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学术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着较大争论。但有两个问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一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问题，即它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近代的延续，还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引进，抑或是二者结合？二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问题，即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何时，其实质是什么，形成的标志又是什么？如果这两个问题不搞清楚，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有鉴于此，本节拟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一些新的探讨。
一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以及在近代遇到的挑战
有学者根据西方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这一事实，否认中国古代有民族主义的产生。这值得商榷。西方近代各民族，如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意大利民族等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西方近代各民族形成较晚，其民族主义的产生自然也就较晚。一般认为，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三大事态构成其主要的直接原因：一是法国大革命，特别是在这场革命中出现的人民主权论；二是作为对启蒙运动及其世界主义思想之反应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三是工业革命及其引起的社会大转型，亦即现今惯称的现代化过程”。[2]但和西方不同，中国的民族则形成很早，最迟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汉代以后称之为汉族）即已形成。由于中国民族形成较早，其民族主义的产生自然也就较早。章太炎就说过：“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3]孙中山也认为：“盖民族主义，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烁者也。”[4]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夏中心”观，是以信仰“天圆地方”说为其认识前提的。中国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相信自己居住的地方是天下的中心，有中心，就有四边，他们故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5]这种信仰“天圆地方”说、认为中国是天下之中心的华夏中心观，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封闭的小农经济结构而得到不断强化，这在中国历代刻印的“华夷图”“广舆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图“都把周边国家的位置标得模糊不清，中国的区域画得颇大，而汪洋大海却绘得很小。”[6]明末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一踏上中国土地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利玛窦中国札记》写道：“他们（指中国人——引者注）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的地理概念”[7]。
与华夏中心观相联系的，是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尊夷卑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各民族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参差不齐。早在先秦时代，在中原黄河流域即形成了早期的华夏文明，这一文明在当时的中华文明中居于中心或主导地位，而周边的诸族、诸国则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久而久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便形成了一种华尊夷卑的观念，认为华夏民族文明程度最高，中国是“天朝上国”，而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是一些不知华夏文明、未受礼仪熏沐的落后民族，并依其与中原所处的方位，分别称他们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士大夫的一个责任，就是要“以夏变夷”，用礼仪来教化周边的少数民族，使他们接受华夏文明（或汉族文明）。中西交通后，这种传统的“华尊夷卑”观念又被用来处理与欧美各国的关系，认为这些国家和古代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相类似，无论社会还是文化都比中国落后，故此称它们为“番”或“夷”。因为“番”或“夷”在中国的汉字中都是贬义词，与未开发或不文明联系在一起。
既然“华尊夷卑”，四周的少数民族都是一些不知华夏文明、未受礼仪熏沐的“夷狄”，所以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特别强调“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也就是强调民族之间的区隔。这种区隔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种族的区隔，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种族是区隔“夷”和“夏”的标准，换言之，判断一个人是“夷”还是“夏”，主要是看他出生于何种种族，出生于华夏族（汉族）的是“夏”，出生于少数民族的是“夷”；一是文化的区隔，即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文化作为区隔“夷”和“夏”的标准，换言之，判断一人是“夷”还是“夏”，主要是看他的文明程度，文明程度高的是“夏”，文明程度低的是“夷”。就此而言，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是一种种族民族主义的观点是片面的，种族民族主义只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反之亦然。这种强调民族之间区隔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观念历来又被称之为“春秋大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当华夏的农耕文化面临周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入侵时，这种“春秋大义”便成了激励华夏民族（亦即汉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先进的农耕文化的有力武器。
然而到了鸦片战争后，这种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夏中心”观、“华尊夷卑”观和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随着西方入侵引起的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开始受到挑战。首先，人们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天是圆的，地也是圆的，地既然是圆的，也就没有所谓的中心和边缘；世界上有五大洲、四大洋，有一百多个国家，中国只是这近百个国家中的一国，位置不在地球的中央，而在亚细亚之东南；中国虽然版图广袤，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是世界大国，但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有好几个，比如“南北亚墨利加，袤延数万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8]其次，人们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还逐渐发现，中西交通后，被中国人沿用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尊夷卑”观而称之为“夷”的西方国家，是那样的繁荣昌盛，城市“殿阙巍峨，规模闳钜”，交通十分便利，铁路、轮船四通八达，店铺林立，机器轰鸣，制造精美，重视教育，学校和藏书楼各地皆有，人民读书识字，生活非常富裕，政治民主，社会清明，如此等等，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些国家都不比中国落后，甚至比中国还要文明、开发、进步一些。