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开放前夜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在经济特区建设成绩斐然的今天，经常有人问，当年为什么选四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作为改革开放的首发地呢？如果选工业基础更雄厚的城市，如武汉、大连等，效果会不会更好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这四处有毗邻港、澳、台的天然优势，正如前文介绍的，这些地方的同胞对回报家乡、投资内地有浓厚兴趣和资本储备。但有人仍会追问，那为什么不选择上海、广州等也有沿海优势的大城市呢？这种观点明显忽视了当时复杂的政经现实：在国内外大环境下，改革开放之势已不可逆转，但因长期的“左”倾思潮统治，人们的思想从上到下存在诸多桎梏，急转弯势必遇到巨大障碍，甚至会引发翻车的危险。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一打开国门后结果如何，先开辟几块试验田进行尝试确为明智务实之举，但是具体选择哪些地方？是经济基础雄厚的还是薄弱的？是人口数量多的还是少的城市？这是决策者从未来获益、现实阻力、推行成本、失败风险多个维度进行周全考虑、审慎抉择的结果。
今天回顾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在改革开放前夜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设立第一批经济特区所面临的压力和艰难，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年改革者的睿智与伟大。正是由于国内困境和外部压力的双重作用，一种决绝的姿态在那个节点出现：中国社会要发展，对内要改革、对外要开放。作为改革开放的旗帜、试验田的经济特区建设，正发轫于此大背景下。选择在基础薄弱的沿海小城市设立“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可谓“神来之笔”，充满智慧。中国经济特区已进入不惑之年，今日回首其创设前的那段历史，考察四个经济特区建立之前的经济基础，我们仍能真切感受到当年全国上下积极求变、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和非凡勇气。
一 明珠旁的小渔村——宝安
深圳虽毗邻香港，但两地相接之处皆为农地，四十年前深圳河边的渔民村，离港岛繁华区还有30多公里，而今天的深圳已跻身为世界性的大都市，所以深圳被誉为“一夜之城”（City Rose Overnight），虽有夸张，但绝不过分。
当然，1978年之前，它并不叫深圳，而是宝安县。宝安县在特区建立前的30年间，人口增长缓慢，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34%，且由于几次“逃港”风潮影响，宝安县在1961年和1979年甚至出现人口绝对数的下滑。1979年，宝安农业人口仍高达91.72%，是典型的农业经济社会，长期是粤东地区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主要农作物为水稻、花生、大豆、蔬菜、蚝、荔枝等。虽然后来在特区建设初期，沙井蚝、龙岗黄脚鸡等作为创汇产业对深圳经济做过一定贡献，但从经济发展总量和结构上看，特区成立前的宝安地区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迟缓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宝安1978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仅增长了5.2倍，而同时期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2倍[15]，宝安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主要原因是宝安与香港仅一河之隔，深圳于1949年10月19日解放，但由于国际关系紧张，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作为一个边防小镇，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会投入过多资金进行建设的，经济发展只能简单地依赖于产业的自然增长。总之，宝安县在解放后的30年间，在经济建设方面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业绩。
特区成立之前在行政上受惠阳地区管辖。直到1979年深圳的旧城区面积也不足3平方公里，整个城区建筑物面积仅为10万平方米，城区人口为2.3万人。城内百业杂陈，从城南至罗湖桥头一带均为农田，城东至深圳水库及城北至布吉均为荒丘荒地，城西至福田一带为农田或荒地，上步、八卦岭一带是大片荒丘[16]。城区大小就是一个镇的规模。
1977年11月11日，复出后的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工作。这时，深圳这个人口不足3万人的边陲小镇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深圳一带的“逃港”风潮，作为重大的政治事件，自然是广东省委向中央汇报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听后，似乎对这件重大的政治事件无动于衷，用睿智的目光望着窗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十分肯定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邓小平走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调查。一件耐人寻味的事进入他的视野：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
边民往哪里逃，取决于哪儿有吸引力。制止偷渡，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去边境调查，一位年纪很大的基层干部跟他说：“你是从牢里出来的，我才跟你说真话。如果政策不变，还是这么走下去，人都要跑光了。”习仲勋了解情况后，立即召集省委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他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这段“逃港”风波，映射出当时宝安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贫困的窘境，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
