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根》与中国当代家族小说的找寻叙事
1976年，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发表了一部名为《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的长篇小说。《根》问世后连接获得普利策奖金特等奖、全国有色人种协会斯平加恩奖章，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根》也获得了九项埃米金像奖。《根》及同名电视剧在美国的热销、热映，极大地促进了这部小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接受。1977年，中国的《世界文学》杂志社开始摘译刊登。1979年7月，由陈尧光、董亦波等多人翻译的《根》的中译本由三联书店推出，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地翻译这部小说，首次印刷即达10万册。1980年，陈雄尚等注释的《根：节选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与《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等作品获得中国作家的普遍肯定不同，《根》自翻译、出版之后，虽然销量十分可观，但是在读书界却并未引起与其名气相当的反响，陈思和就认为：“文化寻根意识不是舶来品。虽然亚历克斯·哈利的《根》七十年代成为美国畅销书时，在中国也略有所闻，但它并没有给新时期文化带来什么直接的后果”[113]。韩少功在谈到1984年深秋在杭州由《上海文学》召开的文学会议时也认为，“后来境外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总要谈到的美国亚历克斯·哈利所著小说《根》，在这次会议上根本没有人谈及”[114]。作家阿来在谈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时，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文学：“我主要关注美国文学的三个领域，一是黑人文学。……他们的文化相对于美国主流文化是亚文化。我喜欢二战以后的黑人文学，而不是更早的《根》那样的‘反抗’文学”[115]。类似的评论似乎表明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根》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寻根的热潮，却并未对中国的寻根文化以及此后的寻根意识产生任何的影响。那么，《根》长期脱离学者的视野，究竟是评论家和作家的疏忽，还是历史性的误会？
整个20世纪80年代，某种意义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补课”阶段。莫言在谈到此阶段的文学氛围时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到中国，我们的作家眼界大开，看到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法国的新小说派等”，“改革开放了，这时候思想界、文艺界、美术界等各个领域都在创新，也都在大胆地向西方借鉴学习”[116]。可以说，对西方文学、思想、艺术的吸收和借鉴，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大特色。韩少功在追忆1984年的杭州会议的情景时，虽然认为这次会议上亚历克斯·哈利的作品“根本没有人谈及”，但是他又补充说：“即便谈及大概也会因为它不够‘先锋’和‘前卫’而不会引起什么人的兴趣”[117]，这或许便是问题的症结。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各种新潮文化与理论先后涌进中国，追新逐异成为许多作家的共同期待：“尽管许多探索小说很难严格区分其从属的品格，但在思想艺术的倾向上却有其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强烈的‘现代意识’、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和自觉的标新立异”[118]。与《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这些更具“现代意识”和“标新立异”色彩的作品相比，以现实主义笔调写就的《根》不获当时作家们的青睐便是一件很好理解的事情，这是《根》的时代性命运。
但这并不意味着《根》将永远从中国作家和读者的视线中消失。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国璋英语》作为大学英语教材得到普遍使用，至今仍享有盛誉，而《许国璋英语》中恰恰收录了《根》的节选本。随着《根》在大学教育中的普及，当时很多青年学生都曾受惠于这部著名的家族小说。不仅大学课堂上有这部经典小说的身影，在一些地区的高中英文课本上也有《根》（Root）的节选，从而使这部作品深深镶嵌进青年一代的文化记忆中。国内电视台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进了由小说《根》改编而成的12集电视连续剧；1998年，郑惠丹翻译的《根》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认识也逐渐升温，例如评论家何向阳就认为：“中国作家无论是身居闹市还是暂留乡间的，都是‘进了城的乡下人’，这种移民的漂泊心理与软弱感，使他们更在意识上而非方法上默契于同是大洋彼岸而处于北纬方位（地理纬度与心理纬度都更接近）的阿历克斯·哈利的《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寻根热’可以证实，这部追溯祖先而描摹出一个非洲黑人家族七代经历与感受的书曾引起的震撼”[119]。针对一些人认为的寻根文学是本土文化的产物的观点，诗人周伦佑有这样的精辟分析。“‘寻根文学’总该是中国本土的种子了吧？也还不是。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次‘补课’行为，它仍然是西方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它被动于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利的小说《根》的启发，具体的创作方面则主要是借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20]著名作家萧乾在《老北京的小胡同》一文中写到了小说《根》对自己的影响：“七十年代读了美国黑人写的那本《根》，我也去寻过一次根。大约3岁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们家好像是坐西朝东，门前有一排垂杨柳。当然，样子全变了。”虽然很多作家并未公开宣称《根》对自己创作的重要启示意义，但这并不能否认《根》作为一部优秀小说的辐射范围和知名度，也不难从具体的作品中发现它实际上对中国当代作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作家来说，他并不一定要按照”作品的内容作为指导，“而只需要一点点启示就足够了，因为他们某种程度上也是更加敏感、高明和天然的”[121]家族文化的参与者和感悟者。以下我们将选择《最后一个匈奴》《家园笔记》《纪实和虚构》三部小说，综合运用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比较、分析《根》与当代家族小说之间的隐秘而重要的关系。