比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公开承认“夷”有“长技”，不仅军事武器比中国先进，养兵练兵之法中国也不如人。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称赞美国的政治制度有“三代之遗意”。“三代政治”在中国仅是士大夫们梦寐以求的一种理想，但它在美国却成了现实。随着上述这两种认识和发现的增加，民族的一些先知先觉者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即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中的一员，民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不仅仅是由种族或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最早具有这种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的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冯桂芬。他在《校邠庐抗议》的“采西学议”中说：“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他并且认为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人才、学术等五个方面都不如西方人，中国再不“制洋器”，“采西学”，向西方侵略者学习，“不独俄、英、法、米为之患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9]此后，具有此种观念和意识的人逐渐增多起来。如郑观应在《易言·论公法》中便写道：“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10]因此，他希望中国人能放弃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夏中心”观，“自视为万国之一”。[11]王韬则公开批评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尊夷卑”观是“大谬不然”，“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他主张区别“华夷”的标准应是“系于礼之有无也”。[12]这一认识上的进步，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前提。因为只有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中的一员，才有可能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平等意识；同时也只有认识到民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不是仅仅由种族或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其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状况决定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才能产生一种民族危机感或民族忧患意识。而近代民族主义就是建立在民族认同、民族平等意识和民族忧患意识之基础上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夏中心”观、“华尊夷卑”观和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建立在“华尊夷卑”观之基础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
二 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传入及其影响
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对此贡献巨大。1901年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率先向国人介绍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这两个新名词。他认为“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欧美的“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下半”，自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突于人人之胸中，宁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概而言之，先是拿破仑征服欧洲以失败告终，后是希腊、比利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爱尔兰等分别获得自治或独立，就是“数百年憔悴于教政帝政下之德意志、意大利皆新建国称雄于地球矣”。就此而言，“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义也”。因为民族主义“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世界各国如果都能遵守民族主义的原则，“各明其界限以及未来永劫”，那么天下也就不会有侵略和压迫的事情发生。然而“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于是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民族帝国主义开始“萌达”。民族帝国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十八世纪以前的帝国主义，十八世纪以前的帝国主义“之政府，以一君主为主体，故其帝国者，独夫帝国也”。十九世纪下半以来的帝国主义“之政府，以全国民为主体，故其帝国者，民族帝国也”。所以，“凡国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也就像人的成长一样，“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这也是“萌达”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民族帝国主义到了二十世纪后所以会进入其“全盛”时期的重要原因。但返观中国，民族主义“犹未胚胎”，面对欧美民族帝国主义的竞争，国人还“墨守十八世纪以前之思想，欲以与公理相抗衡”，这只能是以卵击石，“不足道矣”。为此，梁启超大声呼吁国人迅速培养民族主义，以谋抵御欧美的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用他的话说：“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13]后来，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以及《新民说》等文中，梁启超又进一步向国人介绍和宣传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并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继梁启超之后，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也纷纷加入到介绍和宣传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行列。1902年7月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1期刊登的一篇题为《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文章，在谈到中国如何在世界经济竞争的大潮中“求自存之道”时指出：“近世欧洲意大利之独立，日耳曼之联邦，皆以同一种族，建一国家，民族主义之势力，大振于政治界。吾国之不振，非欧族使之然，自族不建国家之故也”。因此，中国要能够在世界经济竞争的大潮中求得“自存”，就必须向欧洲学习，大力倡导民族主义，建一民族国家。不久，文章的作者“雨尘子”又在《新民丛报》第28期上发表《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一文，认为民族主义和“多数人之权利”“租税所得之权利”一样，是“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之一，近日世界的大事变，如意大利的统一、希腊、罗马尼亚的独立，德意志联邦的形成，“推其中心，无不发于民族主义之动力”。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建立民族国家，“其民族不同者，则独立为一国”，“民族同一也，则结合为一国”，“故十九世纪，实为民族国家发生最盛之时代也”。[14]几乎与此同时，《浙江潮》第1、2期连载了余一的《民族主义论》。该文开章名义便写道：“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因为“今日欧族列强立国之本，在民族主义，固也；然彼能以民族主义建己之国，复能以民族主义亡人之国”。中国要想不被欧族灭亡，就只有大力提倡民族主义，以建立一民族国家。[15]1903年9月出版的《游学译编》第10期发表的一篇文章要求对国民进行“民族主义之教育”，认为“德意志之所以统一，意大利、希腊之所以独立，腓律宾、图兰斯法耳之所以抗战强敌”，是对其国民进行“民族主义之教育”的结果。所以，中国要实现“民族建国”，也就应该对国民进行“民族主义之教育”。[16]《江苏》第7期发表的《民族主义》一文认为：“民族主义，有一定之学说行于世者，自伊太利之满基尼始”。而满基尼对民族主义的定义是：“民族之于世界，犹个人之于社会，对于内有绝对之所有权，对于外有绝对之独立权。若一民族起而建独立自治之国家，无论何人，无对抗之权。此民族主义之本旨”。[17]
