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东亚民族主义冲突与“日本型华夷观”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国际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各地域、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也不断突破其各自地域和模式的局限而走向世界，出现了世界文化“趋同化”倾向；但与此同时，由于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各民族国家基于自我价值观和为确保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及利益，也出现了“越是全球化就越强调区域化、本土化、民族化”的倾向，导致彰显自我民族国家文化软实力之欲求和民族主义的高涨，并成为引发民族国家间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基于民族主义的高涨而引发的民族国家间冲突也出现在当下的东亚世界。由于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始，为实现其由经济大国向“文化大国”进而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战略，一改战败初期对二战前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反省，相继出现了新国家主义和否定与淡化侵略历史责任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兴起了以张扬日本优越论为主旨的“日本文化论”高潮，表现出了强化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在泡沫经济崩溃后，为重振民族精神和回归“普通国家”，在法律上恢复了军国主义时代的“太阳旗”国旗和“君之代”国歌；进而为恢复国民的“优越心”和“夺回强大的日本”（安倍晋三2014年新年献词），首相公然挑战人类良知而参拜二战甲级战犯，为否定对亚洲其他国家侵略的历史和修改二战后“和平宪法”制造舆论，并对内修改《教育基本法》，规定“培养爱国之心”和“领土教育”，对外推行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外交”，致使日本与中朝韩在“历史认识”、“慰安妇”、岛屿争端等问题上摩擦和冲突不断。这些冲突从根本上讲可归结为东亚民族主义的冲突，它不仅严重影响了东亚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同，而且使得亚洲共同体的建构举步维艰。
然而一般认为，东亚民族主义及其相互冲突肇始于近代。不可否认，从民族国家文化的建构史以及引发民族间对抗情绪的主要事件观之，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与近代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19世纪西方国家以近代工业化为后盾打开东亚大门，迫使中日朝等国接受近代条约体系。日本学习西方实行“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三大国策，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近代化，但其近代化是与对邻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相伴的。日本的帝国主义膨胀和对东亚的侵略，不仅打断了中朝等国自强自立的近代化进程，而且成为东亚近代民族主义冲突的导火索。但是，当我们观察近代以来东亚民族主义的主张和举措时，很容易发现，其中很多思想并非源于近代。
例如日本明治维新后掀起的“征韩论”，极力强调朝鲜理应接受日本的统治。明治政府在对朝国书上违背传统约定，使用了皇帝对臣下的样式。日本对于朝鲜的这种民族优越感并非根植于它在“文明开化”中的进步，而可溯源于《日本书纪》中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神话。这种神话经由日本近世国学和部分儒学者的演绎，建构为日本对外观念的一种“常识”。日本近代“征韩论”的兴起，虽然有其转移士族不满、弥补因欧美压迫造成的损失等现实考量，但它能够获得众多日本人的共鸣，则说明这种民族主义主张契合了其某种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
再如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日清战争）的“侵华正当论”和“文明侵略论”，把甲午战争定性为文明的日本对野蛮清国的“文野之战”和“文明的义战”，称这场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认为文明淘汰野蛮实属必然，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符合“大义”，都是“义战”。[1]这种“侵华正当论”和“文明侵略论”的立论基础无疑是认为中日已经“文野易位”。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则先以“日本天职论”确立“侵华正当论”之观念，进而为了给中日“文野易位论”提供理论支持，从文化中心主义角度建构了“文化中心移动论”，其核心观点是“坤舆（世界）文明和文化的中心均是与时移动的，东亚的文化中心已移位到日本”，“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文化中心”，应该洞彻“文明大势的移动方向”，认同“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亚洲新盟主”的“正当性”。这不仅为其后全面侵略东亚和“大东亚共荣圈”论的建构奠定了意识形态舆论和理论的基础，而且对部分日本人至今不能正视和反省侵略战争历史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影响。然而上述产生于近代并影响至今的中日“文野易位论”和“文化中心移动论”，其思想文化渊源则是日本近世国学者在林鹅峯的《华夷变态》[2]基础上构建的以“华夷易位”为主旨的“日本型华夷观”。
众所周知，生成于中国的华夷观念，是前近代东亚世界认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最主要的思维模式，被日本用为进行自他认识乃至国族认同和文化民族主义建构的重要参照系，形成了一种以日本自我为中心的“日本型华夷观”，为其近代以降国粹主义的兴盛和对外侵略扩张以及民族主义“生生不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因此，探究日本国学者的自他认识与中国古代华夷思想的关系，阐明近世日本华夷论的思想内涵和建构轨迹，揭示“日本型华夷观”的实质，成为研究日本民族主义乃至东亚民族主义思想渊源的重要课题。高伟博士的专著《日本近世国学者的华夷论与自他认识》，正是为了完成这一重要课题而撰著的，今将付梓问世，我作为其博士生时代的导师，由衷地为此感到高兴并深表祝贺！
