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毛泽东研究面临的困难

毛泽东研究目前存在很多困难，但最重要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资料上的困难。

毛泽东论著虽然已经出版了很多，但总体来说，有很多还保存在档案馆中。

毛泽东文稿，1930年之前的遗失比较多，也许还有少量在世上，但绝大多数都是永久性消失了。延安时期的文稿保存得相对比较好。比较起来，目前已经出版的毛泽东论著中，1949年之前的文稿都基本上呈现出来了，只要能够找到的，基本上都公开了。而1949年之前毛泽东论著的主要问题是版本问题，很多谈话、讲话与后来的发表稿有很大的差别，很多稿子最初的手稿也和当时的发表稿有很大差异，而20世纪50年代出毛泽东选集时，收集的文章又作了一些修改，很多是毛泽东本人修改的。一般来说，《毛泽东选集》中的“题解”和“注释”是专人做的，但有些注释是毛泽东亲自写的。所以，对于1949年之前的论著，目前研究最大的困难是版本问题。

理论上，毛泽东论著应该有这样几种版本。其一，毛泽东讲话和谈话记录稿，毛泽东文章和著作的原稿即手稿。其二，毛泽东论著最初的发表稿或出版稿。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通过对比把它和记录稿、发表稿和出版稿之间的差别找出来，并且搞清楚这种差异是毛泽东本人的修改，还是秘书的修改。其三，毛泽东最后修改或者审定的稿子。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区分毛泽东本人修改、毛泽东指示修改和工作人员修改，应该弄清楚各种“修改”的来龙去脉，还应该把毛泽东本人撰写的“题记”和“注释”标示出来，以区别于“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工作人员撰写的“题记”和“注释”。这个工作也是有难度的，毛泽东论著早期的发表稿、单选本，一般学者已不易找到。而最初的讲话或谈话记录稿是文物级的，民间可能也有，但极少，恐怕只有中央档案馆才有一定量的保存，所以，只有相关机构才能做这个工作。

毛泽东的讲话和后来的领导人讲话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在重大的场合讲话，他也不要讲稿，通常他自己拟一个提纲，而且讲话时还会脱离提纲。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已经是毛泽东著作中的经典，但实际上，它是没有讲稿的。据何其芳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第一天毛泽东主要是提问题，其中开头有一段话：“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68]这是《毛泽东选集》中没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两天时间的讨论，讨论期间，毛泽东静听大家的发言，同时自己用铅笔做笔记，最后发言的是朱德。“毛主席的《结论》是吃晚饭以后，在由三根木杆架成三角形的木架上悬着一盏煤气灯的广场上作的。……毛主席手里拿着一叠写有毛笔字提纲的白纸，就开始讲了。”开场白是这样的：“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69]除了开头，其他话都是《毛泽东选集》中没有的。另外，讲话中还有：“我讲了一个‘古今中外法’，就是：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70]这也是现在的文本中没有的。不知道毛泽东手里拿的那“一叠写有毛笔字提纲的白纸”是否被保存下来，如果保存下来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版本，肯定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另外，不知道是否有讲话记录稿，如果有，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版本。

版本问题是毛泽东论著问题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毛泽东1949年之前的论著来说，尤其如此。

毛泽东1949年之后的论著，包括手稿（如文章、批示、讲话提纲、批注、书信、诗词、在文件上成段加写的文字等）、记录的指示、讲话和谈话记录稿，有些是他审定的，有些是他没有审定的，还有部分是根据他的指示，由秘书写作，经他审定以他名义发表的等，都已经保存完好。目前《毛泽东选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其他“专集”所收录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总体来说，目前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1949～1956期间的收录比较齐全，修改或删节也比较少。1957～1965年间的文稿，收录也比较多，但很多当时已经传达或者公开报道的讲话等都没有收入。而1966～1976年的文稿，本身应该很多，保存下来的也应该很多，但目前出版的非常少。

笔者曾经粗略地把《毛泽东年谱》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其他“专集”文稿，包括各种《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文选》进行过对照，发现很多有记载的谈话和讲话都没有文稿，很多讲话和谈话在不同的著作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1959年4月1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很长，大约8000字，当时仅内部出版过，不涉及机密的问题，但各种毛泽东著作均没有收录，仅《毛泽东年谱》中有叙录，并引用了部分原话。这本身就可以看出，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都会自己动手拟提纲，有时一些重要的谈话，毛泽东也会亲自拟提纲，提纲通常都非常简略，但提纲和讲话会有很大的差别，翻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我们可以看到，“文稿”是既收录提纲，也收录讲话，但很多时候只有提纲，或者讲话纪要，而没有讲话。比如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专列上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包括座谈会、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有简略的记录。在这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很多次讲话。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仅收录了并不重要的《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2月27日的一次讲话和后来整理的《郑州会议纪要》。事实上，2月27日就有两次长篇讲话，一是上午的座谈会讲话，二是晚上政治局会议讲话。有一本《毛泽东思想万岁》收录了六次讲话，分别是2月27日的两次、28日的一次、3月1日的一次、3月5日的一次，还有一次日期不详。其他如1959年3月同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负责的人谈话，只有提纲，没有谈话全文；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讲话，只有提纲，没有全文。《毛泽东思想万岁》收录1958年3月成都讲话共6次（篇），5月八大二次会议讲话共4次（篇），8月北戴河讲话共5次（篇），11月八届六中全会准备会议讲话共4次（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仅收录了三个提纲。