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尽管在一些具体的认识上他们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用《民族主义之教育》作者的话说：“是故民族建国者，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者，则但与本民族相提携，而不能与异民族相提携，与本民族相固著，而不能与异民族相固著。必能与本民族相提携、相固著，而后可以伸张本民族之权力”。[18]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同样指出：在封建时代，分土分民，或同民族而异邦，或同邦而异族，“胡汉吴越，杂处无猜”。但到了封建的末世，“民求自立而先自团，于是种族之界始生。同族则本吸集，异族则相反拨，苟为他族所钳制压抑者，虽粉身碎骨，以图恢复，亦所不辞，若德意志，若意大利，皆以同民族相吸而建新邦，若匈牙利，以异民族而分离于奥大利，皆其最著者也”。所以，民族主义是制造近世单一民族国家“之原动力也”。他认为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这是世界发展的大势，“苟反抗此大势者，虽有殊才异能，卒归失败”。法国的拿破仑之所以身败名裂，就是因为他“欲强合无数异种异言异教异习之民族，而成一绝大之帝国”。[19]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一般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有两个思想源头，一是法国的民族主义，一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比如，他们在举例说明什么是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意义时几乎都举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例子，而很少提到法国。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等人介绍和宣传的之所以主要是德、意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法国的民族主义，是因为法国的民族主义是政治民族主义，德、意的民族主义是文化民族主义，而德、意的文化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更接近。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两者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法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之中，而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争取民族统一、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之中。相比较而言，德、意的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接近于中国，因此也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用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的话说：“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特不知我民族自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则莫强，无之则竟亡，间不容发，而悉听我辈之自择”。[20]这可以说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当时积极从事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介绍和宣传的中国知识界的基本共识。
然而到了1903年，当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勃然兴起后，梁启超的认识却发生了变化。这年秋他写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在此文中，他介绍并接受了伯伦知理关于“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的理论。首先，伯伦知理认为“以往学者往往以国民与民族混为一谈”，但实际上国民与民族是有分别的，“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有八个最主要的“特质”：即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但“同地”与“同血统”仅就民族形成的初期而言，随着历史的发展，则同一民族而分居各地，或不同民族同居一地，以及经过同化血统不同但同为一族的现象也很普遍，“如美国民族不同地不同血统，而不得不谓之民族也”。在这八个特质中，又“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对比梁启超以前对民族的看法，即“同血统、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形成民族，他所接受的伯伦知理对民族的定义有两点不同：一是同一民族可以包括不同血统的人，二是文化（如语言、文字、风俗）比血统对一个民族的形成更重要一些。其次，伯伦知理认为“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1）凡一民族必须具有“其固有之立国心”、“能实行之势力”和“欲实行之志气”，然后才可以创立国家；（2）民族立国虽然不必将“同族之部民”悉纳入于国中，但“必须尽吸纳其本族中所固有之势力而统一于国家”；（3）“合多数之民族为一国家，其弊虽多，其利也不少”，但“此等多族混合之国，必须以一强力之族为中心点，以统御诸族，然后国基乃得坚”。在此之前，梁启超认为民族建国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现在伯伦知理则告诉他：建立多民族的国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其利也不少”，因为“世界文明每由诸种民族互相教导互相引进而成，一国之政务亦往往因他族之补助而愈良”。最后，伯伦知理“不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因为在伯氏看来，凡一民族要有“其固有之立国心”“能实行之势力”和“欲实行之志气”，然后才可以创立国家，而这首先必须使其民族的成员具有“国民资格”，即要有“发表其意想，制定其权力”的独立“人格”和在国家这一“完全统一永生之公同体”内充分活动的“法团”精神。所以“国民资格”是“国家所最渴需者”，但“国民资格”的培养和获得则有多种途径，民族主义并非唯一选项。[21]而此前梁启超则认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正是基于他所接受的伯伦知理的这些理论，梁启超对“两年以来，民族主义稍输入于我祖国，于是排满之念勃郁将复活”的现象提出了三点质疑。第一，对汉人已具立国资格提出质疑。如前所述，根据伯伦知理的理论，一个民族必须具有（一）固有之立国心；（二）可实行之能力；（三）欲实行之志气这样三个条件，然后才可以建国。就汉族而言，梁启超认为，第一个条件“固有之立国心”是具有的，第三个条件“欲实行之志气”极少数人也具有，但第二个条件“可实行之能力”在“今日犹未”具备，汉族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民族的一分子，而非“国民”的一部分。所以，汉族的当务之急是养成“国民资格”，以便为民族建国做好实行的准备。第二，对“排满”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所谓“排满”，是排满人呢？还是排满人所建立的恶政府呢？如果是排满人，以便汉人为政，那不过是“将腐败而亦神圣之”，换汤不换药，中国的政府还是一个恶政府。如果是排满人所建立的恶政府，则“虽骨肉之亲，有所不得而私”，与“满”不“满”则没有多大关系，难道只排恶政府中的满人，而不排恶政府中的汉人？如果以“排满”而取代排“恶政府”，那是“认偏师为正文，大不可也”。他尤其反对章太炎提出的“排满复仇论”，认为那是以“排满复仇”取代“民族建国”，是一种“不健全的理论”。第三，对排满才能建国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根据伯伦知理关于民族的定义，“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因为汉族的同化力特别强，包括满族在内的很多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后早已与汉族同化，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不提民族建国则已，中国要提民族建国，就必须“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否则，“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摈弃之”，这与民族建国的目的是南辕而北辙。[22]
