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危机管理报告(2014)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二、高蹈的唯美主义

与不充分的纪实性相应的,则是极为显著的唯美主义倾向。唯美主义艺术观的主要理论根源是德国古典美学,特别是康德与席勒的美学思想。概而言之,可以归结为创作自律、纯粹审美经验、艺术无功利,以及那句广为人知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在观念上,唯美主义属于典型的精英文化范畴;在实践上,唯美主义也可被视为文化精英改造社会的一种理念,这集中体现于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化精英致力于“生活的艺术化”。用著名文艺理论家沃尔特·佩特的话来说,是“以艺术的精神对待生活”Pater, Walter, Appreciations, London:Macmillan,1924, p. 62.。唯美主义运动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尽管唯美主义者在观念上倡导精英文化(他们本身也大多隶属于精英阶层),但他们却坚持不懈地向流行文化与日常生活靠拢,从而带来了这样的后果:尽管唯美主义主要是一种文艺思潮,却往往在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内产生影响力。例如,著名的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即因频频关注服装、家居、装饰等寻常可见领域的美学化,而广泛受到学生、工人和普通市民的欢迎。参见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便不难理解20世纪80年代各种电视纪录片、专题片乃至电视剧的唯美主义倾向了。当时的电视从业者对画面“美感”的重视,显然远远甚于其对“真实性”的重视,以《话说长江》为代表的风光类电视专题片的造型、光线与色彩的设计,在当时的标准来看,已达到“大片”的水准,远远超出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电视制作“应有”的水平。电视剧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大部分广受欢迎的电视剧均改编自古典文学名著,如《西游记》、《红楼梦》、《四世同堂》和《围城》等。“忠于原著”成为判断一部电视剧文化品位的重要标准。当时广受欢迎的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即使放在20多年后的今天来评判,也可算是精品(见图2—3):36集电视剧总计拍摄了3年,其中有大量时间用于对非专业演员进行培训;全剧主题歌与插曲的歌词全部来自原著中的诗词;人物的对白也几乎与原著中带有文言色彩的语言相一致;而人物的造型更是精致到不计成本的程度——有网友统计过,在总计36集电视剧中,仅王熙凤佩戴的头饰就出现了20余种,每一种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语境。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49f9821c010006hl.html。

图2—3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剧照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文化的唯美主义倾向,一方面与当时电视创作者普遍呈现出的人文主义精神面貌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美学热”在大众传媒领域的体现。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学热”在接下来的十余年时间里,从一个学术讨论的话题,泛化为一场全民运动。至80年代中期,朱光潜的主客体统一理论与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甚至成了整个人文科学的领导性思潮。美学专著和美学译著几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美学成为人文科学领域的显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西方一些非美学领域的学术著作,在译介为中文的时候,也被扣上了美学的帽子。比如,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The Elements of Semiology)在某出版社出版时,标题竟成了《符号学美学》。参见 [法]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在今天来看,这场“美学热”促进了文艺界对“独立性”的追求,“美”成为一种自洽的存在,而承载“美”的文本——包括电视剧和纪录片的创作——也拥有了一套使自身不必依附于其他话语生存的专业理念。有学者即提出,“(文艺的)认识功能和政治工具功能让位给一种更普遍、更抽象、更感性化的功能,即审美功能……(文艺)不是知识,更非政治,它诉诸人的感性”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243页。。尽管这一时期的电视剧纪录片和专题片在题材上带有浓烈的本土化色彩,无论长江、运河还是唐蕃古道,都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之中,但在形式上,这些作品都充斥着唯美主义的气息,体现了当时的文化精英借助美学来实现对日常生活的改造。

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与艺术作品。至1987年7月,中国电视观众人数已达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6%;而1978年时,全国才只有8000万电视观众。另外,电视观众接触电视的频率,也高于报纸和广播。参见郭镇之:《中国电视史》,240页。用古典、雅致的美学来改造电视,将电视纳入精英文化的范畴,使之成为社会启蒙的工具,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从业者共同的理念。这一观念即使在文艺界之外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著名科学家雷天觉,就对电视开启民智的功能抱有极高的希望。他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做过如下发言:“我们应该将电视系统变成一个开发民智的巨大工具……我们的节目要以教育为主……每周在9点至11点演三场娱乐节目,其余应全部是教育和知识节目,在这种电视影响下的孩子一定聪明活泼、知识丰富,他们会很小就懂得很多现代事物。”转引自郭镇之:《中国电视史》,242页。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启蒙的话语、现代性的话语。电视的巨大影响力在使知识精英感受到惊慌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一个勾勒现代性乌托邦的平台。

在以纪实精神为核心的媒体专业主义“占领”中国电视之前的短暂的十年间,美学扮演了电视领域专业意识形态的角色。这个时候的电视节目内容(主要是电视文艺),被赋予了一种想象性的解放功能,它表面上强调了形式的独立性、美的普遍性、感性的合法性,实际上则传递了文化精英将大众的日常生活艺术化的企图。

在以纪实精神为核心的媒体专业主义“占领”中国电视之前的短暂的十年间,美学扮演了电视领域专业意识形态的角色。这一时期电视节目内容仍是一种超越电视媒介形态的相对独立的存在,是文化精英的审美趣味在大众传媒领域的延伸。不充分的商业化和官方话语在文化生产领域的让步是这一特殊状态得以延续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原因。这个时候的电视内容(主要是电视文艺),被赋予了一种想象性的解放功能,它表面上强调了形式的独立性、美的普遍性、感性的合法性,实际上则传递了文化精英将大众的日常生活艺术化的企图。

至80年代末,在复杂的社会条件的制约下,美学热逐渐消退。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高蹈的审美情趣与精致的艺术形式被世俗的趣味与商业化的文艺垃圾所取代。参见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245页。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尽管唯美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倾向依然在我国的电视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如李少红导演的一系列电视剧,以及离我们很近的《舌尖上的中国》),但整个80年代洋溢着的美学气质已经不复存在了。