一 《最后一个匈奴》：寻找文化之根
“家族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类文化的命运，家往往是文化象征，找‘家’就是在找文化的根。流浪的命运其实象征的是文化的漂泊。”[122]亚历克斯·哈利在小说《根》的创作过程中发现了家族的血脉变迁，终于寻找到非洲的祖居地，从而完成了对家族文化之根的寻找和确认。亚历克斯·哈利对文化寻根的执着和勇气，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获得了热烈而持久的反响。以血缘为纽带，借助家族先辈的命运变迁和对民族文化的重新发现，表现作家自己对精神谱系的确认和对民族精神、地域文化、风俗习惯的认同，是当代作家绵延不断的创作主题。
自称“长安匈奴”的高建群，毫不隐藏自己对陕北文化的认同。他提出了“作家地理”的概念，认为“地理的哲学意识甚至是支撑思考、支撑一本书的主要框架”，是“作家个人精神构造中的地理”，“它既是作家生活过的地方，更是作家的精神游历之地”[123]。与《根》对非洲祖先和文化的执着追寻相似，高建群在《最后一个匈奴》中同样在黄沙扑面的陕北高原上，寻找到了匈奴后代们天生的剽悍、自由和顽强。《最后一个匈奴》再现了匈奴民族在陕北这块特殊之地留下的文化烙印和精神影响，从而也为作为“长安匈奴”的作家与作为祖先的匈奴民族建立了隔代的血脉关联。对于陕北高原这块特殊的地域，作家“在择材中对传统给予相应的重视，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碑载文化”，这种对传统的重视表现为对具有传奇性质的匈奴文化的重新寻找和体认，“对高原斑斓的历史和大文化现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目的乃在于“作者试图为历史的行动轨迹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124]。高建群笔下的陕北，无论是民间的传统艺术唢呐、剪纸、石刻，还是安塞腰鼓、西北民歌、率性自然的男人和女人，抑或独特的历史、地理风情，都将轩辕黄帝后代的精神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陕北既是作家的生活之地，也是一个精神上的家园，而这又与匈奴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紧密相连。对陕北文化之根的寻觅，必然无法绕过匈奴文化的遗存。作家立足陕北文化圈，怀着敏锐的历史眼光和文化直觉，寻找到了黄土高原的文化源头和精神根据地，力图在剽悍、个性、张狂、自由的匈奴文化中建立精神栖息地，作为当代人们安抚灵魂的方式。高建群小说表现的“大起大落、大悲大恸中人本身的强健的力，潜在的生命尊严和野性的顽强”以及“人在与厄运搏斗中的人生韵味”[125]，正是他与匈奴文化对接之后的发现，通过对古老民族野性力量的寻找和激活，使小说具备了深厚的文化价值。
阿历克斯·哈利曾说：“我希望我的书能给所有的黑人一种感受，使他们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并且为此感到骄傲。我们因为缺乏归属感而觉得身为黑人是可耻的，我现在所做的就是把我们的‘根’归还给所有的黑人。”[126]为此，在《根》中作家执着于对美国黑人的文化之根的追求和呵护，小说的核心思想即在于表达人应知道自己从何处而来，自己的根在哪里。与此相似，《最后一个匈奴》的主旨不在于对革命历史的追忆，而在于对陕北古老文化的探寻、现代的延续，以及对这种古老文化与新时代关系的反思。其根本目的，在于恢复自己与祖先、陕北与历史的联系，希望通过在对陕北匈奴后裔文化的重新认识，发现并建立一种当下与历史的关系，将被断裂的历史与文化重新融会到当代的精神之中，通过与民族文化之根的对话消除当代人的文化迷惘。对民族文化根基的追寻，是《根》与《最后一个匈奴》一致的地方，但是又有所区别：《根》中将非洲描述为一个美好、淳朴的地方，而无视其文化中的落后、愚昧因素，无疑是将非洲文化理想化、绝对化了；《最后一个匈奴》则一方面对文化之根表现出了同样强烈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审视了这种文化自身的缺陷。在高建群看来，陕北高原“浓厚的文化沉淀也迷蒙了一部分人，使他们躺在文化上睡不醒。进而心安理得，懒于走出去，理所当然也缺乏东部人的创新精神”，“西部人要反思，要觉醒”[127]。当下的生存境遇，与陕北古老民族剽悍、任情、率性的精神气质产生了严重的龃龉，使作家生出了深重的反思和忧虑。
二 《家园笔记》：非虚构小说与叙述之变
亚历克斯·哈利依据祖母所讲述的自己家族在美国的支系和传说，试图寻找到这些历史背后的那段隐藏已久的家族文化之根。为此，作家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美国革命儿女图书馆等地四处寻找资料和线索。亚历克斯·哈利在《根》中所描写的昆塔家族的历史几乎都是真实的，除了因为年代久远和不在场导致的“绝大部分对话和情节”是“根据我的研究使我感到可能发生过的事”[128]之外，其他的内容完全是依靠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历史资料、自己实地考察以及与专家的研究探讨得出的结论，“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甚至某些细节，大多可以通过文件加以确认”。由此不难发现，《根》是一部成功的非虚构小说。所谓非虚构小说，是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主张“把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典型事件进行艺术处理，赋予它们文学性，把它们变成一种独特的作品”，“用小说手法描绘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用文学的语言真实记录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事件”[129]，以期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这种将家族真实历史小说化的表现方式，在作家谈歌的《家园笔记》中也有体现。谈歌说：“这部小说，是根据我十几年来对父亲和母亲家族的历史与传说的采访笔记而写成”[130]，“但是无论是人物、主题还是日期，我都不可能杜撰”，“四十多年来，我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我那毁誉参半的父辈们和祖宗们的传说，诱使我花去了整整十年时间到处查阅关于他们的史料”[131]。可以看出，谈歌在《家园笔记》中描写的史实并非来自作家的虚构，而是有着资料与考证的依据。