关于1903年后梁启超所以会接受伯伦知理的理论以及认识发生变化的原因，有不少学者做过分析，认为他主要是受游历美国时所见所闻和他老师康有为的影响，思想从原来的激进再度转为保守。对此，作者没有异议。但我们不同意那种认为1903年后梁启超已完全放弃民族主义，而改信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换言之，以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取代了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的观点。因为就梁启超1903年以后的思想来看，他只是放弃或修改了他以前对民族主义的一些认识，并没完全放弃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仍然是他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并非如水火冰炭不能并存，梁启超在介绍伯伦知理“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后便明确指出：“由此观之，伯氏固极崇拜民族主义之人也”。[23]既然作为国家主义学说的创立者伯伦知理都可以“崇拜民族主义”，为什么梁启超就不能在接受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学说的同时，又接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呢？当然，由于受伯伦知理的影响，他认为培养“国民资格”，以使他们具有民族建国的能力，可能比宣传、提倡民族主义更重要一些，加上革命派以民族主义鼓动“革命排满”，所以自1903年后，梁启超再没有集中介绍、宣传和谈论过民族主义的问题。
三 从传统到近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便是在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换言之，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都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源头活水。就近代尤其是晚清时期的思想家来看，他们大多先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后来才接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其民族主义思想经历过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两种民族主义（即中国的传统民族主义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他们的思想中并存而不悖。比如孙中山，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渊源于中国历史上的反满传统，尤其是近代太平天国的反满传统。孙中山小时就特别喜欢听太平天国老战士讲洪秀全反清革命的故事，对洪秀全十分敬慕，称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后来，他不但经常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事迹来鼓励同志，赞扬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英勇斗争，而且还于1902年嘱咐刘成禺写了一本《太平天国战史》，以“发扬先烈”，作“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并称赞太平天国革命“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而太平天国的反满，其出发点便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夷夏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除了历史上的反满思想尤其是太平天国的反满思想，亦即中国的传统民族主义外，欧美及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思想和民主革命理论也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他非常仰慕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后的飞速进步。夏威夷人民不畏强暴反抗美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英勇斗争，也给当时正在夏威夷求学的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还直接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作为提倡民族主义的依据。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都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
再如章太炎，自述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时说，他“小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24]所以他十四五岁时便“已有逐满之志”。[25]1898年他应张之洞的邀请到武昌主持《正义日报》，有人请他就张之洞的新著《劝学篇》发表点意见，请他者本来是希望他说点好话，但他对该书劝人们忠于清廷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汉族人民数千年来对于“夷夏之辨”的民族大义已“沐浴膏泽沦浃精味久矣”，岂能忠于“蹂躏吾族几百年，茹毛饮血，视民如雉兔”的满族统治者。其结果，他的这一通富有“春秋大义”的宏论，使他在武昌再也无法待下去了。除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外，章太炎还接触和接受过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用他的话说，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话，虽然使他的民族思想渐渐发达起来，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章太炎在这里所讲的“东西各国”的“东”，指的是日本。当时日本的民族主义学理，也是西方的舶来品。所以，章太炎所“收拾”的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学理”。尽管章太炎从甲午战争以后开始接触和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他的思想中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尤其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可能是保留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较多的革命思想家之一。
梁启超也是如此。他虽然是中国宣传、介绍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但在他接触和宣传、介绍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之前，也接受过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洗礼。据其自述，他四、五岁时，祖父就给他讲“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26]所以，后来他在湖南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期间，给学生们所讲的，“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27]在批答学生的札记中，他更有“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等语。