由此可见毛泽东论著出版问题之一斑，也可见毛泽东论著整理和出版的任务之艰巨。

1949年之后毛泽东论著主要是公开出版的问题，但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收集的问题、辨别的问题。比如有些文字是毛泽东写的，但没有收录到毛泽东著作中去，据何其芳讲，《不怕鬼的故事》“序”是何其芳执笔完成的，但基本意思都是毛泽东的，这部书是毛泽东提议编的，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编的，“序”最后署名是何其芳，但最后一段文字是毛泽东在审阅时加进去的。何其芳的“序”当然不能收入毛泽东论著，但最后的那一段文字应该收入却是无疑的^[71]。

全世界都在期待《毛泽东全集》问世，但目前看来，这个任务还非常艰巨，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应该先整理出版一套诸如《毛泽东最后十年文稿》之类的著作之后才可以付诸实施。而整理出版这样一部文稿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毛泽东采访、回忆和见闻方面的资料也是非常重要的，仅次于文稿资料。而这方面的资料在收集和出版方面也有很多问题。首要的就是这些资料的真实性需要辨别，而辨别非常困难。第一，人的记忆并不是绝对可靠的，记忆本身存在不准确的问题。第二，主观性的问题。有的人一生追随毛泽东，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回忆中存在有意美化的嫌疑，这是不可避免的。相反，有的人比如毛泽东的政敌，或者曾经追随毛泽东，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被批判、被打倒等之类的而仇视毛泽东，回忆中有意丑化毛泽东，歪曲历史事实，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第三，时代局限性的问题。人的记忆是完整的，这只是素材，而如何表达则受到时代的局限，比如1971年之前绝大部分毛泽东回忆，林彪都是正面形象，甚至井冈山“朱毛会师”变成了“毛林会师”，而之后一直到现在，林彪都是反面形象，甚至“朱毛会师”中没有了林彪。第四，回忆的记忆侧面以及选择的问题。即使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看到或者亲历的也是不一样的，回忆总是站在自己的观察和亲历的角度来进行的。同时，即使回忆者的观察和亲历是全面的，但也有一个选择表达的问题，时代、人际关系、个人情感都会影响一个人表达的选择。所以，同样是遵义会议，不同的人的回忆是不一样的。

由于时代的原因，很多重要的回忆至今还未面世。

第二，观念上的困难。

毛泽东研究与一般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处处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对于一般学者来说，稍有不慎，就可能犯错。

毛泽东是伟人，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空前的伟人，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任何人，只要是人，都会犯错误，错误分大小，有些错误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有些则不仅会影响毛泽东个人的魅力，也会对国家、民族造成伤害。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明确的定性，比如“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成就很大，主要归功于毛泽东，但也有错误，同样“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72]。而“文革”十年，决议的定性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73]中央有决议，有定论，按说学术研究中就可以客观探索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但事实上，实际研究中根本就做不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是被“神化”的，20世纪80年代的毛泽东研究曾试图还原毛泽东作为常人，有“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之说，但这种研究困难重重。

所以，目前毛泽东研究基本上是正面研究，主要是探讨毛泽东正确的领导，积极的成果，正面的思想。特别是建国以前的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革命，不论是方针、政策还是具体的决策，总体上都是正确的，有时简直是预言家，神机妙算，所以，“神”一样的毛泽东是符合实际的，正面的毛泽东也基本上是公正客观的毛泽东。但建国以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神”一样的毛泽东仍然是存在的，但它只是毛泽东的一个方面，而毛泽东还有另一个方面，这方面的研究目前面临着重重困难。

除了亲戚和工作人员以外，能够和毛泽东共事和打交道的人大多数都是20世纪的风云人物。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其实，他也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座位号是39位，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而提名人则是孙中山。在国民党内，毛泽东曾任代理宣传部长，而宣传部长是汪精卫。国民党高层，从汪精卫、蒋介石，到胡汉民等，毛泽东都有接触。共产党高层，从陈独秀、李大钊到张国焘、王明、李立三、瞿秋白，都曾经和毛泽东共过事。新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林彪等都是长期和毛泽东一起共事。还有晚一辈的，后来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也和毛泽东有接触。一部毛泽东研究就是一部中国20世纪史，而众多的人物中，政治上有不同的定位，禁区很多，如何把握，这也是非常难的。

生活在20世纪中叶就是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每个人都对毛泽东个人有一份情感，如何控制这种情感，不让这种情感影响学术研究，这其实也是一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