《日本近世国学者的华夷论与自他认识》一书，是作者在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两年多作为“广东省教育厅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课题继续深入研究和精心打磨而完成的。该著运用历史考察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对近世日本华夷论的变迁轨迹，如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大国隆正等国学者之华夷论的建构内容和特质，是基于“日本型华夷观”而形成的自他认识的内涵和主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历史性考察和研究，不仅阐析了日本国学者的华夷观念与中国古代华夷思想在结构上的关系和差异，而且阐明了日本国学者“日本型华夷观”的内容结构和形成轨迹；不仅阐析了日本国学者的自他认识以“日本中心论”为核心的特质，而且阐明了它与其民族主义话语“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从“文明论”建构的角度揭示了日本近世国学者华夷论的实质及其对于后世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兴盛的影响作用。在问题意识、研究视角、史料收集和解读、论证方法和观点建树等方面，有颇多值得称道之处，现主要就其较之既有研究的独到之处略举如下几点。
其一，迄今有关日本国学与民族身份认同以及日本中心主义关系的研究，多数因日本国学反儒的主张而将其自他认识看作对“中华文明圈”价值的突破，是对华夷思想的“消解”。而该著则将日本国学的自他认识作为中国传统华夷思想在日本的异化来把握其各种思想形态。一般认为，传统华夷思想是以“文化”（中国的价值理念、习俗）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的，而作者的研究则认为，从各个时期关于华夷的叙述——华夷论观之，华夷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其统一性体现在道德礼义（“文化”）作为公共价值被共有，华夷身份与天命具有可变性等属性；其对立性则体现在华夷之间治理与被治理、朝贡与接受朝贡以及有无征讨名分等属性上。该著的研究，在明确日本国学者的自他认识并未超出华夷思想范畴的基础上，指出了其华夷论只是强调华夷间的对立性，而摈弃了华夏对于天下的道义与担当，故而作者将其华夷观视为异化了的“日本型华夷观”是确切的，这对于从思想源流上探究日本近代为何会以“霸道”推行其所谓的“王道乐土”政治，具有明显的启示意义。
其二，该著的研究为把握日本文化（文明）论在近世的发生过程提供了重要参考。近代日本随着国力的增强以及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不断膨胀，产生了诸多形形色色宣扬日本文化（文明）优越性的学说。如内村鉴三（1861～1930）将日本看作连接西洋文明和东洋思想的媒介，认为“日本制造出的新文明”将惠泽东西方世界；前述的内藤湖南认为日本终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日本之文明、日本之风尚将风靡天下、光被坤舆”。此类学说影响甚广，致使当前学术界对于日本文化（文明）论的研究也多聚焦于这些近代知识分子的言说。但作者的研究表明，日本近世国学者的华夷论事实上也是在建构一种日本文化（文明）论，而且其建构思路堪称是近代日本文化（文明）论建构的先驱。可以说，该著为我们理解看似同源的中日文化（文明）为何会发生冲突，提供了一种极有参考价值的解释。
其三，该著研究日本国学者的华夷论与自他认识，囊括了日本近世国学史上四个甚为关键的人物——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大国隆正。这些国学者著述颇丰，涉及史学、文学、语言学、神话等主题。将如此杂多的思想言说聚焦于“华夷论与自他认识”而置于时代语境下进行梳理和整体把握，具有相当的难度。但作者迎难而上，没有停留于对国学者思想主张的粗浅介绍，而是结合每个历史时期日本内外部的情势与思想动向，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比较分析，不仅厘清了日本近世国学复杂的学说脉络，而且清楚阐明了其华夷论的建构逻辑和变迁轨迹，对于明确日本近世国学的思想脉络及其与“日本型华夷观”生成的关系大有裨益。
其四，该书作者在分析日本国学者有关自他认识和华夷观的思想言说时，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文本的阐释，而是充分利用了历史地图、手绘物等图像资料来剖析国学者的时空观念。这种图论结合的阐析方式，不仅能够生动立体地展现国学者的自他认识，而且能让读者从时空概念上了解“日本型华夷观”的内涵。
综上所述可以说，高伟博士的《日本近世国学者的华夷论与自他认识》，是一部对日本文化民族主义进行历史探源的颇具创意的学术力作。作者既充分吸收了前人研究的重要成果，又与该领域的权威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对话，既显示出了客观理性的学术态度，又体现了其作为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表现出了努力建构中国对日文化研究话语权的学术取向。
在当下中国，冠以“日本”之名的著述汗牛充栋，网络媒体哗众取宠式的日本文化快餐更是数不胜数。但是我们对日本这个近邻的认知，究竟有多少触及了日本文化的深层尚不得知。相信《日本近世国学者的华夷论与自他认识》一书的问世，一定能为相关学者研究日本民族主义事象及其思想渊源提供某种学术性参考，同时也能为普通读者了解日本人的民族心理和中日文化差异提供有益的素材。
学无止境，学术有道。我期待着高伟博士以此书为嚆矢继续奋进，为深化日本学研究和中国对日文化研究话语权的建构做出新的贡献！
以此为序。
刘金才
2018年仲秋于贵阳孔学堂国际文化研修园
[1]福澤諭吉：「日清の戦争は文野の戦争なり」（『時事新報』社説，1894年7月29日）。参见慶応義塾編『福澤諭吉全集』第十四巻，第491頁。
[2]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日本）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自己）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