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写作过程

本书基于我的博士论文修订完善而成。最初对这一主题萌生兴趣是我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就读博士学位期间。作为立法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法律制度到底应当如何与社会需求相匹配、立法者到底如何才能寻找到两者相“衔接”的关键节点成为我博士阶段一直加以思考和探索的重要主题。主要原因恰如前文所述，立法资源如此宝贵而有限，立法者到底应当如何在既有约束下对特定时期社会问题所联结的资源和利益进行甄别、筛选和排序，从而科学地回应社会变动是一个具有基础性、源头性的核心命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考察有助于我们完整分析和把握法律制度变迁的发展脉络，以更加深刻和透彻的视角把握法律制度生长和运行的内在机理。但立法活动与社会变革两者间的互动机制如此复杂和深奥，在具体的研究中需要寻找到一个重要支点作为问题挖掘的入口。在研读大量相关中外文献，并结合对立法实践的观察之后，媒体报道焦点事件这一现象作为反映社会变化与立法活动的重要“触点”进入我的研究视野。循着这样一个思路，我将研究对象限定于由媒体作为重要驱动力量，推动法律规范立、改、废的“回应型立法”现象。

本书初稿形成于2013年至2014年，彼时恰逢我通过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项目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习访问。法学院的Anne Joseph O’Connell教授作为合作导师详细介绍了美国行政立法中媒体的角色和影响，还为我引介了 William Eskridge教授有关动态法律解释的研究，以开阔我的学术视野。Kevin J.O’Brien教授建议我从立法机关的角色和功能进路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对我帮助和启发最大的两位教授是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的Robert A. Kagan教授和Rachel Stern教授。Kagan教授多次启发我借助政治学的视角和理论来理解媒体和立法互动现象的作用机制，并以极为亲切和耐心的态度多次与我详细讨论研究计划。Stern教授则对本书中的实证研究部分提供了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在随后的核心章节写作过程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Stanley Lubman教授、德国科隆大学法学院的Björn Ahl教授也给予了诸多宝贵建议。

本书的修订过程主要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协会担任ASLI研究员期间完成。亚洲法律协会的Gary Bell教授、TAN Kevin Y L教授从比较法视野对于“压力型立法”现象提供了许多启发。在与我同期访问的来自泰国的Vicha Mahakun教授、来自澳大利亚的Ezieddin Elmahjub博士以及来自印度尼西亚的Linda Yanti Sulistiawati博士的交谈中，也让我对这一问题获得了比较法路径下更为丰富的认知，为今后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最后，我还要对中国法制出版社的马金风编辑和张海洋编辑表示衷心而诚挚的感谢。两位编辑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工作。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两位编辑展现出专业的出版素养和敬业精神，在此深表感谢。

希望本书能从议程设置的视角为读者理解我国法律制度的变迁脉络和发展规律，尤其是法律制度与社会变革的互动机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张欣

2018年3月5日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