二 没落的香洲商埠——珠海
正如依托香港创建深圳特区一般，改革者也选择毗邻澳门的珠海成立了珠海特区。珠海拥有众多的华侨、港澳同胞，利于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但与深圳的前身宝安不同，珠海曾在20世纪初就有过一次开放的经历。“香洲商埠”之名曾轰动一时，但其快速繁华，又快速衰落。考察珠海这段历史，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开放与具体历史条件的互动关系。
1909年4月22日，广东香山县最南面的“沙滩环”，旌旗招展，锣鼓喧天，到处悬挂着“强国之基”、“利国利民”等横幅，“香洲商埠”在此正式动工。不同于“约开商埠”，香洲商埠属于“自开商埠”，可看作清末革新图强的一种尝试。选择香洲开埠的直接原因就是对抗葡萄牙对澳门的掠夺。因为澳门被葡萄牙攫取后，澳门与内地的边界一直没有确定，中葡双方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是葡萄牙的胃口实在太大，双方一直没谈拢，为了能够在商业上反制葡萄牙，清政府决定建设香洲，以分澳门之利。当时有分析认为：“澳门一港，地非冲要，每岁所入，全恃妓捐赌饷以为大宗，均系吸内地游民之脂髓，我若相戒勿往，彼自无所取盈，为今之计，莫妙于附近自辟港埠，以为抵制之方。”
因此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人骏对此积极支持，并计划建“六十年无税商埠”。最终选定了香山与九州之间的这块冲积滩地，并从两地名称中各取一字，官方定名为“香洲商埠”。并且在《广东香洲商埠挂号收条》上标明：此收条乃系华人所用，如有外国人拾得及将此条转卖给外国人者，本埠一概作为废纸，特此声明。这等于挑明了建立香洲商埠就是为了对抗葡萄牙。
广东华侨伍于政、秀才王诜等人筹集了58万元作为开发商埠的基金，对商埠的开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香洲商埠的建设照搬西方的城市规划，道路四通八达，电车道、马车道、人行道井然有序，还详细规划了教堂、警察局、邮政局等，为了吸纳劳动力，专门建造了可供两户人家居住的小茅屋“廉租房”，月租仅为1元，非常受广大劳动力的欢迎。香洲一片繁荣的景象，迅速成为清朝经济亮点，在它的有力竞争下，澳门的经济萎缩，地价剧烈下跌，葡萄牙不得不在谈判中让步。到了清宣统二年（1910），香洲商埠共建有商铺1600余间，修筑20多米宽的马路一条及码头两座，开辟穗港澳航线。到宣统三年（1911），扩建米铺、油粮、杂货、当铺等近200间。清政府宣布香洲为自由港，开放香洲为无税区。
这一切看起来非常顺利，但没有强有力的规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商埠内部很快沦落成了黄赌毒的天堂，1911年底，因一场持续6个多小时的大火，上千间商铺化为灰烬，加之清廷内部对香洲建无税商埠意见不一，拱北关洋人税务司亦出来干涉，投资者纷纷转移资金。另一拨商人眼红香洲商埠的繁华，在一番政府公关后，在附近的野狸岛办了又一个“广东省渔业总埠”，开始实行恶性竞争。这些都使香洲商埠迅速衰落，快得如同其崛起一样。这次事实证明，在主权不独立的情况下办特区，是无法逃脱失败命运的。当然香洲商埠的兴衰，倒是给半个多世纪之后珠海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经验教训。
香洲商埠开立之后，珠海地区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并没有大的起色。这一是由于民国和抗战时期，上海经济中心地位强化，而珠江三角洲政经地位整体有所下降。二是珠海虽然从地理上讲，有“路接澳门，海连香港”的区位优势，但由于其位于珠江口海湾（伶仃洋）西侧，陆地部分多为沙洲河汊，与内陆的交通并不算便利。在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条件下，大片发展工业的能力较差。
新中国成立后，珠海有了自己的独立行政建制。1953年5月1日，珠海县正式成立。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珠海县下辖唐家区、前山区、三灶区和万顷沙区，共4个区、44个乡。珠海县所辖范围，大致与今天珠海市（不含斗门区）相似，但多一个万顷沙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势力在南海仍频繁活动，澳葡当局经常有军事骚扰，朝鲜战争时期驻扎香港的英国军舰也经常武力炫耀，而且由于当地渔民八成都是“流动渔民”，来往于大陆与港澳之间，有些甚至远到南洋与台湾，其管理难度非常大。因此珠海在当时军事地位较为强化，而经济发展反而处于从属地位，这和开放前的宝安情况大体类似。而且由于珠海周边岛屿较多，其“巩固海边防”的功能更加突出一些。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虽然比邻澳门，珠海经济状况却非常落后，完全就是偏远地区的状况。“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间工厂、一家饭店”[17]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农村人均收入只有149元，在这种低生活水平的压力下，几十年断断续续一直存在向港澳偷渡的情况，造成当地农民和渔民的数量甚至比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所减少。在“文革”之后，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之际，就像珠江口对岸的宝安一样，偷渡潮也开始高涨。这时的珠海就像一张白纸，急切地等着改革开放书写瑰丽的画卷。
三 曾经的繁荣侨乡——汕头
汕头位于广东省东部，韩江三角洲南端，北接潮州，西邻揭阳，东南濒临南海。境内韩江、榕江、练江三江入海，大陆海岸线长217.7公里，海岛岸线长167.37公里，有大小岛屿82个。汕头是个典型的港口城市，商贸历来比较发达，素有“百载商埠”之称，曾出现“商贾云集，楼船万国”的繁荣景象。
