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小城镇型农民集中居住及其文化适应性研究
——以陕西省邑县王家社区为例
一 引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由此可见，农村社区建设对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统筹城乡均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转型阶段。尤其是东部相对发达的地区正大力推进合村并居，通过旧村改造和撤村并居等形式进行新农村社区建设。随着合村并居的广泛展开，许多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使村落数量快速减少，而新建的集中化楼房居住区大量涌现。[43]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也在如火如荼进行。
农村社区建设旨在构建新型的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实现农村社区及整个社会的融合，也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和制度创新，是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农村的一项重大的社会建设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44]在西方，“城市化”一词是指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逐渐增长，与之相伴的是经济活动、管理和政治组织以及乡村地区通信网络的集中。[45]从历史上看，人类的城市化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早在1850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像现在一样。当时只有超过10万人居住在城市，仅占世界总人口的2%。世界上最快速的城市化发生在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而20世纪时，城市化的加速则在另一些国家被世人见证。城市的数量在不断增长，这是因为相比农村，城市能够提供给人们更多的社会和经济福利。[46]从中国城乡社会变迁的历史看，城市与乡村始终构成了同一进程的两侧。从当代中国城镇化的进程看，城镇化每一阶段的推进必然牵涉乡村，引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许多方面的实际反应。[47]毋庸讳言，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规划性变迁”[48]已经对农村社区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极大改善了农村社区环境的同时，对农民原有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集中居住使个人与家庭的生活空间及社区与邻里的公共空间被高度压缩，同时还拉大了农民住所与土地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与劳动负担。可以说，农村的城市化清除了农业生产的环境与条件，也剥夺了农民生计的资源基础。[49]
当下的新农村建设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百年来乡村建设运动的延续，从根本上说，一个世纪以来的农村建设和发展问题都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问题，也是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问题。[50]政府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政府主导的意蕴明显掩盖了民间社会自身的努力。[51]加强农村公共服务，通过服务增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是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正确方向，也是构建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必由之路。[52]尽管近年来，学界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是当前农村社区谁来建设、怎样建设、从何处着手展开更有效等核心问题仍未解决，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可操作性有待提升。[53]因此，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必须将制度制定与实施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农民主体在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的作用，使农村社区建设既能适应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需要，促进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使广大农民真正从中受益，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54]
二 调研地点基本情况
