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内生动力不足，其实质就是精神方面的贫困。摆脱贫困既包括摆脱物质贫困，更包括摆脱精神贫困。伴随中国实施脱贫攻坚，有关精神贫困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总的来看，研究者围绕精神贫困内涵、表现、特征、分类及其产生原因和干预路径等问题，形成了心理、文化、情境等不同分析视角和相关各方面的观点。这些研究有助于拓展人们对精神贫困问题的认识理解。在实践中，精神贫困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对这些形式的了解和把握，有利于提高解决精神贫困的针对性、有效性。

（一）关于内生动力不足——精神贫困问题的研究综述

1.精神贫困的界定

朱华晔等认为，精神贫困是指个人或群体社会对积极向上的精神生活需要和认同程度明显低于群体中其他多数成员的需要和认同程度等。杭承政、胡鞍钢将精神贫困定义为贫困人口志向缺乏、信念消极和行为决策的非理性行为表现，本质是个体失灵的结果。比较综合性的观点认为精神贫困是由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某一社会群体或个人在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以致影响物质生活资料获得和精神生活需求满足的生存状态。

总的来看，现有关于精神贫困的定义主要关注贫困者的心理状况，以及心理因素对个体陷入贫困和摆脱贫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个体指向性。事实上，贫困视阈下的精神贫困与一般性的精神贫困问题存在显著差异。心理问题的呈现是精神贫困的表现形式之一。精神贫困是更多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我们倾向于从反贫困出发，将精神贫困界定为个体减贫发展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与主流社会相偏离。

2.精神贫困的表现

程肇基指出，精神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人生目标感比较模糊以及生活认知感普遍消极。陈依元认为，精神贫困表现为“以‘无为’、懒散、消极为特征的精神面貌”、“以贫困价值观为核心的落后、贫困的观念”、“轻视教育与智力开发，存在文化愚昧”及“严重缺乏农业科技知识，存在大量‘科盲’”。在反贫困语境下，精神贫困主要表现为一部分人的“穷占便宜富吃亏”思想；“扶贫就是给钱”，不给钱就认为不是扶贫的思想；以及越穷越懒、越懒越散、越散越穷，坐等上级救济的思想，脱贫主动性不足“等、靠、要”思想严重；有脱贫愿望，却缺乏自主的精神，缺乏理性精神和长远打算，在精神上缺乏改变自身处境的积极性和紧迫感等。

精神贫困具有社会历史性、动态变化性、相对独立性、综合复杂性、承袭稳定性、深层隐蔽性、长期性七个特征。关于精神贫困的类型，朱华晔认为，从贫困主体方面分为个人精神贫困、群体精神贫困和社会精神贫困；根据致贫原因分为物质型、能力型、社会型和家庭型精神贫困；按表征分为自卑忧郁、敏感偏激、妒忌猜疑、狂妄自大以及空虚无聊等；按社会危害程度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精神贫困等，突出了心理学视角的划分。根据对精神贫困的界定和现实观察，可将其划分为有减贫目标而手段偏离的“等靠要型精神贫困”、有减贫手段无减贫目标的“消极盲目型精神贫困”以及无目标且无手段的“安于天命型精神贫困”。

3.精神贫困的测量

精神贫困具有隐蔽性、深层次性、主观性等特点。国外学者在研发精神性的测量工具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形成并不断完善了有关精神性测试量表。孙咏梅通过对多维贫困测量中的Alkire-Foster方法的应用，对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精神贫困、精神贫困如何影响整体多维贫困两个问题进行了量化分析。廖小琴（2005）在对精神生活质量进行衡量时，提出主客观指标相结合并以主观指标为主、相对性与动态性相结合以及简明实用的原则，并将精神生活特性、精神生活需求、精神发展程度和精神感受作为衡量指标。

4.精神贫困的原因

一般认为，精神贫困是物质因素、教育因素、社会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物质贫困是根本导因，教科文的不发达是直接原因，自然环境条件差、土地贫瘠是外在推动力，人口过多、负荷过重是社会原因。余德华、麻朝晖认为，欠发达地区干部和群众的精神素质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和提升，缺少一种发自心底的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精神动力和内在需求，是导致精神贫困的主要原因。研究精神贫困的同时，需要解释其与物质贫困、文化贫困、心理贫困等的关系。朱华晔认为，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是反映贫困不同特征的两个具体的表现形态，精神贫困是物质贫困的直接后果和人文表现，是物质贫困产生的主要根源。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隐蔽、更可怕。文化贫困是指特定文化的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状态或特征，精神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文化贫困。此外，精神贫困研究还要与能力贫困、心理健康问题研究进行区分，能力贫困是指人获取收入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不足，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医学概念，精神贫困则是一个哲学或社会学概念。