从1861年到1888年，汕头被开通为通商口岸，这是由于晚清政府昏庸腐败，西方列强一声炮响，轰然打开中国的大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增开汉口、南京等十处为通商口岸，其中包括潮汕地区的潮州，后因潮州人民强烈反抗，因此改选汕头作为开埠的港湾。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汕头的居民区向西南扩展，汕头埠路网横向拉开，到了20世纪30年代，汕头埠已经名扬海内外了。当时汕头港口吞吐量曾居全国第3位，商业之盛居全国第7位，是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在汕头辉煌的时代，曾先后有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法国、挪威、荷兰、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在汕头建立过12座领事馆，正所谓“岭东门户，华南要冲”。
汕头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全国著名侨乡。汕头所处的潮汕地区，自唐代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移民口岸之一，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335万人，遍布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潮汕人借助着“潮汕文化”，崇文重仪，已形成特殊的纽带。“有海水处就有华侨，有华侨处就有潮人。”与海外交往的独特人缘、地缘、亲缘优势，是汕头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汕头仍旧是潮汕地区，甚至是整个粤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是由于汕头距香港187海里，距台湾高雄180海里，正位于东南沿海的边防前线。国家对汕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供水、供电、港口、道路等基础设施极少投资，一些骨干企业还被搬迁到内地，致使汕头在当时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由于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内地城市，大多数企业设备老化，管理制度陈旧，电力供应不足，工业生产无法开展，产品品种少、等级低、换代慢，30%的产品质量低于历史水平。“文化大革命”后期，一批被举家迁移的居民和上山下乡的青年回城，一时间待业的人口猛增，许多人无事可干，也无房可住，只好在街道两旁搭起简易竹棚作为临时的栖身之所。当时这个城市的落后凋零的面貌令人触目惊心：公共设施破旧不堪，自来水管年久失修，到处污水横流。[18]
1979年，在中央咨询设立经济特区的候选城市时，日后被誉为“特区拓荒者”的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提议了家乡汕头。放眼整个汕头的发展史，决定汕头城市命运又一关键时刻到来了。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开埠，促进了汕头商业社会的形成，同时大批潮汕人凭借善于经商的天赋和能力，走出汕头打天下；第二次就是跻身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之一，汕头马上就要迎来一次重生。
四 美丽的海防前线——厦门
建特区之前的厦门是一个封闭型的海防前线城市，发展相当落后，经济基础也很薄弱。但如果同其他经济特区相比，厦门经济特区的历史起点和初始条件在最初的四个经济特区当中还是最高和最好的。往前追溯，厦门100年前已可算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了。不过伴随着近代中国史的曲折，厦门的经济也跌宕起伏，几起几落。
厦门历史悠久，生态迷人，又称鹭岛。其位于福建省东南端，西接漳州，北邻南安和晋江，东南与大小金门和大担岛隔海相望，通行闽南方言，是闽南地区的主要城市。明洪武二十年（1387）筑“厦门城”——寓意为国家大厦之门。1650年，郑成功驻兵厦门，成为日后收复台湾本岛的重要基地。从中可以看出，在历史上厦门海防功能一直是非常突出的。
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占领了鼓浪屿岛，直到1845年才撤军。1843年后，厦门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开辟为通商口岸，英国另在厦门本岛内港海岸获得了一块滩地兴建英租界，鼓浪屿则保持原有风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台湾，为避免日本进一步觊觎厦门，清朝政府决定寻求“国际保护”，请列强“兼护厦门”。1902年1月10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丹麦、荷兰、瑞挪联盟、日本9国驻厦门领事与清朝福建省兴泉永道台延年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签订《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次年1月，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在此前后，陆续有英、美、法、德、日等13个国家在岛上设立领事馆。这样，厦门地区就形成两个租界隔海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厦门大量殖民者涌入，外国洋行和公司越办越多，外国商人不满足于通过转手投机买卖攫取暴利，开始在厦门创办工厂企业，直接利用当地的资源。英商厦门船坞公司和设在鼓浪屿的英商厦门机器工程公司就是其中较大的外国公司。为了进一步操纵中国的市场，外国势力培植了一批买办为他们效劳。航运公司、银行、电报局也相继兴办起来。但并不能改变厦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大量的利益还是被殖民者掠走。1862年3月30日，外国列强根据《天津条约》的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在厦门设立海关税务司。同年，设立厦门口理船厅，使中国丧失了厦门海关和港务的管理大权，经济命脉被彻底操控。西方势力改变了厦门的经济结构，使厦门经济与世界市场接轨。但在早期的快速发展之后，由于甲午战争后厦门失去了台湾市场与台湾出口货品转口港的地位，入超情况严重。厦门这一发展困境要靠19世纪末开始的华侨投资来弥补才有所缓解。