《根》从第一章到第一百一十七章中采取的是第三人称视角，直到第一百一十八章开始“我”才开始成为叙事的主体。前面的一百一十七章，分别在昆塔、吉西和乔治等人物的视野中发展，读者设身处地地产生类似于阶段核心人物的心灵感觉。而从小说的第一百一十八章到小说结尾，第三人称视角变为第一人称视角，由“我”来查找和确定家族的历史。随着第一人称视角“我”的出现，小说的叙述视角多样化了，在“我”对过去时空的追忆中不断地加入对祖先曲折经历和悲惨命运的回忆和慨叹，并通过我重新回到非洲的祖居地朱富雷村的经历，使历史与现实形成了交错的形态。视角的多维与时空的自由安排，成为《根》的一个十分突出的叙事特点。在谈歌的《家园笔记》中，小说的视角随着人物变化而变化的特点十分突出。这部作品除去开场白和总结之外，小说的正文部分共为五章，每一章的小节几乎都是围绕着人物或核心事件来叙述，以这个人物的经历展现家族生活的一个时期或一个片段，进而由各个阶段性核心人物的思想、行为、情感来还原百年家族历史的恩恩怨怨、风云变幻。如果说《根》的第一人称视角还是到小说的末尾部分才浮出小说地表的话，那么在《家园笔记》中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家园笔记》将第三人称视角和第一人称视角的优势进行了结合：一方面以阶段性核心人物或事件为中心，依据可查的资料去再现历史事实，而那些无法验证的传说由于条件限制难以澄清，小说叙及至此时一律采用限知视角，以保证小说叙述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另一方面，小说又巧妙地发挥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优点，对于那些无法断定的历史疑云则返回现实，借助于“我”对当事人后来的采访、资料的稽考、逻辑的推理以及猜想等方式进行补充。为此，小说采用了“插话”“补遗”这两种方式作为补充，以使家族历史不至于因某些链条的断裂而失去可信度，同时也可以弥补单一视角造成的人物形象的单一。
三 《纪实与虚构》：寻求归宿与永恒漂泊
叶舒宪在《高唐女神与维纳斯》中曾如此论及“失去的天堂”。“所谓失去的天堂，指那种先于现存人类状况的一种至福状态，一种理想化的和谐完美状态。由于人类祖先的过失和堕落，或者由于宇宙发展的循环法则，现在人类已经远离这种逝去了的初始天堂状态，处在社会衰败和道德沦丧之中。”[132]这一点在亚历克斯·哈利的小说《根》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哈利的笔下，昆塔在非洲的生活时期被先验地作为了人类天堂的完美状态。而后随着罪恶的贩奴制度的实行，这个天堂被逐渐地打破，或者说一些人被逐出了乐园，成为飘零在外的流浪儿。没有了家族的庇护，昆塔和他的后代们都成了被逐出非洲朱富雷村的孤儿，孤独无助、茕茕孑立。在王安忆的《纪实和虚构——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家族关系被孤立之后的孤独与彷徨。孤儿习性的母亲为了让“我”做闺秀和革命接班人，阻断了“我”与家族的一切关系。随着父母进入上海后，“我”依然像个外乡人，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也没有任何亲戚甚至连祭祖扫墓的仪式都几乎完全避免了。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我”愈加感觉到起源的重要性。“起源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使我们至少看见一端的光亮，而不至陷入彻底的迷茫”，“在这世界上，旧的关系渐渐在解除，新的关系却来不及建立。死去一个相熟的人，剩下的我们就又孤单了一点”。
“对于每一个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来说，当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孤单、分离的个体，终其一生是个死生无常的困境时，每个人就会通过自己认同的途径，回到最初无死无生、谐和一体的乐园。”[133]这个乐园，就是承载着安置根基的故乡、栖息灵魂的家族，就像亚历克斯·哈利所言，“血统联系的共同感有一种魔术般的魅力……团聚使人感到一个家族关心他自己，为他自己而自豪”[134]。为了找到自己的起源、解决“人是怎么来到世上，又与他周围事物处于什么样的关系”[135]的问题，哈利开始从语言的线索出发，寻找自己祖先的来源、家族的历史。王安忆的《纪实和虚构》则从母亲的姓氏“茹”字入手，进行了历史、文献的探究，将自己追认为北魏游牧民族柔然的后代，柔然后来统一于蒙古，之后又经历千辛万苦迁徙至江南母亲的故乡茹家溇。但是，无论是《根》还是《纪实和虚构》，都采用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即“我”在小说中的直接出场，这对小说的真实性建构造成了明显的压力。“我”构建了新的家族神话，但这种家族神话并不是绝对和权威的，而是更多地包含了一种个体对历史的塑造和认识过程。 “我”开始建构自己家族的历史或神话，试图实现精神深处的自我确认和存在的信心。“虚构一个世界与当下世界相对照，满足一下人生的各种梦想，尤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病。”[136]
哈利在小说中设置了这样一个类似的对比情境：一边是其乐融融、和平宁静的村落生活，一边是惨无人道、残酷专制的庄园生活；一边是理想化的自由非洲、温情家族，一边是意念下的黑暗美国、精神漂泊。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中断和语言的阻隔，“我”已经无法在非洲找到家的感觉。当我来到朱富雷村时，“我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内脏在搅动和翻腾的感觉；我茫然不知所措，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流亡导致了‘失语’，失语使他们的生存不得不接受‘主人的话语’（master discourse），无奈之中认同了一个不愿接受的现实，而且越是被剥夺得赤贫如洗，精神空白就越大，于是越加迫切地去重构精神世界的乌托邦。”[137]《纪实和虚构》中，王安忆已经放弃了写作神话的观念。《纪实和虚构》中记录了作家构思和创作小说时所留下的思维痕迹，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小说叙事的技巧与想象本质。小说中所描绘的茹氏家族的历史，堂而皇之，到了结尾时作者却又自我否定了这些勾勒的可靠性，强调小说包括其中的家族历史都不过是自己的虚构而已，从而从根本上瓦解了企图通过小说创作来寻找家族精神根基的方式。在《纪实和虚构》中，我们看到以个人的寻根溯源而欲解决群体、整体性的精神困惑，只能是一种悲壮的妄想。正如有评论家所描述的：“由于人类远行太久了，家园的记忆已经淡漠，回去的道路也已经衰朽，我们的一切的生存努力，都不过是在时间里，在天堂和尘世之间挣扎而已。”[138]