在近代，主要是在晚清，像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这样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于一身的思想家决非特例，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它实际上是当时两种民族矛盾的存在并日益激化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两种民族矛盾是：（1）中华民族与东西方列强亦即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此后资本主义列强又先后发动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战争。如果说1895年之前，以英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列强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的话，那么，1895年以后，以日本为主的资本主义列强发动战争的目的，除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外，还想占领和瓜分中国。所以从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中国的民族危机突然严重起来，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而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的这种感受有了进一步的加深。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激化了，当时不少报刊都以大量的篇幅揭露、抨击过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和阴谋瓜分中国的罪恶行径，各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群众运动，如义和团运动、拒俄运动、拒法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更是波澜壮阔，此伏彼起。（2）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与建立清王朝的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并日益激化。清兵入关并建立清王朝之初，曾对汉族和其他民族实行过残暴的民族屠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那时候汉族和其他民族与满族贵族之间矛盾十分尖锐，经常爆发汉族的反抗与斗争，汉族知识分子的“夷夏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非常强烈。但当清王朝统治稳定下来后，清统治者采取了一些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加上岁月的流逝，人们已逐渐习惯了清王朝的统治，汉族和其他民族与建立清王朝的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缓和了下来，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满汉问题很少有人公开提起。然而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满汉矛盾又开始激化起来。造成满汉矛盾激化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满族贵族主动挑起的，也有汉族进步知识界尤其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宣传鼓动起来的，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康有为发动和领导的戊戌变法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但以刚毅为代表的一些满族亲贵则将戊戌变法与满汉民族利益联系并对立起来，认为“改革者，汉人之利也；满人之害也”，[28]康有为发动和领导的戊戌变法只救汉人的中国，而非保满人的大清，甚至散布所谓“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人肥”一类的流言蜚语，从而挑起满汉之间的对立。又如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满洲贵族担心大权旁落，于是借官制改革之名，行集权亲贵之实，官制改革后的11个部13个尚书大臣中，有8人是满蒙亲贵，汉族官僚仅5人而已。这种集权亲贵的做法，打破了长期以来清廷主要官员满汉各半的惯例，自然要引起汉族官员的强烈不满，从而使满汉矛盾在统治阶级上层凸显出来。后来的皇族内阁的出笼也是一样，表现出来的是满洲贵族十分狭隘的民族意识，在13位阁员之中只有4位汉人。时人称清统治集团的这些所作所为是“排汉主义”。在汉族进步知识界方面，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出于对清王朝统治导致了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以及满族贵族为了一族一姓一家私利而反对变革的强烈不满，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就流露或宣传过一些反满或排满的思想。到了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认为，中国之所以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原因就在于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所以要救国，就必须先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就必须动员广大汉族官僚、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参加反清革命。于是强调“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春秋大义”，揭露满族贵族对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实行的民族屠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亦即“反满”“排满”的宣传，便成了他们动员广大汉族官僚、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参加反清革命的重要方式或手段。据学者的统计，1902年至1903年革命派创办的《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浙江潮》等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涉及“排满”宣传的约占总数的15%～20%，《江苏》杂志涉及“排满”宣传的文章比例更高，达到了30%以上。[29]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在这双重的民族矛盾及其日益激化的基础上形成或产生的。这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或产生不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或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汉族和其他民族与建立清王朝的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刺激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的“复兴”，而中华民族与东西方列强亦即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被人们所接受的重要原因。因为如前所述，西方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反对“民族帝国主义”的武器而被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在接受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又对中国传统民族主义进行过一番改造，从而使它具有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特质。比如，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要“排满”，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不仅仅在于它是满洲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而且还在于它是腐败的专制主义政权，正是这种腐败的专制主义政权，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所以，只有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汉民族的民主政权，才能挽救民族危机，实现中国的富强。这样他们就把反对清王朝的统治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结合了起来，这样也就给中国传统民族主义赋予了新的思想意义。同样，他们在接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又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进行过选择，他们接受的主要是那些能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培养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有利于建立独立、民主的民族国家的内容，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中所含有的民族扩张主义的内容则被他们斥之为“民族帝国主义”或“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接受，相反还加以严厉批判。如梁启超在介绍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时，就对“民族帝国主义”进行过批判。“雨尘子”的《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一文认为，帝国主义“胚胎”于“十九世纪民族主义之大发达”中，是“民族膨胀”的自然结果，“因己之不足而羡人之足，因己之膨胀而芟除世之不如己者”，所以，就实质而言，帝国主义“则强盗主义也”。[30]
