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深泽县城

（一）南深泽城

南深泽县，西汉时期属涿郡，见于《汉志上》。《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观津，勃海之东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饶阳、安平、南深泽八县益乐成国。”李贤注：“南深泽在今定州深泽县东也。”其乐成国后改安平国。《后汉志二》：安平国属县“南深泽，故属涿”。晋时改属博陵郡，见于《晋志上》。《魏志上》：博陵郡领县“深泽，前汉属涿，后汉属安平，晋属。二汉、晋曰南深泽，后改。有女蜗神祠”。则南深泽县一直相沿，至北魏时期改称深泽县。

北齐时省废深泽县，隋时复置。《隋志中》：博陵郡统县“深泽，后齐废，开皇六年复”。《通典》卷一百七十八：定州领县“深泽，汉南深泽县”。其以隋唐时期重置深泽县相沿于汉代南深泽县。《元和志》卷十八：定州，“深泽县，中，西北至州九十里。本汉南深泽县也，以涿郡有深泽县，故此加南以别之，属中山国。高齐省，隋开皇六年分安平县，于滹沱河北重置深泽县，属定州，皇朝因之。滹沱河。县南二十五里。光武为王郎所追，至滹沱，欲渡，导吏还言水深无船，左右惧。上使王霸前瞻水，霸恐惊众，乃言可渡。比至冰合，以囊沙布冰上，乃渡。未毕数车，冰陷。今名沟傍合处为危渡口”。《旧唐志二》：祁州领县“深泽，汉县，属中山国。至隋不改，属定州。隋徙治滹沱北，本县治也，隋末陷贼。武德四年复立县，景福二年割属祁州”。其以汉代南深泽县属中山国，与《汉志》不合，有误。《寰宇记》卷六十：祁州，“深泽县，东北四十里。旧一十乡，今四乡。盖汉南深泽县也。以涿郡有深泽县，故此加南以别之。以界内水泽深广名之，属中山国。高齐省。隋开皇六年分安平县于滹沱河北重置，属定州。唐朝因之，至景福二年隶祁州。危渡口在县东南三十里。范晔《后汉书》：光武为赤眉所追，南驰至滹沱，导吏还言水深无船，左右惧，上使王霸前瞻，霸恐惊官属，乃曰可渡。比至，冰合，军渡既毕，其冰遂泮，因名危渡口。五鹿津口在县南一十五里。旧说昔有五鹿引军渡过，遂名五鹿口。盖滹沱河深不可测，有揭衣所济处也。盘蒲泽，《河北记》云：深泽县盘蒲泽生而萦委，传云光武至此遇风雨，系马于此，后蒲生如之。南深泽城，《郡国县道记》云：在县二十五里有南深泽故城，以城名言之，即是涿郡之属县，以去国里数校近，即此是中山之属县。”其“县二十五里”，依上引李贤注，似当为“县东二十五里”之讹。而以其地与汉代中山国都卢奴（今定州）相距较近推测当属中山国，或为此一时期误识。《明统志》卷二：祁州深泽县，“在州城南二十里。……宋熙宁中省入鼓城县，元祐初复为县。元省入束鹿县，寻复置，属祁州，本朝因之”。其相沿至今，即今河北深泽县。《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祁州深泽县，“南深泽城，在县东南五十七里。《十道志》云：汉置深泽县，属中山国，今县治是也。又于滹沱河南置南深泽县，属涿郡，此城是也。后汉废深泽县，而南深泽如故。后魏改为深泽县，北齐废。隋复置县于滹沱河北，即汉故深泽县治，而南深泽遂废。唐武德初郡贼魏刁儿作乱，据深泽，掠冀、定间，称魏帝，窦建德击灭之”。其以南深泽城在深泽县东南五十七里，与《寰宇记》所述“二十五里”不符，当有误。而以汉时中山国所属深泽县置于滹沱河北，为隋唐以后深泽县城相沿，亦并无实据。《清统志》卷五十五：“南深泽故城，在今深泽县东南三十五里。汉高帝八年封功臣赵将夕为深泽侯，后置深泽县，属中山国。又置南深泽县，属涿郡。后汉省深泽，以南深泽属安平国。后魏去南字。隋复置今县。《元和志》：县西北至定州九十里。本汉南深泽县，高齐省。隋开皇六年分安平县于滹沱河北重置深泽县。《寰宇记》：县在无极县东北四十里。《郡国县道记》云：县南二十五里有南深泽故城，以城名言之，则是涿郡之属县；以去国里数较近，则此是中山之属县。”其以南深泽故城在深泽县东南三十五里，不知何据。依《寰宇记》所述，其当在今铁杆镇故城村。其东南约5公里今安平县石干乡马江村中公路旁发现汉代封土墓。