[1]何向阳：《夏娃备案》，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第69页。
[2]杨义：《方兴未艾的家族和家族文学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3]邓伟：《分裂与建构：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1898—19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6页。
[4]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岳麓书社，2005，第9页。
[5]杨义：《读书的启示——杨义学术演讲录》，三联书店，2007，第170页。
[6]谢有顺：《文学的常道》，作家出版社，2009，第205页。
[7]鲁迅：《鲁迅学术论著》，吴俊编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124页。
[8]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4页。
[9]李致编《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第51页。
[10]凌宇、颜雄、罗成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366页。
[11]宁宗一、罗德荣主编《〈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226页。
[12]夏雪飞：《知识分子的悲情叙述——解读余华的小说〈兄弟〉》，《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3]苏童：《自序七种》，《苏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249页。
[14]术术：《格非：带着先锋走进传统》，《新京报》2004年8月6日。
[15]李洱：《传媒时代的小说虚构》，《解放日报》2008年2月11日。
[16]陈竞：《当代小说的悲剧性叙事经验——评论家张清华在沪演讲》，《文学报》2007年11月8日。
[17]王朔等：《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第71～72页。
[18]李洱：《传媒时代的小说虚构》，《解放日报》2008年2月11日。
[19]张柠：《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322页。
[20]卢付林：《现代的召唤：走出传统伦理的困境——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五四激进文人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
[21]张柠：《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327页。
[22]冯文楼：《身体的敞开与性别的改造——〈金瓶梅〉身体叙事的释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3]冯文楼：《身体的敞开与性别的改造——〈金瓶梅〉身体叙事的释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4]赵树勤：《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26页。
[25]赵树勤：《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34页。
[26]林白：《守望空心岁月·代跋二》，花城出版社，1996，第234页。
[27]贺信民：《孽海之花 丑恶之花——也谈〈金瓶梅〉的美学价值》，《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28]谢有顺：《此时的事物》，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4页。
[29]田中阳、赵树勤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433页。
[30]宁宗一、罗德荣主编《〈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21页。
[31]谢有顺：《此时的事物》，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11页。
[32]宁宗一、罗德荣主编《〈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第22页。
[33]谢有顺：《此时的事物》，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13页。
[34]卢兴基：《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35]李时人：《〈金瓶梅〉：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
[36]宪之：《“金瓶梅”现象》，《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5期。
[37]宪之：《“金瓶梅”现象》，《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5期。
[38]邓全施：《中国反腐第一书——解读〈金瓶梅〉的一个新视角》，《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39]高旭东：《中国文体意识的中和特征》，《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40]福克纳：《我弥留之际》，李文俊等译，漓江出版社，1990，第430页。
[41]李文俊：《喧哗与骚动·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42]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岳麓书社，2005，第9页。
[43]关于福克纳及其《喧哗与骚动》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参见刘道全《中国20年来〈喧哗与骚动〉研究综述》，《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王传习《聆听与对话——论福克纳影响下的80年代中国小说》，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4；纪琳《中国福克纳研究回顾与展望》，《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2期；黄春兰《二十世纪中国对福克纳的接受》，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