我们还应看到，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也并非如水火冰炭不能并存，相反它们还有一些相似或相通的地方。比如，中国传统民族主义讲“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亦就是儒家所讲的“春秋大义”，但如前面我们已指出过的那样，它实际上包含有两种含义：一是种族的区隔，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是文化的区隔，即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前一含义，可以称为种族民族主义；后一含义，可以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讲的民族建国，实际上也包含有两种含义：一是以血统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也就是《民族主义论》作者所说的“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二是以文化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多民族的国家，如伯伦知理就认为，文化（如语言文字风俗）比血统对一个民族的形成更重要一些，所以一些不同血统但文化相同的民族，可以联合在一起，建立起多民族的国家。杨度就曾明确指出：关于民族主义，西方各家学说虽然各不相同，“然其大别亦不过血统与文化二种。持血统说者，如甄克思等是也。持文化说者，如巴尔鸠斯是也”。[31]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不论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两种含义，还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这两种含义，都分别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产生过影响，成为他们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概而言之，从中国传统的种族民族主义（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想）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以血统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这两种思想资源出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了“排满”和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从中国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即“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思想）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以文化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多民族国家这两种思想资源出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提出了“合满”和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的主张。我们前面讲到的梁启超的“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理论，实际上也是以这两种不同含义的民族主义为其思想资源的。具体来说，他的“小民族主义”理论是以中国传统的种族民族主义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以血统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的思想为其依据的；他的“大民族主义”理论的依据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以文化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思想。
四 清末民初：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民族建国。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也是民族建国。所以，无论革命派也好，立宪派也好，他们的民族主义也就主要体现在民族建国方面。民族建国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同要求，但在如何建国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他们则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概而言之，他们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排满”与“合满”的分歧；（2）与此相联系的，是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还是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的分歧。革命派主张的是前者，而立宪派主张的是后者。
革命派的“排满”最早可以追溯到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筹建兴中会总部时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到了20世纪初随着革命思潮的兴起，“排满”更成了革命派的一项主要政治诉求。革命派“排满”的思想来源之一，也可以说是主要的思想来源，便是中国传统的种族民族主义，亦即“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想。比如刘师培在他的《两汉学术发微论》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清儒内夏外夷之言，岂可没欤”？在一些革命派看来，只有汉族统治者才是正统，包括满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不应入主“中原”，取得国家的统治权，否则便是“亡中国”。以章太炎为精神领袖的国粹派（他们是革命派的一翼）主办的《国粹学报》自创刊号起，便以凄怆的笔调大肆喧嚷汉民族的亡国之痛。正是从传统的种族民族主义出发，他们把种族革命、逐满光复看成第一件大事，把恢复汉族政权，重见“汉官威仪”视为“排满”的重要目标。就是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在革命的开始阶段，基于中国传统的种族民族主义观念上的种族革命思想也较浓厚。他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实际上就来自于1367年元太祖朱元璋命徐达北伐时所发布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檄文。与“排满”相联系，革命派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关于民族建国是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的思想资源出发，主张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详见下一节）。