南深泽县西临下曲阳县。《战国策·燕策三》：燕国使者言“臣闻全赵之时，南邻为秦，北下曲阳为燕，赵广三百里”。鲍彪本注：“下曲阳，属钜鹿。”《史记·曹相国世家》：汉高祖二年（前205年），曹参与韩信“击魏王于曲阳，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正义》：“《括地志》云：上曲阳，定州恒阳县是。下曲阳在定州鼓城县西五里。”则在战国秦汉之际已有下曲阳城。汉代沿置下曲阳县。《汉志上》常山郡蒲吾县下注：“大白渠水首受緜曼水，东南至下曲阳入斯洨。”钜鹿郡属县“下曲阳，都尉治”。应劭曰：“晋荀吴灭鼓，今鼓聚、昔阳亭是也。”颜师古曰：“常山有上曲阳，故此云下。”其以“今鼓聚、昔阳亭”为西汉时期下曲阳县城，当表明至迟在东汉晚期下曲阳县城已迁移此地。很可能因原为都尉治所，在县城外并有都尉治城，故分置鼓聚及昔阳亭。《后汉志二》：钜鹿郡属县“下曲阳，有鼓聚，故翟鼓子国。有昔阳亭”。所指当与应劭注相同。其晋克鼓在周景王十八年（前527年）。《国语·晋语九》：“中行穆子帅师伐狄，围鼓。”韦昭注：“鼓，白狄别邑。”中行穆子即荀吴。《左传·昭公十二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杜预注：“鲜虞，白狄别种，在中山新市县。昔阳，肥国都，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又注：“肥，白狄也。绵皋，其君名。钜鹿下曲阳县西南有肥累城。”《左传·昭公十五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人鸢鞮归。”杜预注：“鼓，白狄之别。钜鹿下曲阳县有鼓聚。”又注：“鸢鞮，鼓君名。”《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六月，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使涉佗守之。”杜预注：“东阳，晋之山东邑，魏郡广平以北。”又注：“昔阳，故肥子所都。”其以下曲阳县属钜鹿郡，与《后汉志》相同。以“下曲阳县有鼓聚”，当亦与应劭注及《后汉志》所指相同，在原下曲阳城址。而以“昔阳”为“肥国都”，在今山西昔阳县境，则有误。后有刘炫等辨之，以昔阳当属鼓国都城^[53]，似亦不尽妥切。依《左传》所记，其“昔阳”与“鼓”当相别为二，而均属鼓国。鼓国原以鼓城为都，以昔阳为别邑。晋克鼓后，鼓子返回，即居于昔阳，而被灭国。晋时下曲阳县一度归属赵国。《晋志上》：冀州赵国统县“下曲阳，故鼓子国”。其“故鼓子国”是指古鼓国都城，还是指东汉以后所置鼓聚，不能明了。北魏时期改称曲阳县，复属钜鹿郡。《魏志上》：定州钜鹿郡领县“曲阳，二汉、晋属赵国，曰下曲阳，后改。有临平城、真乡城、曲乡城。有尧祠、青丘”。《水经注·浊漳水》：“白渠水又东，谓之斯洨水。《地理志》曰：大白渠东南至下曲阳入斯洨者也。东分为二水，枝津右出焉，东南流，谓之百尺沟。又东南迳和城北，世谓之初邱城，非也。汉高帝十一年封郎中公孙耳（昔）为侯国。又东南迳贳城西，汉高帝六年封吕博为侯国。百尺沟东南散流，迳历乡东，而南入泜湖，东注衡水也。斯洨水自枝津东迳贳城北，又东，积而为陂，谓之阳縻渊。渊水左纳白渠枝水，俗谓之祗水。水承白渠于藁城县之乌子堰，又东迳肥累县之故城南，又东迳陈台南。台甚宽广，今上阳台屯居之。又东迳新丰城北。按《地理志》：钜鹿有新市县，侯国也。王莽更之曰乐市，而无新丰之目，所未详矣。其水又东迳昔阳城南，世谓之曰直阳城，非也。本鼓聚矣。《春秋左传·昭公十五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三月，鼓人请降。穆子曰：犹有食邑，不许。军吏曰：获城而弗取，勤民而顿兵，何以事君？穆子曰：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也。贾怠无卒，弃旧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义不爽，好恶不愆，城可获也。有死义而无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以鼓子鸢鞮归，既献而返之。鼓子又叛，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籴负甲息于门外，袭而灭之，以鼓子鸢鞮归，使涉沱守之者也。《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阳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别也。下曲阳有鼓聚，故鼓子国也。白渠枝水又东迳曲阳城北。又迳安乡县故城南，《地理志》曰：侯国也。又东迳贳县，入斯洨水也。”其贳城在今束鹿县南。藁城县在今藁城市西岗上镇故城村，已发现一处商代及汉代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采集有汉代灰陶板瓦、筒瓦及瓦当等。隋代移藁城县于今藁城市址。肥累县故城在今藁城市西南城关镇南马村东南，已发现一处东周至汉代遗址，现存面积约2.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暴露遗迹有灰坑等。在南马村东约1000米的城子村北曾发现夯土城墙遗迹。其北城关镇二村发现有汉代砖室封土墓^[54]。在肥累县故城东有昔阳城及曲阳城（下曲阳城），二者隔以白渠枝水。其昔阳城，又称直阳城，而真与直音相近，则《魏志》所述“真乡城”当指此城。《十三州志》所述“晋阳亭”，京相璠所述“鼓聚”，当均指此城址。郦道元从之，并以“昔阳城”、“鼓聚”与鼓国都城合而为一。而曲阳城当相沿于东汉以来下曲阳城。