邑县郑镇位于该县的西部，距县城19公里，三面临沟，东与太村镇相连，镇域面积40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两万七千多亩，主导产业——苹果种植的面积为两万三千多亩。王家社区位于郑镇区以南，由王家村、李家村、郑家村三个村组成，辐射带动席家村、贾家村等村的发展，规划占地500亩。目前，已初步建成王家、李家及郑家三个村民居住小区和全镇农民进城镇居住落户的小区，建成民宅360户、多层居民楼4栋168户、两层商住楼330间、综合服务中心1200平方米、果蔬批发市场1.1万平方米、中心幼儿园1100平方米，先后被授予省级卫生村、市级平安村及卫生村等称号。“迁村并居”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但目前多数地区采用的直接转换方式已经表现出了诸多问题，急需从组织机构、职能设置、经费制度及人才机制等方面予以完善，并针对农民权益保护的重要需求提供针对性解决措施，学者李长健针对农民集中居住的治理困境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55]
三 调查发现
王家社区是郑镇的第一个新型社区，位于郑镇政府东南1.5公里处。社区居民由原来的王家村、郑家村及李家村三个行政村的部分农户构成。由于王家社区主要是以王家村的农户为主，因此就以王家社区命名。王家社区共有120户王家人、40户李家村的人、80户郑家村的人。可见，新建的社区已经打破了行政村的边界，容纳了来自不同村庄的农户。课题组于2013年8月在郑镇王家社区中的幸福小区进行调查，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96份，有效问卷187份，有效回收率为95.4%。
如表2-44所示，整个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从调查对象的性别方面来分析，男性占52.4%，女性占47.6%；从年龄结构来看，30岁及以下的只有14个人，占样本的7.5%，31岁以上的占92.5%，这个地区的青年人所占比例不高，青年劳动力流失，主要原因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苹果的种植需要较高强度的劳动，一些年轻人难以承受，宁愿选择打工也不愿回到家乡种植苹果，而这个地区还存在70岁的老人下地从事生产活动的现象；从受教育程度上来分析，没上过学的有34.2%，占总样本的1/3多，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占83.9%，本科及以上的仅有两人，说明这个地区的教育发展还很落后。通过对陕西省郑镇王家社区的实地调查，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西部地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现状。对于王家社区而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主要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表2-44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一）农民宅基地远离滑坡危险，村庄规划从无序走向有序
王家村原来的村址靠近沟边，在雨季时沟壑容易滑坡，威胁着王家村的许多农户。在2008年之前，村庄农户的宅基地都是在老村的基础上划拨地基，而且没有统一的规划，农户之间可以兑换，只是这些新的宅基地距离沟边远了1～2公里。但是自从2007年邑县被划为全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县以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热潮在全县范围内涌动。王家村的村支书思想观念开放，当时就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开始动员王家村村民抛弃旧思想，要专门划出一片空地建设统一的新型社区。当时许多农户对这一想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担心把平整的耕地用于建设房屋，觉得有点可惜，再说耕地上还有苹果树，都不愿意砍树。但是，村书记开始动员农户时主要的困难是置换出新型宅基地，然后才有可能建设新型统一社区。自从置换出200亩土地之后，王家村的新型宅基地规划都在距离郑镇1.5公里处，不再允许农户在老村里盖新房。这样，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才有了保障。
（二）新农户住宅整齐划一，社区基础设施齐全
农村社区公共设施是社区建设的物质载体，是农户进行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基础。王家社区总面积为5.5万平方米，可容纳民宅500户左右。目前，王家社区由7条街构成，即王家村的120户，占据四条街；郑家村的80户，占据一条靠近郑镇的主街；李家村的40户，占据两条街。每条街路面都是水泥硬化的，路面宽5米，排水设施俱全。农户住宅都是由政府统一设计和建设，每户三室两厅两卫（约124平方米），地梁、柱子、彩瓦、装饰挂件等一应俱全。社区基础设施也很齐全，村办公室占地270平方米，配套桌椅25套；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占地520平方米，休闲广场及公共绿地占地20000平方米；铺筑水泥街道1400米、供水管网5000米，地埋电缆2000米；入户电话宽带160户；安装路灯20盏，道沿2000米；铺设自来水入户管道1800米，且延伸输水管网，接通全村自来水；铺设下水道1400米、移动信息线路1000米，并设有两处垃圾堆放点。正是由于农户集中居住在统一规划的新型社区里，政府才能集中、有效地利用有限资金进行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于美化社区居住环境以及方便民众生活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社区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为留守人口群体提供了便利