厦门处“漳泉之交，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八闽之障”，在泉州港和漳州月港衰落之后，跃居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同时也成为福建籍华侨出入国的主要门户。自1870年至1930年的六十年间，平均每年从厦门出入的华侨人数多达105577人次。[19]20世纪初，众多华侨凭着经营农产品及矿产品出口贸易致富，如厦门华侨巨富黄忠涵、黄奕住、陈嘉庚、陈六使等。由于相对于当时其他地区政局不稳、战乱不断，厦门治安稳定，华侨在厦门投资兴办的工厂规模不断扩大。这些侨资工厂从海外引进先进机械设备、工艺技术和经营管理科学，促进了民族企业的革新与改造，对厦门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意义深远。然而由于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冲击，厦门到解放前仍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商业消费性海岛城市，经济结构畸形，基础脆弱，生产落后。
1950年解放后，厦门市设开元、思明、鼓浪屿、厦港、禾山五区。由于厦门处在历次“台海危机”的最前沿，“炮击金门”一直断断续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停止。作为军事前线，其工作重点很难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与其他地区类似，经济增长波动非常大，1954年、1961年、1962年、1963年、1967年、1968年、1973年和1974年的人均实际GDP都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到了1975年才重新恢复到1960年的水平。
厦门在成立经济特区之前所取得的主要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是在“五五”计划期间完成的。从1976年至1980年，厦门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2%，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长12.8%，交通货运量增长7.1%，社会商品零售额年均增长14.23%，全国职工年均工资增长6.3%，农民纯收入增长11.8%[20]。如果细究这几年的数据，可看到厦门在1977年至1979年这三年经济发展也有个小的转折。即1977～1978年两年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急剧升高，1978年升至近18%，而在1979年增长率又回落到5%附近。也就是说，“文革”结束后，久受压抑的厦门经济有一个短暂的突进期，但更多的是在旧框架下的一次反弹，毕竟不可持续，厦门经济的真正腾飞要靠更好的机遇。
总之，20世纪70年代末的厦门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当落后，经济基础也比较薄弱。鼓浪屿上的风景虽美丽，但因地处海防前线，边缘化的角色并无多大改善，很少人能想到厦门重建国际化城市的机遇就要来到。
通过回顾四个特区改革前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当年中央选定的首批经济特区有着突出的共性。首先，它们都处于南方沿海，毗邻当时相对发达的海外经济体，民间具有深厚的海外联系基础。除了深圳，历史上都有繁华的对外开埠时期，所以被选为对外开放首发之地，事后想来，倒是题中应有之义。其次，20世纪70年代末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地，在经济上几乎都为“不毛之地”。后来发展最突出的深圳，当年仅是个以农业为主的乡镇，珠海和汕头的工业基础薄弱，厦门市经济也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正是在这种低水平的历史起点上，四地成为“开放的基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窗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场”，并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方面说明，中央当时审时度势、切中肯綮，选中这四地，有利于甩掉羁绊、迅速突破，彰显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另一方面，在经济基础较差的地区取得的成功改革经验，才具有普适性和高度可推广性。后来特区的辉煌成就为这两点做了生动的注脚。
[1] 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2] 黄金生：《习仲勋终结“大逃港”》，《人民文摘》2014年第12期。
[3] 陈秉安：《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4] 山旭：《粤港边界30年：1978年上万人涌向深圳等待逃港》，2008年12月9日《瞭望东方周刊》。
[5]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99。
[6] 赵德馨：《中国经济50年发展的路径、阶段与基本经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73～85页。
[7] 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第150页。
[9] 王伟群：《改变历史的36天》，2013年1月4日《青年商旅报》。
[10]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第40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第41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第312页。
[14] 陶一桃、鲁志国主编《中国经济特区史要》，商务印书馆，2010，第30页。
[15] 深圳博物馆编《深圳特区史》，人民出版社，1999，第16页。
[16] 广州地理研究所主编《深圳市自然资源与经济开发图集》，科学出版社，1985。
[17] 吴建民：《广东文史资料第78辑：创办珠海特区五年的回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22页。
[18] 陈翩：《汕头经济特区史》，见苏东斌主编《中国经济特区史略》，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第255页。
[19] 《厦门华侨志》编委会编《厦门华侨志》，鹭江出版社，1991，第1页。
[20] 苏东斌主编《中国经济特区史略》，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