北齐时期省废曲阳县。隋代又置鼓城县，而后相沿。《隋志中》：赵郡统县“藁城，后齐废下曲阳入焉，改为高城县，置钜鹿郡，开皇初郡废。十年置廉州，十八年改为藁城县，大业初州废。又，开皇十六年置柏乡县，亦废入焉。鼓城，旧曰曲阳，后齐废。开皇十六年分置昔阳县，十八年改为鼓城。十六年又置廉平县，大业初并入”。《通典》卷一百七十八：定州领县“鼓城，春秋鼓子国也。汉临平县故城在东南。又有汉下曲阳县在西”。《元和志》卷十七：恒州，“鼓城县，中，十三。西北至州九十五里。本春秋时鼓子国，盖白狄别种也”。又，“滹沱水，去县北十三里”。《旧唐志二》：镇州领县“鼓城，汉临平、下曲阳两县之地，属钜鹿郡。隋分藁城于下曲阳故城东五里置昔阳县，寻改为鼓城。武德四年属廉州。州废，属定州。大历三年割属恒州”。《寰宇记》卷六十一：镇州，“鼓城县，东北（南）九十五里，旧十二乡。本春秋鼓子之国，盖白狄别种也。汉下曲阳县之地。《春秋左传》曰：晋荀吴围鼓。杜注云：钜鹿下曲阳县有鼓聚是也。《十三州志》云：中山有上曲阳，故此加下。隋开皇六年分藁城地，于下曲阳故城东五里置昔阳县，属定州，即今县是也。十年改属廉州，十八年改昔阳县为鼓城，盖取古鼓国以为名。唐贞观元年废廉州，改属定州，大历三年又与赵州栾城县同割，以隶恒州。雷泽，《中山记》：雷河沟水源出鼓城县。临平故城，汉以为县，废城在今县东南。下曲阳城，亦汉县，废城在今县西。滹沱水，在县北十三里”。《新定九域志》卷二：祁州“下曲阳城，春秋鼓子子鸢鞮之国也，见《左氏传》。《十三州志》：中山有上曲阳，故此称下”。