和革命派主张革命“排满”和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相反，立宪派则主张“合满”和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并为此与革命派展开过激烈论战。如果说革命派主张“排满”和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思想来源是中国传统的种族民族主义，亦即“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想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以种族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思想，那么，立宪派主张“合满”和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的思想来源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亦即“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思想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以文化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因此，立宪派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一是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满洲与我，确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32]二是强调中国的民族建国，是建立一个包括满洲在内的多民族国家，而非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详见下一节）。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虽然在如何建国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革命派主张“排满”，以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立宪派则主张“合满”，以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但无论是单一的汉民族国家也好，还是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也好，如果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思想及主张仅仅停留于此，那么，他们的民族主义还不能完全称之为近代民族主义。因为一个国家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还是由多民族构成的，这只表明国家的构成元素，而不能完全说明国家的性质。国家的性质主要是由国家的政权性质决定的。值得庆幸的是，革命派和立宪派所主张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或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而且还是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所以，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又包含有反帝反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革命派之所以要“排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只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能挽救民族危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孙中山便认为，中国之所以会陷入被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境地，原因就在于清王朝的软弱不振和卖国投降。他曾沉痛指出：“曾亦知瓜分之原因乎？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政府若有振作……外人不敢侧目也”。因此，中国“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33]陈天华指出，《辛丑条约》签订后的清王朝所作所为，不过是“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34]只有推翻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中国的救亡图存才有希望。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强调：“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35]这样革命派就把“排满”与“反帝”结合了起来，同样，立宪派之所以反对“排满”，而主张“合满”，是因为在他们看来，20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兴盛的时代，而“民族帝国主义”与以前的“帝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既然“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那么我们要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也就必须集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包括满人的力量，而不能兄弟阋于墙，制造满汉对立，“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摈弃之”。所以，梁启超质问革命派：“排满而能御列强之侵入乎？抑合满而能御列强之侵入乎？”[36]他的结论当然是“合满”更有利于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
革命派之所以要“排满”的另一重要原因，清王朝不仅是异族政权，而且还是封建专制政权，所以“排满”既是民族革命，又是政治革命，如果说民族革命目的是要恢复汉人对全国的治理，那么，政治革命的目的则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就一再强调：我们推翻满清政府，从驱除满洲人那一面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分作两次去做。所以就政治革命而言，“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37]章太炎在《定复仇之是非》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夫排满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王权矣”。[38]刘师培在《普告汉人》中宣称：“近日之满洲，乃一族肆于民上者。以一人肆于民上犹不可，况以一族肆于民上耶！故就种界而言，则满洲之君为异族；就政界而言，则满洲之君为暴主。今日之讨满，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者也”。[39]同样，立宪派虽然反对革命派的“排满”，反对革命派提出的“种族革命”的主张，但他们不仅不反对革命派提出的“政治革命”的主张，相反认为只有实现政治革命，结束封建专制统治，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因为如前所述，根据梁启超所接受的伯伦知理的理论，一个民族在建国之前，首先必须使其民族成员具有“国民资格”，即要有“发表其意想，制定其权力”的独立“人格”和在国家这一“完全统一永生之公同体”内充分活动的“法团”精神。但在专制政体下，民族成员的“国民资格”是培养不出来的，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当然立宪派对政治革命的理解与革命派是有差异的，革命派的“政治革命”，指的是民主共和，而立宪派的“政治革命”，指的则是君主立宪。但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是民主的政体形式。
这里尤需指出的是，虽然革命派和立宪派在如何建国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上存在着分歧，革命派主张“排满”和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立宪派则主张“合满”和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并为此展开过激烈论战，但他们也在不断地吸取对方的一些正确观点而对自己以前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修正。概而言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逐渐修改了原来那种认为清王朝不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观点，并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革命派“种族革命”的合理性。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逐渐放弃了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思想，声明“排满”只反对压迫、仇视汉人的满族统治者，而不是普通的满族民众。同时，他们也逐渐放弃了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构想，而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主张。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便郑重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0]“五族共和”“五族平等”被确立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则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