随着王家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其社会服务体系也显著改善。王家社区服务中心设有1间图书馆，配套图书5000余册，为村民提供了学习的场所和条件。2009年郑镇某煤矿公司投资200万元建设了1所幼儿园，目前共有学生160名，其中也有来自附近其他村庄的孩子；教师共有15名，都是从县里调过来的。在新建这所幼儿园之前，各个村上都有私人幼儿园，但教育质量差。各村原来的小学也因王家社区建立后许多孩子到离家较近的郑镇中心小学就读而于2011年相继撤销。王家社区有一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室，为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就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外，社区有3家商店，基本上能满足村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由于出现了7条公共的社区街道，现在街道的卫生工作都是由社区服务中心安排部分农户负责打扫，这些农户每月可以从社区服务中心领取一定的劳务费。由此可见，农村社区服务体系的完善为社区农户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也对改善教育环境和卫生环境等方面提供了基本保障。总的来说，王家社区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社区周围的医疗卫生设施和教育设施完备，调查当中发现，89.9%的农户认为新社区的环境较自己原来居住的村落有了很大的改善，包括社区绿化、公共设施建设、合作医疗点构建等，66%的农户对新社区的医疗条件和服务表示“满意”。
（四）形成新的社区文化活动空间，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的配套建设是形成社区农户新的文化活动空间的基础。在王家社区建设之前，王家村、李家村和郑家村每个村庄里都有一个庙，每年正月十五，各村村民都在各自庙前放烟火，以祈求新年的平安和吉祥。现在，在王家社区里修建了一个占地近两万平方米的五龙文化广场。郑镇政府每年都要安排的文艺会演，就在该广场上举行。文艺会演主要由镇政府组织，各个村庄都派代表来参加，比赛项目有拔河、扭秧歌等形式。有时候郑镇政府开大型会议也设在五龙文化广场上。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提升人们的文化生活水平及保持留守人口的身心健康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四 主要问题
从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兴起背景与发展历程来看，它是一场规划性变迁过程，政府在社区建设中扮演了积极能动者和行动主体的角色，起到了动员、组织、引导、规划和推动的重要作用。与传统内发和自然生长的社区不同，现代意义上的社区主要是一种计划性或规划性社区，体现了国家自上而下、由外向内地进行整合和理性建构的特点。[56]毫无疑问，农村社区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但是如果单纯从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视角去着力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可能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一）新型社区呈现“形似而神不似”的过渡性特征
目前的村庄合并，多是停留在把村民的居住集中在一起，或者先把行政机构合并在一起。从表面上看，这打破了原有村庄的行政界限和社会边界，但实际上它们还没有完全融合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其内部仍然保留原村庄“各自为政”的特点，各村自我管理，统一的社区化管理或组织还不健全。[57]对村庄合并之后所建立的新型社区的管理，应不同于传统的村庄式管理和城市社区管理。因为这类新型社区是既不同于传统村庄也不同于城市社区的一种新型生活单位，其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尤其是对于西部地区来说，由于城市化水平较低，新型社区的建设大多只是把农民在空间上集中于新建社区之内，而没有对社区的治理进行长期规划，对于社区的管理机构及人员也没有进行良好的设置与分配，使新型社区显现出“形似而神不似”的特征。通俗点来说，其只是建得像城市社区，而并没有达到城市社区应有的管理水平及社区认同，从而也就实现不了对新型社区的重新整合，使新型社区的治理出现了困难。以王家社区为例，原来的村干部虽然名义上在王家社区里任干部，但是在各村里仍然设有村“两委”办公室。住在王家社区里的农户，如果遇到问题还是习惯于找以前各村的村干部。土地流转也没有打破村与村之间的界限，都是在各村内部展开。另外，对来自乡镇以上的扶贫项目，王家社区的负责人无权分配，只能等待镇上统一安排，而且分配还是以原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的。例如，王家村由于启动社区建设项目比较早，最早搬进王家社区的王家村农户就能得到县计划局每户每人5000元的补贴，而后来的其他行政村的农户则没有享受到这种政策支持。从王家社区的这些现象中，可以看出社区治理在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了社区治理的不科学；而正是王家社区在治理上的不科学，才导致了居民对于社区事务的不了解。由此可见，当前政府推动这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空间上的社区含义，但是缺乏实质意义的整合和融合，使新型社区管理呈现“有名无实”“大社区，小管理”的治理格局。
同时，搬入新社区后，大多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务农，外出打工的比重占28.3%，农民表示农闲时他们可能会去外地打工，如此既可以打发空闲时间又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但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主要集中于青壮年，年龄偏大的农民表示更愿意在家中劳作。接下来依次是在附近打零工和做小生意的农民，各占11.8%和7.5%，他们大多还是以务农为主，打零工和做小生意都主要是作为副业。从表2-45可看出农民们的收入模式比较单一，并且农业生产对土地的依赖性强，受大自然的影响大，农业收入存在不稳定性，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收入来源没有发生较大改变。
