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余论
本文通过细绎费孝通先生的作品，追踪他在学术研究和学术反思上的心路历程，归纳出其晚年思想的转向并试图讨论和分析这种转向的深层原因。一个明显的结论是，作为一名强调田野调查和受到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社会学家，费先生的文化转向并不是一个“文化”现象，与中国近百年历史上众多早年崇尚革命与维新、晚年转向保守与传统的学者很不相同。费先生的学术成就在中国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首屈一指，无论是其早年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还是晚年对文化自觉的远见卓识，都代表了这两个学科过去百年来在中国的最高成就。正因如此，费先生本人的学术实践和反思道路远远超出了个人范围，对中国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从具体的学术实践来看，费先生在乡镇企业、小城镇和民族研究中遇到了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使得他觉得单纯依靠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足以应对。这与他早年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观察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那些进展截然不同，是费先生立足于中国现实、不断深入之后才遇到的困境。在费先生看来，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只能意会、难以言传”以及不足为外人道的因素如果在一个地方的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社会学就应该正面对待和处理这些因素。这就是费先生转向心态和文化研究的现实原因。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费先生首先将这个问题转变为一个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解决“只见社会不见人”的问题，然后又意识到，要见到“人”，必须要见到“心”，要见到孕育和培养“人”的文化。要对自己的文化和文化中的人加以研究，首先需要有“自知之明”，也就是需要有文化自觉。由此可见，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自觉”与80年代的“志在富民”之间，表面上相差甚远，实际上草蛇灰线，其间有着对于一个社会科学家来说必然性的联系。这种必然性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显示出费先生作为一名先驱者和开拓者的意义所在。
解读中国社会深层次的关系结构和意义结构，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是远远不够的。费先生现身说法，指出自己身上“志在富民”“学以致用”的心志是根源于中国的古老传统，自己的社会科学训练再好，也不能冷静客观地摆脱这种与生俱来的热情和责任感。正是有了这种心志，让自己变成“局内人”，才能与研究的对象心心相通，才能体会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言外之意”。研究人而不重视“心”和“心态”，就是费先生自己所说的“不可原谅”的错误。要推进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心”和“心态”的研究，就需要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需要“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来自西方社会，要做到有所拓展和突破，需要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线索。费先生晚年推崇宋明理学，其良苦用心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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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爱玉、吴柳财的许多帮助，特此致谢，文责自负。
[2] 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3] “我没有进过私塾，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教育。连《三字经》《百家姓》也没有念过。”（《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2002c：346）；“要是说‘国学’，那么我的基础就差得多了。我认为所谓国学，不仅仅是懂得古文，还要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人文思想有深刻的理解才行。我在这方面没有下过工夫，基础不够扎实，研究得也不够深入。”（《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2003b：473）
[4] “社队企业有顽强的生命力。有个队办工业赔了钱，我问他们怎么办？回答是赔钱还得搞，这是因为工厂看来是赔了钱，但是生产队每一家都有人在厂里做工，挣得工资，所以不允许关厂，而宁可少拿一点工资。”（《费孝通全集》第十卷，1983d：220）
[5] “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2002c：347）
[6] “所以社会学是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通过社会调查，社会学的理论结合了社会实际。”（《费孝通全集》第九卷，1982d：277）“自然科学离不开实验，社会科学离不开社会调查。”（《费孝通全集》第九卷，1982e：297）
[7] “解放前我虽在一些大学里教过社会学的课程，但我个人的主要兴趣在于社会调查。在学校里所讲的大多是一些能利用我的调查资料的专题课程，对于社会学整个领域缺乏有系统的全面研究。”（《费孝通全集》第十卷，1983c：165）
[8] 在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中，费先生经常举的例子是通过江村的姑娘“烫头”而发现乡村工业的端倪及其导致的家庭关系的变化（《费孝通全集》第九卷，1982b：242）。
[9] 但是到1988年，费先生在《经历·见解·反思》一文的对答中，明确表示了对问卷式的社会调查的看法：“我怀疑它们，我不能相信它们中大部分所根据的原始数据的可靠性，因为使用的指标常常不是从所研究的地方得来的。我们使用家庭、亲属关系等等的调查项目，但这些项目的定义来自什么地方？它们常常是根据其他地方的资料提出的，然后简单地应用在这里。那可能导致严重误解。”（《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1987c：439）
[10] 费先生对美国学者阿古什（R. David Arkush）写的《费孝通传》不满意的“最大的缺点”就是“他把我的思想作为一种受了西方影响的思想来分析，从西方的学术发展来评价我。他不理解我的东方‘底子’，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中国学者。我是中国人，我的基本看法，也是中国人的看法”（《费孝通全集》第十一卷，1985e：370）。阿古什写《费孝通传》的主要依据都是费先生的早期作品，其中最能体现“中国人的看法”的当属《生育制度》中的“反馈模式”了。
[11] “不过就在那时我写了一本我喜欢的理论性著作《生育制度》（1947年）。我喜欢那本著作。它是我最好的著作之一。”（《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1987c：404）
[12] “越来越感到我过去太偏重在社会结构的分析和描述这方面……我不能不想到我的启蒙老师派克教授早就指出的人同人集体生活中的两个层次：利害关系和道义关系。我拾了基层，丢了上层，这是不可原谅的。”（《费孝通全集》第十四卷，1993c：257）
[13] 社会学方法论的发展中，学者们对于个案研究的讨论的关键问题也在于重视个案研究的理论价值而非应用价值。例如“拓展个案法”也是建立在理论关注基础上的方法（卢晖临、李雪，2007）。费先生在此处的讨论正是这个意思（《费孝通全集》第十五卷，1996a：274-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