当然，当代社会的变迁导致乡土社会生活难以维系，东巴信仰衰败的态势难以扭转也是严峻的现实。[16]总之，东巴文化植根的社会文化土壤受到强烈冲刷，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异，东巴文化这株植根于纳西民众社会生活，在山乡村寨自然生长出来的神圣民族宗教之花，被连根拔起，移植到了广阔而“前景无量”的全球化旅游商品市场中，除了作为展演纳西文化的道具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向游客兜售的文化商品。这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原本就已式微的东巴信仰失去了赖以维系的东巴这一灵魂人物；本无宗教根基的旅游地则吸走了山乡尚存的最后的东巴。
宗晓莲认为，在当代，国家政府、纳西民众、旅游市场、知识分子等因素是东巴文化再生产领域的主要作用力，东巴文化的未来将取决于几种力量间的协调一致。[17]事实上，协调一致仅是主观愿望，现实中几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和合力是极其复杂微妙且不可预知的。李锡则提出，“学术国际化”“产业市场化”“传承民间化”是东巴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方略[18]，诚然，“传承民间化”确是真正延续东巴文化血脉的根本，政府、学术界、文化组织等也在全面展开弘扬东巴文化，促进传承的工作，如举办、鼓励东巴学校大力培养年轻新东巴，向当地民众和外来参与者大力推广纳西语、纳西传统文化和东巴教知识，等等。但是，这和东巴文化的“内核”即东巴教作为自然而然传承下来的民族“历史心性”和民族宗教信仰形态实际上是有较大差距的。作为旅游商品和文化产业的东巴教以及东巴文化，从形式到实质，已经发生了异化。[19]要真正实现“传承民间化”，还需留存原生的社会文化土壤，只有在民族民众民间生活中传承，东巴文化才有灵魂。[20]
总之，当代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冲击下的东巴文化生态的土壤与此前东巴文化土生土长的土壤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前述东巴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很多内容如民族源流、始祖、迁徙、征战和人生各阶段礼仪等诸多内容，对于纳西社会中的信众来说具有极为神圣的意义，渗透了群体和个人的人生的旅程，但在旅游展演活动中，充其量只起到介绍展示纳西文化的作用，因为游客并不是纳西社会中的成员，这些民族性强烈的内容并不与之发生实质性的关系，更谈不上神圣性了。
（二）传承主体与文化载体的变迁
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过世了的和当代尚存的一代东巴们的人生际遇着实令人感慨：自幼孜孜不倦研习东巴技艺，默默无闻为民众服务，一度遭受残酷意识形态迫害，不少人因此丧命；到了耄耋之年，作为东巴文化不能再剥离的内核，因旅游商品经济的浪潮席卷而来，突然又变得炙手可热，本来仅在偏远山村民间留存下来的不多的东巴们纷纷被召唤进城，成为东巴文化的金字招牌，但其身份的内涵同样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异。
原来的东巴作为民间祭司，其从事的东巴活动是与民俗传统延续、深化族群认同、协调社区秩序等多元功能水乳交融的，东巴本身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中坚；而旅游情境中的东巴活动沦为商品经济的附庸，更多的进城东巴扮演的是“打工者”的角色，受到企业、市场行为的规约。而一些商家、企业为了满足游客“异文化”消费需求，对东巴文化进行大批量的“复制”“拼图”式生产，甚至不顾实际进行篡改、变相利用，严重扭曲了东巴文化的本真性，导致了同质化、碎片化、庸俗化恶果。[21]
因此：
……当下的东巴脱离了该称谓的原生含义，正在成为新生的阶层；有关仪式的组织方式、参与主体正在变得多元，呈现出“原生性”与“新生性”混融的状态。[22]
东巴学校、东巴文化传习馆等新生组织联盟的涌现，“也表现为文化主体对民间文化遗产原生性和新生性不断塑造和重构的实践行为”。[23]“‘东巴’一词从宗教称谓转化为文化形态研究对象，其作用已经‘去神圣化’。”[24]
另外，传承主体和文化载体之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脱节甚至断裂。一方面，由于此前特殊历史时期造成的传承断代和有深厚素养的老一辈东巴绝大部分相继辞世，某些难度较大的经书的正确释读、宗教法舞的跳法和一些复杂仪式的环节流程等方面失去权威可靠的话语。另一方面，虽然社会各界都致力于保护传承工作，但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使得传统的师徒传承、口传心授的传统方式难以为继。旅游热潮催生的一些新兴东巴专业素养极不可靠，不能按照东巴教的规范与文化载体合而为一开展宗教活动并传承文化，导致东巴教面临“变形”的风险。传承主体和文化载体的商品化倾向则是更为严峻的现实。
（三）参与主体的变迁
旅游商品经济浪潮下东巴文化的参与主体已经突破了以往纳西民族民众的局限；在旅游景点展演和为游客提供与宗教文化相关的服务的“东巴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民族民间信众和信众的社会生活。从表面上看，东巴文化的影响面和参与主体已扩展到全球范围内的游客，但信众所占的比例和参与过程中信仰的真实成分微乎其微，即当代东巴文化的参与主体和传统生态下的参与主体实际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从纳西信众方面来看，一方面社会文化的变迁已经使得东巴教信众呈现萎缩势头，特殊时期意识形态的冲击则造成了毁灭性的断层，而随着东巴被剥离纳西村寨，仅存的信众也失去了宗教祭司，结果必然会加剧信众的进一步萎缩，东巴教在原生土壤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也必将受到巨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