表2-45 新社区农户的收入来源情况（多选）
（二）农户出现阶层分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进程缓慢
当前，政府在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忽视了农民群体内部的贫富分化问题。但实际情况是，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当前农民内部阶层分化已经非常严重，这种情况对于西部地区的农民来说同样也是普遍存在的。农户进入新型农村社区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但依靠政府少量的补贴远远不够。当地农民大部分依然依靠苹果种植业获得收入来源，表2-46体现出了邑县的地域特色，邑县作为全国有名的苹果生产县，多数农民利用这一优势来保证自己的收入。相比之下，粮食种植所占的比例就只有19.8%，大多数的农民们在生活方式方面的调查中表示家中的粮食主要来源是到集市上购买。但是有少部分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只能通过自己种植的粮食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表2-46 种地农民生产类型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了解到经营果园需要较大强度的劳动力，不单单是每天的浇水施肥，更重要的是苹果生长期间的光照培养，需要人工为苹果套袋。而村中的青壮年大多选择外出打工，由于劳动力价钱增长，雇人帮忙的现象较少，于是家中的老人成了此项重任的担当者，平均每家拥有六亩土地，一亩土地需要套上一千来个袋子，难免会显现出力不从心的现象。同时，对于果园保险的情况，在访谈中发现各个村子的果园保险购买情况不一，有的村子集体购买，有的村子单独购买，有的村子甚至不提及，对于保险赔偿普遍没有贯彻落实，交保却难以获得赔偿，在这方面政府应该维护农民的利益。归根结底，生产模式的单一化导致农民收入风险增加，并且如果新农村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能单单依靠苹果产业，应该大力开发引进新兴产业，同时吸引年轻的劳动力重新回到村中，帮助新农村进一步发展壮大。
结合表2-47可见，在有效调查样本中，新型社区中有28.8%的村民拥有工作，而71.2%的村民都只是拥有临时工作，大多数村民是在农活较为清闲之时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在村子附近找的零工，还有的村民是为新村房屋建设装修帮忙的，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由邻居、好友帮忙介绍的。村民们就业的范围几乎局限在了村子的周围，可见新型社区中居民的就业并没有能够很好地融入城市中去。
表2-47 农民就业情况：是否就业统计
王家社区的房子规划都由乡镇统一安排，由固定的建筑队施工修建，农户只需要支付资金。笔者调查发现，搬进新型社区的农户都是家庭条件经济较好，且有劳动力在外打工（做装修工、煤矿临时工等），或是能从亲戚、朋友处借到钱的。王家社区统一建设的新型房屋，2008年时一套大约需要12万元，加之一户能得到2万元的政府补贴，所以农户至少需要自己支付10万元才能修建政府统一规划的新型房屋，这些资金对普通农户而言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因此，首先搬进王家社区的农户都是家庭较为富裕者。其他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户为了能搬进新社区，只能贷款或借款。通过调查发现，如表2-48所示，有效调查样本的64.9%的农户在买房时有贷款，而贷款的农户中有54.5%的人选择向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贷款。另外，13.4%的农户贷款在3万元以下，24.6%的农户贷款在3万～5万元，贷款数额在5万～7万元以及7万元以上的农户分别占11.8%和8.0%[58]。同样，67.9%的被调查农户在建房时有借款，其中，56.1%的农户会选择向亲戚借款，选择向家族人和朋友借款的农户所占比重分别为2.7%和9.1%。当然，农户借款的数额也不一：借款在3万元以下的农户占21.9%，借款在3万～5万元的农户占20.9%，借款在5万～7万元的农户占12.3%，借款在7万元以上的农户占12.8%。对于他们来说，这么大数目的贷款和借款是他们以后生活挥之不去的负担。这不禁让人思考，什么原因会促使农户这么做。除了新社区的设施良好等硬件条件外，更深层次的原因与农民的愿望有关。农民一生有两个最大的愿望：其一是有房子；其二是有（儿）媳妇。而对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来说，搬进新社区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愿望。在调查中，笔者接触到一位当地的农民，他说道：“我娃今年都快28（岁）了，还没找到媳妇，前段时间本来有个女子很有希望，但她来我家一看我家是土房，就不愿和我娃结婚了。现在我贷了7万元在王家社区买了新房子，明年就让娃娶个媳妇回来。”这就是心系后代、安土重迁的农民所在农村的传统。
此外，政府也可以提供贷款，但必须有抵押和担保，通常一般家庭都不具备担保的条件。现在王家村仍然有许多农户没有搬进王家社区，在调查当中发现，一部分农户是由于启动新型社区建设之前他们已经修建了新房，再无资金搬迁；一部分是空巢老人和五保户、特困户等贫困群体，他们更是没有资金搬进新型社区。
表2-48 贷款情况统计
各个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也造成农民搬入新型社区时间上的不统一，使新型社区的建设过程变得漫长和缓慢。以王家社区中的主要成员王家村农户来说，王家村共有315户，2008年，王家村搬进王家社区的农户只有40户；2009年有48户；2010年仅有20户；2011年只有5户搬进新型社区；直到2012年末，共有120户搬进王家社区，还不到王家村一半的农户。显然，对农户而言，搬进新型农村社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普通农户和贫困农户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导致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呈现渐进性，同时也呈现不彻底性与缓慢性。