其下曲阳城当为《水经注》所述曲阳城，而昔阳亭及鼓聚已不再述及，当已无法指实。《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晋州，“鼓城废县，今州治。……宋亦为鼓城县，元始为晋州治，明初省。《城邑考》：州城元季故址，明景泰三年增修，宏治五年大水，城坏，八年以后相继修葺。今土城周三里有奇。下曲阳城，州西五里。刘昫曰：北齐废曲阳县入藁城，隋分藁城，于下曲阳故城东五里置昔阳县，寻改曰故（鼓）城是也”。又：“昔阳亭，在州东。应劭曰：下曲阳有鼓聚，有昔阳亭。《左传·昭公二十二年》：鼓叛晋，晋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克之。东阳，今冀州。昔阳，即鼓子所都。”其晋州即今河北晋州市。而以昔阳亭在晋州城东，则不确。今晋州市区政府街路北发现宋代遗址，暴露遗迹有水井，采集遗物有瓷碗、盘及“政和”钱币等。其西城关镇鼓城村残存一古城址，城墙已不存，形制不明，采集有东周时期灰陶板瓦、瓮、罐等残片。调查者推测当属鼓国故城^[55]，当合于史实。而比照上引相关记载，其当属《水经注》所记之曲阳城及《括地志》等所记之“下曲阳故城”。在此城址东北城关镇塔上村西北发现一处汉代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暴露遗迹有灰坑和墓葬，采集遗物有灰陶板瓦、瓮、罐等残片及货泉。很可能亦与之相关。其“鼓城”村之称唯见于近世，或由“古城”演变而来。如此，此城址当原为鼓国都城鼓城之所在，鼓国灭后，于此置鼓聚。至东汉以后沿用为下曲阳城，另在其西北元头乡元头村西南发现一处商周至汉代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暴露遗迹有灰坑和红烧土堆积，采集有商周时期的夹砂灰陶绳纹鬲、泥质灰陶绳纹罐残片及汉代灰陶壶和铜镜等。与《水经注》等相比照，其当为原昔阳城之所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于此置下曲阳县^[56]。东汉时期移下曲阳县于原鼓城址，而于此置鼓聚及昔阳亭。二城之间隔以大白渠水。

《后汉书·光武帝纪》：更始二年（24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循蓟。王郎移檄购光武十万户，而故广阳王子刘接起兵蓟中以应郎，城内扰乱，转相惊恐。言邯郸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于是光武趣驾南辕，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饶阳，官属皆乏食。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传吏疑其伪，乃椎鼓数十通，绐言邯郸将军至，官属皆失色。光武升车欲驰，既而惧不免，徐还坐，曰：‘请邯郸将军入。’久乃驾去。传中人遥语门者闭之。门长曰：‘天下讵可知，而闭长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进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为长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驰赴之，信都太守任光开门出迎。世祖因发旁县，得四千人，先击堂阳、贳县，皆降之。王莽和成卒正邳彤亦举郡降。又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各率宗亲子弟据其县邑，以奉光武。于是北降下曲阳，众稍合，乐附者至有数万人。”李贤注：“《山海经》云：太戏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畤县东，流经定州深泽县东南，即光武所度处，今俗犹谓之危度口。臣贤案：呼沱河旧在饶阳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饶河故渎决，令北注新沟水，所以今在饶阳北。”又注下曲阳：“县名，属钜鹿郡。常山郡有上曲阳，故此言下。”又注下博：“下博，县，属信都国。在博水之下，故曰下博。故城在今冀州下博县南。”《后汉书·王霸传》：“光武即南驰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后，从者皆恐。及至滹沱河^[57]，候吏还白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济。官属大惧。光武令（王）霸往视之。霸恐惊众，欲且前，阻水，还即诡曰：‘冰竖可度。’官属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护度，未毕数骑而冰解。”《后汉书·冯异传》：冯异字公孙。“及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至饶阳无蒌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异上豆粥。明旦，光武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及至南宫，遇大风雨^[58]，光武引车入道傍空舍，异抱薪，邓禹热火，光武对灶燎衣。异复进麦饭菟肩。因复度滹沱河至信都，使异别收河间兵。”建武六年，冯异入朝，光武帝诏曰：“仓卒无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李贤注：“无蒌，亭名，在今饶阳县东北。”“南宫，县名，属信都国，今冀州县也。”又注：“《光武纪》云：度滹沱河，至下博城西，见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是自北而南。此传先言至南宫，后言度滹沱河，南宫在滹沱南百有余里，又似自南而北。纪、传两文全相乖背，迹其地理，纪是传非。诸家之书并然，亦未详其故。”《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深州，“南宫亭，在州南。更始二年，光武自下曲阳驰至滹沱，渡河至南宫，遇大风雨，引车入道旁空舍，对灶燎衣，冯异进麦饭处矣。旧志云：在南宫县。据《后汉书》：光武自南宫进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父老言信都为长安守，去此八十里。异时光武敕冯异曰：滹沱河麦饭。是南宫近滹沱河、下博间也。若谓今之南宫县，相去远矣”。所辨有理，然似不甚妥切。依《元和志》及《寰宇记》所述，唐宋之际滹沱河在鼓城县北十三里、深泽县南二十五里一线，危渡口在深泽县东南三十里。汉代滹沱河当亦大致循行此一水道。则西汉时期下曲阳县城当北临此滹沱河，危渡口所在当属下曲阳县地。两汉之际仍如此，故《后汉书》等均记为“至下曲阳”、“至滹沱河”。而其时南深泽县城当位于滹沱河北，东近饶阳县城，西近下曲阳县城。光武帝自饶阳县城西南行至危渡口，必经南深泽县城。而诸书所记“南宫”即在此间。由此推之，其“南宫”当系“南深泽”之误。如此，可释众惑。