[44]例如，莫言《说说福克纳这个老头儿》，《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5期；莫言：《自述》，《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莫言《福克纳大叔，你好吗？》，《小说界》2000年第5期；周罡、莫言《发现故乡与表现自我——莫言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莫言《故乡是我心灵不灭的存在——作家莫言对故乡情结的自述》，《朋友》2004年第7期。
[45]莫言：《福克纳大叔，你好吗？》，《小说界》2000年第5期。
[46]参见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
[47]周罡、莫言：《发现故乡与表现自我——莫言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
[48]莫言：《自述》，《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
[49]莫言：《自述》，《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
[50]莫言：《福克纳大叔，你好吗？》，《小说界》2000年第5期。
[51]余华：《永存威廉·福克纳》，《作家谈译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104页。
[52]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许三观卖血记〉及其他》，《作家》1996年第1期。
[53]余华：《奥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纳》，《上海文学》2005年第3期。
[54]余华：《奥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纳》，《上海文学》2005年第3期。
[55]俞利军：《在喧哗与骚动中活着——福克纳与余华比较研究》，《美国研究》2001年第4期。
[56]俞利军：《在喧哗与骚动中活着——福克纳与余华比较研究》，《美国研究》2001年第4期。
[57]苏童：《自序七种》，《苏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247页。
[58]苏童：《答自己问》，《苏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239页。
[59]阿来：《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的演讲：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阿坝阿来》，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第159页。
[60]韩少功：《第一本书之后——致友人书简》，转引自王干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58e6501000ajr.html。
[61]马原：《马原写自传》，《作家》1986年第10期。
[62]贾平凹、张英：《地域文化与创作：继承与创新》，《作家》1996年第7期。
[63]例如，李锐《经久耐读的福克纳》，《艺术世界》1993年第6期；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64]卢卡契：《托尔斯泰和西欧文学》，《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53页。
[65]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Faulkner， edited by Joseph Blotner， New York， Random House，1977，p.348.转引自李维屏《英美意识流小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第188页。
[66]李维屏：《英美意识流小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第194页。
[67]莫言：《福克纳大叔，你好吗？》，《小说界》2000年第5期。
[68]苏童：《自序七种》，《苏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247页。
[69]莫言：《超越故乡》，《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232页。
[70]张炜：《张炜自选集·融入野地》，作家出版社，1996，第5页。
[71]苏童：《自序七种》，《苏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246页。
[72]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岳麓书社，2005，第37页。
[73]阿来：《阿坝阿来》，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第157页。
[74]莫言：《超越故乡》，《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245页。
[75]李维屏：《英美意识流小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第203页。
[76]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三联书店，2003，第157页。
[77]莫言：《超越故乡》，《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251～252页。
[78]莫言：《超越故乡》，《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246页。
[79]莫言：《超越故乡》，《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249页。
[80]莫言：《超越故乡》，《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247页。
[81]苏童：《自序七种》，《苏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246页。