（三）新型社区农户社会交往仍然呈“内倾化”，社区融合遭遇阻力
王家社区从外表来看是一个规划非常整齐的社区，公共设施齐全，但是从社区内部农户的社会交往来看，显然还缺乏一定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虽然来自不同行政村的农户住在一起，可是他们之间的交往不多，平时还是与本村的人打交道。社会交往是主体间一种依赖性的社会关系及社会互动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根据表2-49可发现，调查的187户人家中，有42.2%为同村人，25.1%的村民的邻居是“少部分同村人”，“大部分同村人”和“都是别村的人”分别次之。
表2-49 同一社区同村人人数
之所以出现以上现象，原因是王家社区中心区域居住的都是王家本村人，有接近40%的住户，但是由王家社区中心向外辐射的周边区域居住的有其他村落的人，其中李家村集中居住一部分，但是靠近街区零零散散分布着郑家村、葛家村、郭村的人，这些人也接近30%，而且街道房屋空置现象较为严重。这些村民与王家村、李家村村民不同，老村因挖矿而导致地下塌陷，所以他们由政府统一补贴搬到新社区。
根据上述现象，笔者对处于王家新社区的非王家村人进行了邻里状况的调查，表2-50表明，除了“非常熟悉”和“关系很好”总体占了接近42%，“比较熟悉”和“交情一般”占了很大一部分，超过50%，甚至“很陌生”也占了7.5%，这更加说明同村人之间不再像原来一样交流颇多，而异村人之间的交流更是困难。
表2-50 和同街的人的熟悉程度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单位是村落，村落是由血缘、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圈。村民们的生产和生活就在村落社会中展开并世代相袭。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基础上住进新型社区，随着社会和地理流动性的增加，他们逐渐“从过去那种盘根错节、相对同质性的共同体中解放出来”，[59]他们需要接受其他村落的村民，过去上百年的血缘血脉受到新型社区的冲击，他们需要或者说不得已要接受其他村户的融入，而其他村户也必然远离了其固有的人脉模式，为融入新的社区做出很大的努力。
表2-51和表2-52数据显示出同村人交往具有很稳固的内倾性和同质性，很难撼动。其中有一农户这样告诉我们：他觉得搬进新社区，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虽然还要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是对于城镇的人来说他终于也可以挺起腰板说话了。同时他们依然难以适应这种生活，如老少的分离。新房越建越高的墙壁隔绝了他们了解同村人的途径。对于从小生活在一起的同龄人，原来老村的聚集地像是一座巨大的四合院，他们的住房也只是四合院中的某一间房。现在的这种住房结构和新的邻里环境，让他们倍感压力，担心随着新型社区的展开他们和老村人之间越来越断了联系。这是中国新农村建设存在的一个问题，也是中国新农村在未来要克服的问题。在王家社区，虽然具有占地近2万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可是除了乡镇组织的一些文化活动（体育比赛、社火等）在这里会演之外，王家社区并没有任何集体文化活动，社区农户依然在延续着固有的文化认同。虽然原有的村庄行政边界被打破了，农户“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社会关系圈子”即“社会边界”却始终没有被打破，农户的心理认同仍然没有走进王家社区。[60]人的归属感和自我的社会认同促使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固守“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划分。[61]显然，王家社区内农户依然固守原有的社会交往阵地，使其社会交往呈现强烈的“内倾化”特征。这种较为封闭的社会交往使新型社区居民的融合遭遇阻力，也不利于新型社区的建设与发展。
表2-51 与现在的邻居相处情况
表2-52 交流少的主要原因
表2-52 交流少的主要原因-续表
（四）旧村没有被充分利用，造成土地资源浪费
整村或村庄部分迁居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村民的居住生活和生产生活，此种方式关涉农民的居住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动，其变动幅度较大，易引起严重的利益冲突和危机。剧烈的空间迁移也会导致村民社会资本发生一定程度上的折损。在农业经营方式未发生改变的条件下，单纯地改变其居住方式，必然对其农业经营活动产生严重的影响。[62]如上所述，在新型社区里，王家村的农户截至2012年底共计搬迁120户，还有195户在老村生活。在调查当中发现，一部分是由于启动新型社区之前已经修建了新房，大部分是由于无资金搬迁。这种情况导致搬进社区的120户农民的宅基地荒废，在200亩左右。同时王家新型社区也占用了大量耕地，使农户的有效耕地面积不断缩减，在某种程度上浪费了耕地资源。另外，农民集中居住，但是土地流转困难。农户房屋搬迁时间不统一，加之大部分农户没有搬进王家社区，使镇政府对旧村的改造利用计划不能实施，同时也造成了旧村土地资源的严重闲置与浪费。
五 反思以及建议
王家社区只是中西部省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中的一种模式。这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遭遇的困境远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从目前涌现出来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来看，无论最后的运行载体是什么，政府都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政府主导的意蕴明显掩盖了民间社会自身的努力。[63]伴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政府的主导下，将会有更多的新型农村社区出现。为了更好地建设中西部新型农村社区，笔者认为可以从下述四个方面入手。