《后汉书·皇甫嵩传》：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皇甫嵩与郭典“攻（张）角弟宝于下曲阳，又斩之。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李贤注：“杜元凯注《左传》曰：积尸封土于其上，谓之京观。”《元和志》卷十七：鼓城县，“后汉京观，在县西南七里。后汉皇甫嵩攻黄巾贼张角弟宝于下曲阳，首虏千（十万）余人，筑为京观”。《寰宇记》卷六十一：鼓城县，“后汉京观，在县北七里。后汉皇甫嵩攻黄巾贼张角弟张宝于下曲阳，获首十余万人，筑为京观”。其“县北”，当为“县西南”之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晋州下曲阳城，“后汉光和末皇甫嵩破黄中于下曲阳，获首十余万，筑为京观。在今鼓城西二里”。所记方位似有误。今晋州市西南赵魏乡东子城村西残存一大土丘，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60米，南北宽50米，高约5米，当即属后汉京观遗址。其北临鼓城城址，可进一步证明东汉时期下曲阳城已迁移至此。

（二）深泽城

其深泽县见于《汉志下》：中山国属县“深泽，莽曰翼和”。王先谦《汉书补注》：“高帝封赵将夕为侯国，见《表》。又，乘丘侯将夜，《表》注深泽。盖尝析为乘丘县。”《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高祖八年（前199年），封赵将夕为深泽侯，后传赵头、赵循，汉景帝三年（前154年），“侯循元年，罪，绝”。汉景帝中五年（前145年），“封头子夷侯胡元年”。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夷侯胡薨，无后，国除”。《索隐》：“县名，属中山。”《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赵将夜作赵将夕，刘循作刘脩。并记汉景帝封刘头子刘胡于臾地。王先谦《汉书补注》：“深泽，中山县。涿郡有南深泽，地亦相近。”以此二地相近，似不确。又，《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汉武帝元朔五年十一月，封中山靖王子刘朔为桑丘侯。《索隐》：“表在深泽。”《汉书·王子侯表》：刘洋作刘将夜，桑丘作乘丘。并记后传刘德、刘外人。侯外人“元康四年，坐为子时与后母乱，免”。王先谦《汉书补注》：“《史表》作桑丘。《索隐》：《汉表》在深泽。此夺深泽二字。案：乘丘，泰山县，中山封域，当作桑丘。王念孙云：《赵世家》：与齐、魏战于桑邱。《正义》：‘《括地志》：桑丘城在易州遂城县界。’今保定安肃县西南有桑丘城，汉之北新城地也。《地理志》作北新成，属中山国。《洙水注》：洸水西南迳泰山郡乘丘县故城东。赵肃侯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于乘丘，即此县也。汉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刘将夜为侯国。盖所见《赵世家》、《王子侯表》之桑丘，皆误为乘丘，遂有此谬证矣。”又，《王子侯表》：汉成帝鸿嘉元年（前21年），封东平思王子刘顷为桑丘侯。王先谦《汉书补注》：“王念孙曰：桑丘当为乘丘，泰山县，与东平相近。中山国北新城县之桑丘城，去东平远。互见前乘丘下。”所辨有理，可从。由《水经注·洙水》所引，《汉书·王子侯表》记刘将夜封为乘丘侯之误，当在魏晋时期已出现^[59]。