[82]参见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三联书店，2003，第166～167页。
[83]萨特：《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哗与骚动〉》，见李文俊编《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164页。
[84]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三联书店，2003，第168页。
[85]廖白玲：《〈喧哗与骚动〉：一个现代寓言》，《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86]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三联书店，2003，第148页。
[87]周政保：《“落不定的尘埃”暂且落定——〈尘埃落定〉的意象化叙述方式》，《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4期。
[88]田中阳、赵树勤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334页。
[89]田中阳、赵树勤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409页。
[90]宋剑华：《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的原罪意识》，《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91]赵晓丽、屈长江：《死之花——论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昆丁的死亡意识》，《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1期。
[92]李维屏：《英美意识流小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第205页。
[93]宋剑华：《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的原罪意识》，《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94]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转引自宋剑华《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的原罪意识》，《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95]张柠：《没有乌托邦的言辞》，花城出版社，2005，第13页。
[96]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岳麓书社，2005，第223页。
[97]宋剑华：《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的原罪意识》，《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98]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岳麓书社，2005，第184页。
[99]摩罗：《原罪意识与忏悔意识的起源及宗教学分析》，《中国文化》2007年第2期。
[100]摩罗：《原罪意识与忏悔意识的起源及宗教学分析》，《中国文化》2007年第2期。
[101]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54页。
[10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50页。
[103]张志忠：《现代人心目中的罪与罚——〈大浴女〉与〈为了告别的聚会〉之比较兼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命题（下）》，《长城》2004年第3期。
[104]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26页。
[105]摩罗：《原罪意识与忏悔意识的起源及宗教学分析》，《中国文化》2007年第2期。
[106]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26页。
[107]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37页。
[108]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55页。
[109]〔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8，第3页。
[110]摩罗：《原罪意识与忏悔意识的起源及宗教学分析》，《中国文化》2007年第2期。
[111]娲娲：《原罪·题记》，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
[112]娲娲：《原罪·作者续言》，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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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韩少功：《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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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莫言：《阅读与人生》，《中国德育》2008年第10期。
[117]韩少功：《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第219页。
[118]田中阳、赵树勤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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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周伦佑：《中国当代文学向何处去？——二十一世纪汉语文学写作面临的困境与选择》， http：//www.slide-door.com/Html/guandian/1344461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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