（一）鼓励集中居住区内农民充分参与公共事务是新型社区治理的基本前提
国家行政力量主导的村落合并，使农民在短时间内实现集中居住，这种巨变过程蕴含着一定的冲突和风险，尤其在实施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仅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以简单的行政命令代替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意愿，造成很多隐患。[64]一般而言，农民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参与机制主要有两种：一是组织化参与机制，一是个体化参与机制。组织化参与机制实际上就是在社区内部成立各种自组织，即社区社会组织。而对于个体化的参与，除了农民参与社区居委会的选举、治理、监督之外，还应该建立志愿互助参与机制，让各种类型的农民都能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65]农民群众不仅是农村社区建设的直接受益者，同时也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力量。要实现政府主导作用与农民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最为关键的是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从农民需求和切身利益出发，从而寻找政府主动性与农民群众主体性之间的契合点。[66]因此，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政府必须将制度实施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农民主体在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的作用，既能使农村社区建设适应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需要，促进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使广大农民真正从中受益，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67]
简而言之，政府所主导的是单向度的新型社区建设，并没有与社区主体形成良好的双向互动，没有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所以在新型社区建设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充分调动农户参与社区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以王家社区为例，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首先要对社区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进行良好的规划，应建立合理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并制定良好的运行准则，同时，各个原来村庄在机构中都应当有自己的合法代表，这需要当地政府制订计划并监督实施；其次要尽可能多地给居民提供参与社区建设的渠道和途径，同时也要使居民的参与能有所影响、有所效用；最后要鼓励社区自组织的发展，社区自组织由于是社区居民自建的，能符合居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居民对其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居民得以充分参与公共事务是社区治理的前提，而上述措施若能实施，对于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是有极大的鼓励作用的。
（二）推动农户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根本动力
由于经济欠发达，所以中西部农村社区建设路径必然与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缺乏企业带动，因此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未出现很大的改变，变化的只是居住空间和组织管理方式。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水平较之于东部地区也不高，加之农民内部所出现的阶层分化，使中西部地区新型社区的建设进程较为缓慢，出现了部分农户进入新型社区居住，而部分农户则留守旧村这一状况。对于不能搬入社区的农户而言，阻挠其搬迁的一大拦路虎就是资金不足，而对于搬进新型社区的农户来说，家庭的贷款和借款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现代化装修也使家庭的日常费用开始不断增加。
因此，要解决新型社区建设的缓慢性，最为根本的是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支柱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使农户经济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在加大对搬迁农户的补贴力度的同时，要正确引导当地经济发展。尤其对王家社区的农户而言，苹果产业是其支柱产业，当地政府可以与相关高校合作，加大技术创新，延长产业链，比如可以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外来企业投资，建立小规模的苹果产品加工厂，吸纳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吸收新型社区居民就业的同时，也能使其从产业中受益，增加经济收入，从而摆脱进入社区之后的生活成本高涨等问题，也可避免劳动力和人才的外流，保证社区发展的后续动力。同时，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系统、复杂、漫长的实践过程，要加大扶持中西部村庄内的低保户、特困户等贫困人口，争取使他们搬迁到新型社区里，同样享受到新型城镇化的好处。同时最为根本性的是需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发展地方支柱产业，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实现农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重构新型农村社区认同是增进集中居住区社会融合的有力保障