《史记·六国年表》：周安王二十二年（前380年），齐国“伐燕，取桑丘”。《田敬仲完世家》：“齐国起兵袭燕国，取桑丘。”《正义》：“《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县。尔时齐伐燕桑丘，魏、赵来救之。赵、魏《世家》并云：伐齐至桑丘。皆是易州。”其遂城县于明初省入安肃县。《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保定府安肃县，“桑丘城，在县西南。《括地志》：桑丘城，俗名敬城。战国时燕之南界也。《史记》：齐桓公田午五年袭燕，取桑丘。《魏世家》：武侯七年齐伐燕，魏伐齐以救燕，至桑丘。又，汉成帝封东平思王子顷为桑丘侯，盖邑于此”。《清统志》卷十四：“桑邱城，在安肃县西南。战国时燕之南界也。汉鸿嘉元年封东平思王子顷为桑邱侯。《括地志》：桑邱城，俗名敬城，在遂城县。”其以东平思王子刘顷就封于此桑邱城，不确。而此桑邱城所在方位旧无确指。其安肃县即今徐水县。今徐水县西北瀑河乡解村西北发现一座古城址，形制与面积不详，现残存几段断断续续的城墙。城墙夯土筑成，基宽约18～35米，残高1～10米。城址文化层厚1米，暴露遗迹有窑址和红烧土堆积，采集遗物有汉代的泥质灰陶绳纹板瓦、罐、盆等，宋代的灰陶罐和白釉、黑釉的瓷碗、罐等残片。在解村东发现有东汉时期砖室墓^[60]。其西南临近燕长城，所属时代亦相合，极有可能即属桑丘城址；而解与敬音相近，则今称解村当由古称敬城演化而来。而依《汉书·王子侯表》原注桑丘侯城为深泽县所析分，则汉代深泽县当与之相近。在解村城址西南约8公里，今大王店镇东黑山村西南120米发现一处商周及战国至汉代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暴露遗迹有灰坑和墓葬。采集有商周时期陶器及战国至汉代的泥质灰陶绳纹板瓦、筒瓦、罐、盆和夹砂红褐陶釜、罐等残片。另在其东南大王店村发现战国至汉代遗址，在大王店镇西街西北发现汉代墓群。另在解村城址东北约8公里今定兴县姚村乡姚村西发现一处商周及战国时期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暴露遗迹有灰坑，采集遗物有商周时期的夹砂灰褐陶和泥质灰陶绳纹鬲、罐、盆，战国时期的泥质灰陶绳纹罐、盆等残片。在姚村南发现一处夏商时期遗址，面积约8000平方米，在姚村北发现一处战国时期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暴露遗迹有灰坑，采集遗物有泥质灰陶绳纹板瓦、罐、盆和夹砂红褐陶釜等残片。其南北城村西北发现一处战国时期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暴露遗迹有灰坑，采集遗物有泥质灰陶绳纹罐、盆和夹砂红褐陶釜等残片，在北城村南发现一处汉代遗址，面积约9万平方米，暴露遗迹有灰坑，采集遗物有泥质灰陶绳纹板瓦、筒瓦和素面罐、盆等残片；其南辛木村发现一处夏商及战国时期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在姚村西及辛木村西南发现汉代墓葬群^[61]。此二地均距离桑丘城址较近，虽未发现城墙遗址，但占地面积较大，经长期发展而形成，极有可能属秦汉时期县城遗址，而姚村及北城村遗址位于燕长城以北，与桑丘城址的联系似更为紧密，则其属西汉时深泽县的可能性似更大。其在汉初为深泽侯国，后为中山国属县。由王莽时改称翼和县可知至西汉末犹存。其南与北新城县相邻。《后汉志五》：涿郡属县“北新城，有汾水门”。其汾水门亦称汾门、梁门，为此一地带燕长城关门，大致在今徐水县西。则汉代深泽县与北新城县当以燕长城为界。而据上引《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汉景帝封深泽侯子刘胡于臾地，其当与深泽县城相近，或即在东黑山遗址。深泽县原属桑丘城，在刘洋受封为侯以后当划归涿郡，与西北故安县连为一片。而元康四年（前62年）免除侯国后当省废，故不为《汉志》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