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课题的确立及其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认识自者与认识他者，即所谓自他认识，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说它古老，是因为自他认识作为人类普遍的认知现象，伴随不同群体交往的开始即已出现。说它崭新，是因为在当下民族国家之间复杂的纠葛与发达的信息媒介之下，各种虚虚实实的自我像和他者像在不断生成与扩散。然而不论何种形式的自他认识，其叙述都与两项内容有关：自他之同、自他之异。而叙述重心或求同或求异，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时期自他之间公共价值的存在状况。

以日本为例，走进日本的书店，在畅销书一栏总是可以看到诸如此类的“畅销书”：《中国原来是这样》《中国崩溃了日本会如此》《中华帝国使日本成为附属国的计划》《厌韩的时代》《日本为世界所爱的理由》等。暂且不论各自成书的目的如何、内容客观与否，单从强调差异性与对立性的叙述思路来看，不难窥知当下东亚世界相互认同的艰难。而2015年在日本引发激烈讨论的，关于是否加入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问题，表面看来似乎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日本在行动上谨小慎微可能是源于美国因素的影响，以及对已有金融机构和未来金融秩序的考量。然而日本表现出的犹豫与谨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源于对当下中国的不信任。而日本网络上各种“警惕性”的解读与“幸灾乐祸”式的旁观，虽不能代表全部日本人的声音，却也反映出当下不少日本民众对于中国的心理隔阂。另外，日本外务省主页2015年3月删除了之前用于描述日韩关系的“共享基本价值”的表述。^[1]这些东亚世界内部的微妙变化传递着一个信息：东亚相互认同任重而道远。

但是，如果我们谈论东亚认同，那它又以什么为认同基础呢？正如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一书中提出的质问：17世纪以后的东亚还有认同吗？^[2]丰臣秀吉发动壬辰·丁酉之役（1592～1598）后的日本，以及明清交替（1644）后的朝鲜，他们对于当时中华帝国所持有的认同究竟还有多少？德川时代日本知识人所形成的“日本型华夷思想”^[3]，朝鲜孝宗（1650～1659年在位）时期宋时烈（1607～1689）等所提出的以尊明排清的北伐论为代表的小中华思想，都在消解着原本对于中华帝国的认同。而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后，中国从“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变成“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中华帝国瓦解了。然而“天下中央”“中朝四夷”的意识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遗存着，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自然难以认同当时日本人提出的形形色色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主义”。再看当下的东亚世界，中国提出的“中国梦”，日本对此十分警惕，产生了各种猜测。同样，日本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其围堵、遏制中国的意图昭然，自然也很难获得共鸣。所以今天我们谈东亚的整合时依然面临这个问题：彼此如何认同，认同什么？东亚三国虽然在地理空间上可以算作一体，然而当下在文化空间上却缺乏一种将彼此整合的价值。曾经的文化价值还能再度成为当下东亚认同的价值吗？当很多人为解决这个疑问而努力尝试构建各种价值理论时，我们是否应该回到这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曾经的共有话语如何走向了消解？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回顾过去东亚世界中曾产生的自他认识。

在前近代的东亚世界里，华夷思想作为自他认识的基本思路有着重要影响力。伴随着儒学的传播，华夷思想渗透进了东亚知识人的思想世界中，并产生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新型华夷思想。前面提到，德川时代日本出现了所谓的“日本型华夷思想”。而伴随着西洋势力向东方世界的逼近，日本华夷思想遭遇了新的命运。日本学者桂岛宣弘认为，国学者逐渐使华夷思想走向了解体。^[4]但这种观点只是注意到了国学者自他认识与传统华夷思想的不同，并未注意到传统华夷思想具有对立性和统一性两个方面。事实上，华夷思想在日本并非那么快就走向了消解，因为即便是“王政复古”之后的日本，也仍然利用着这种东亚世界内部的原理。^[5]因此，华夷思想在近世日本的存在状况到底如何，我们还需要加以更多的考察。

（二）国学者自他认识研究的意义

首先，本书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华夷思想在前近代东亚世界中的存在状况。

华夷观念是前近代东亚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关键词。研究东亚世界的华夷观念时，作为本源性的中国古代华夷思想，自然需要格外关注，而这方面的研究也积累了较多成果。但是，对于周边区域和国家华夷观念的研究，虽是方兴未艾，却仍然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华夷思想与近代西方世界秩序原理的差别，因文化体系截然不同，故而容易判别。而华夷观念在东亚世界内部的细微差别，却可能因为“同文同种”的想象而被忽略。^[6]因此，从看似一个整体的东亚世界内部来比较各种形式的华夷观念的异同，我们能够发现许多被“常识”所蒙蔽的特性。由此，我们着眼于东亚世界内部来研究华夷思想有着巨大意义。而本书所考察的国学者的自他认识，它的基本思路依然源于中国传统华夷思想，但它在日本的历史风土中孕育出富有自身特色的性格。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前近代日本存在的华夷观念，并进而可以为我们把握当时整个东亚世界的华夷思想提供参考。

其次，本书的研究有助于从文化论角度来理解当下东亚世界的民族主义现象。

当下的东亚，战争反省问题、慰安妇问题、岛屿归属问题，诸如此类的纠葛使东亚内部的民族主义对抗异常激烈。然而对于东亚的民族主义问题，我们在研究上依然面临着诸多困难，比如西方的“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理论是否真正契合东亚世界的民族主义分析。^[7]对于把握今天的民族主义，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的观点值得参考。他认为，要“在族裔共同体与族裔类型的历史和文化中找寻民族主义的力量与韧性”“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现代世界普遍现象的关键，主要在于历史文化和族裔纽带的既有框架和持久遗产……民族主义的成功有赖于特殊的文化和历史环境”^[8]。这种重视文化传承与历史语境的民族主义研究思路提示我们，要理解今天东亚世界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我们需要返回到东亚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中，而不能仅仅着眼于近代以后的东亚世界来分析当今的民族主义。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讲，本书研究日本国学者的自他认识与中国古代华夷思想的关系，对于认识近代之后日本民族主义现象乃至东亚的民族主义也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