从上述调查来看，来自王家村、李家村以及郑家村这三个不同行政村的农户对王家社区缺乏普遍的认同，把其仅仅看作一个居住范畴内的空间共同体而非生活共同体。原有的村落家族共同体一般来说生活在相对集中的地域之上，这既是他们的生活基地，也是他们的生产基地。[68]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的，[69]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族组织及地缘共同体组织也具有明显的封闭性。[70]重构农村社区认同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基础，最为关键的是从农民生产和生活实际出发，从建设农村社区公共生活开始，加强农村公共服务，通过服务增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是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正确方向，也是构建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必由之路。[71]当然，社区公共性的生产，社区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的重构，将成为实现社区转型的核心问题，而这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72]简单地说，这种社区服务制首先要培养和提高社区居民既服务于自己，又服务于社区的意识和能力。[73]强调整齐划一的社区，不仅便于管理，而且可以节约政府的投资成本。短时间内要在外力促使下组成一个新型社区，即一个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过程本身涉及村民原有社会网络的断裂和重建，同时也关系到村民对新型社区的重新适应问题。
对王家社区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增加社区居民相互交流的机会，只有交流才能融合，如不能相互交流，要想实现相互融合是比较困难的。具体来说，社区需要组织更多的社区活动，而且这些活动不能只是单一的某种类型的活动，应保持多样性，比如可以在节日组织文艺演出，也可以定期组织体育比赛等活动，还可以坚持多种形式的活动相互交叉举行，这样产生的效果更好。当然，这些活动的举行需要一定的经费和精力，这就需要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选拔任命合格负责任的社区工作人员。总之，政府应鼓励社区增加举办社区活动的频率与次数，以增加社区居民相互交往的机会，为社区居民相互了解创造条件，从而逐渐实现居民的社区认同，增加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这是促进集中居住区社区融合的有力保障。
（四）科学规划与利用旧村宅基地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必要环节
在中西部许多农村地区，虽然新型社区在不断建立，但由于经济状况不好，许多旧村仍然有一些贫困户留守，他们没有充足的搬迁资金，也享受不到政府支持新型社区建设的相关资金。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都缺乏对旧村已搬迁的农户宅基地进行有效利用和管理，以至于造成土地资源闲置或浪费。新型社区的建设是一个漫长但是又环环相扣的过程，只有做好其中的每一环，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完善搬迁政策，适当对困难农户加大补贴力度，使经济困难农户也能享受到新型社区的福利，实现新型社区积极影响的最大化。同时制订好对旧村的改造计划，加大对旧村农户宅基地的改造力度，形成一套严格的管理和使用制度，以此达到保护耕地资源和促进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地方经济之目的。完善好搬迁政策和旧村宅基地的改造与利用计划对于实现搬迁的统一有着积极作用，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新型社区的建设进程。
总之，鉴于各地区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禀赋及文化习俗等不尽相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差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不可能有统一和固定的模式。但是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模式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以及当地的实际情况，要因地制宜，以发展地方经济、以支撑持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长远发展为根本立足点，并努力对旧村资源进行改造与利用，同时应促进社区居民间的相互交流，实现居民的社区认同，并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实现社区居民的文化适应，使其摆脱“半农半城”的尴尬处境，真正融入城市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