5.解决精神贫困问题的对策

精神贫困的治理主体包括贫困个体和地方政府，即一方面需要强化基层干部群众对精神扶贫的认识，由地方政府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打破文化贫困陷阱，营造良好的文明氛围。另一方面从贫困的主体——“人”入手，以“人”为中心，积极推进贫困人口的社会参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信心和参与效能感。从内容上看，研究者大多从经济援助、社会融合、文化建设、制度变革等角度应对精神贫困问题，包括思想扶贫、文化智力扶贫和科技扶贫等，同时做到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精神扶贫与心理关怀以及精神扶贫与队伍建设的结合。从具体路径来看，包括发展经济，创造消除精神贫困的物质条件；将扶志与扶智相结合，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起摆脱困境的斗志和勇气；提高教育水平，转变思想观念，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

（二）内生动力不足——精神贫困的现实挑战

在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的实践中，各地党委政府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大多数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得到激发，各地涌现了大批自力更生、光荣脱贫的先进典型，贫困群众摆脱了精神贫困，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随着外部支持力度的加大，一些地方产生了“挤出效应”，出现干部作用发挥有余、群众作用发挥不足，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贫困群众个人行为和贫困地区环境两个方面。

1.内在表现

（1）能力欠缺。绝大多数贫困人口世世代代遵循着祖辈的耕作方式，不敢轻易尝试新的生产方式，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缺乏见识和能力，对新生事物没有判断力，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相对偏弱。

（2）畏难情绪。没有脱贫勇气，对脱贫存在畏惧感。有的贫困群众易地搬迁怕难以适应新环境，发展产业怕学不会新技术担心赔本，外出务工又不想受朝九晚五的约束。怕这怕那，就是不怕“穷”，宁可守着穷摊子，也不愿意干出新生活。

（3）依赖心理。有些贫困群众依赖心理严重、惰性强，“等、靠、要”思想严重，坐等政府救济，觉得免费的午餐最好吃，等靠要得来的最轻松、最保险。出现了“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干部干，群众看”“干部着急，群众不急”的现象。认为“扶贫是干部的事，反正干部立了军令状，完不成任务要撤职”。

（4）懒汉思想。得过且过，无劳动积极性，认为当前生活能凑合过，所以就得过且过，相比发展产业致富，他们更担心目前的状况变更坏。有“安贫乐道、穷自在”的思想。

（5）拒绝脱贫。一些贫困群众存在“争当穷”“习惯穷”的思维，将成为贫困户作为一种荣耀，以得到贫困户指标为荣。他们达到脱贫标准不愿退，经常会以“什么也没得到”为由拒绝脱贫，甚至存在为了不脱贫，拒绝帮扶人为其子女联系的正式工作、拒绝村集体为其安排公益性岗位的情况。

（6）相互攀比。农户之间普遍有攀比思想，非贫困户与贫困户攀比，贫困户之间也互相攀比，攀比谁得到了更多的帮扶，谁得到了更多实惠。

（7）缺乏感恩。对党的扶贫缺乏感恩情怀，对各级组织的帮扶心安理得地受用，不知感恩，认为理所应当。对扶贫政策的理解片面化、碎片化、有偏差。对村里正在实施的项目袖手旁观，有时还会借故刁难，谋求自己的小利。

2.外部表现

（1）基层党组织发展动力不足。有的村两委班子涣散，没有基层党组织带头人、脱贫致富带头人，缺乏市场意识、机遇意识，自身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弱，前期发展遇到挫折后，失去发展信心。

（2）妇女儿童老人留守问题严重。村中一般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群众大多外出打工，留下来的多是所谓“386199”群体，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在生产生活、受教育、安全等方面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

（3）陈规陋习严重。有的贫困地区陈规陋习严重，信奉迷信、不讲卫生、越穷越生，对老人薄养厚葬，彩礼漫天要价，把办红白喜事变成争面子、比阔气。

（4）文化生活匮乏。有的贫困地区文化生活匮乏，精神空虚，甚至还沾染上了赌博、酗酒等不良嗜好。大部分贫困群众消费意识异常淡薄，除必须开支的电费等刚性支出外，基本不产生其他支出尤其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支出，导致其文化素养、精神状态、信息交换与社会逐步脱节，形成了越穷越落后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